我为什要倡议起诉毛泽东
铁流
“有人说毛泽东都死了三十五年还起诉他干什么？有何作用？”是的，这个一心想“万岁”的暴君死去了几十年，可他的“思想”没有死，“精神”没有死，他的头像至今还挂在天安门楼，他的孝子贤孙大有人在。不少政治野心家和中共党内极其顽固的左派，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他不散阴魂反对箝制党内外的改革派和民主派，企图扭转时代前进的车轮。现在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拐点：是继续坚持邓小平同志的“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改善提高国计民生生活水平”的“改革开放”民主社会主义建没之路，还是回到三十年前毛泽东“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贱踏宪法，残害生命，以言治罪，烂杀无辜，独断专横的法西斯老路？
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共当权者必须正视历史，彻底和毛泽东切割，逐步地有限地开放舆论，建立和键全党内三权分治的制衡机制，然后加大民主进程扩大到党外群团。这条创新思维的建国之路’必然有风险、有争论、有起伏，有斗争，但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就会民富国强开万世太平。至于在前进路上所出现的一些失误，例好分配不公，官员贪腐，权钱交易等诸多弊端，究其原因是毛泽东专横体制未彻底清除所留下的怪胎，决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为此，要深化改革开放中共应加快与毛切割，摒弃其一切歪理邪说，否则受其干扰。
现在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毛派分子上下勾结串通一气，以高举红旗为名，大搞“尊毛去邓”的复僻活动，公开叫嚷为“四人帮”翻案，“打倒现代走资派”，重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近来他们借用毛派老巢的“乌有之乡网站”，在全国发动所谓的“公诉汉奸、卖国贼茅于轼、辛子陵”的违法活动，大有“黑云压城城有摧”之势。他们不是在“公诉”茅于轼一人，是在“公诉”全国五十多万受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亡灵和倖存不多的老人。同样，他们不是在“公诉”辛子陵，是在“公诉”党内所有的民主派和改革派。据我所知辛子陵先生这部《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是受邓小平遗愿影响而写成的，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都看阅过，没有一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贱”。今天乌有之乡一伙毛派分子敢如此含血喷人，定有暗藏在高层里面个别毛左在支持。这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难以容忍。
这些躲藏在高层里面的个别毛左人物，为了抢班夺权进入十八大领导班子，借用纵用乌有之乡一帮利令智昏的狂热分子，制造了这个“公” 闹剧”，企图再次把全国人民拖入红色血腥的争斗旋窝。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又是 “人相食”的可怕年代！
那个年代全国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币情况下，他个人却拥有1.4亿元巨额存款，是毛中国第一首富。毛在农民饿死三千七百多万的恐怖大饥荒时期，居然耗费巨资在全国各地为自己修建豪华行宫，仅韶山滴水洞就耗资一亿多。如果把用于毛建造豪华行宫的钱用于购买粮食，三千七百多万饿殍就可以活下来。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在全国有61座！毛泽东剥夺了全国作家创作的稿费，自己一人却独占巨额稿酬，文革期间全国印刷机构差不多在为他一人服务，疯狂印刷毛选毛著、红宝书、毛画像、毛像章，然后用行政手段要求全民必须购买。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为了谋求第三世界的“老大”,不惜慷国民之慨，超出国力援助亚、非、拉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即使是在饿死几千万农民的大饥荒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本来应该用于中国人救命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流氓国家。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如果把大饥荒时期的外援用于购买粮食，三千七百万饿死的农民一样能够活下来。阿尔巴尼亚是“躺在中国人身上过日子”的国家。1954年以来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也就是平均40个中国人养活一个阿尔巴尼亚人。
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物资却肆意挥霍。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是谁给了毛泽东穷奢极欲瞎折腾的权利？是毛泽东创制的特权专制体制！
一位历经毛泽东灾难年代的网友，以自身经历告诉80后的年轻人他写道：“别以为毛时代只有三年大饥荒时期才会饿死人，人民才会饿肚子。三年大饥荒时期是大批量饿死人，整个毛中国时期饿死人的现象一直没有间断过。多数人尤其是农民长年吃不饱肚子，依靠今天连猪狗都不吃的野菜杂粮充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普遍景观。本人成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童年时期的主食是稀粥和“杂碎代粮饭”，稻米不到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是掺杂的红苕、芝麻叶、萝卜、蓝瓜、黄荆树叶，且只能吃个半饱；米饭和面粉是过大年和来贵客时才能偶尔享受的奢侈品；有两年居然靠上山挖野葛、蕨根和吃今天只能做肥料的带壳花生炸油后留下的渣饼为生。那时的多数小孩因为吃了大量没营养的“代粮饭”，一个个瘦削的小腿上挺着个大肚皮。
本人生长于长江中游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生活水平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自然条件恶劣水旱频仍的贫困地区了。后来作了副总理的万里在七十年代去安徽一户农家走访，发现此家的两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居然蹲在地上不起来迎接大领导？陪同的地方官感觉这太没礼貌了，就催促两女子站起来，这时才异常吃惊的发现大姑娘下面没穿裤子……那时的安徽农村大姑娘没裤子穿远不止这一家。另一户农家让万里看孩子，竟然从灶上取下铁锅，两个赤身裸体的儿童在严寒的冬天煨在灶膛的火灰里取暖。八０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大多养尊处优，肠胃吸引功能远不如我们那代人。如果让他们回到毛时代，根本无法从野菜杂粮中吸收到必须的营养，就算不是大饥荒时期也会大批饿死冻死。”
另外，文化生活异常单调贫乏。“没有舞厅、没有歌厅、更没有茶室咖啡馆。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为“封、资、修毒草”，要看书只能看毛选和毛语录；年轻人若胆敢看言情、武侠小说，一经发现就会被“举报”，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坐牢甚至枪毙。除此之外，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收音机整天叫嚷红歌毛语录，不得收听外台，否则就是坐牢枪毙的大罪；电影戏剧只限于“八个样板戏”。别说“八个样板戏”无任何艺术品味，就算真个是高质量艺术作品，没完没了地重复看下去也会味同嚼蜡。
还有，个人行动自由完全被剥夺。农村青年只能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没日没夜按村官的指令超负荷劳作，外出或进城要村官出具“介绍信”，否则寸步难行。没有“介绍信”任何城镇旅店都不敢留你住宿。村官不批准你也领不到“粮票”，没“粮票”你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钱买到吃的东西。
城镇青年的一举一动则受到街道居委会的严密监督管辖，想外出或去别的城镇没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介绍信”一样寸步难行。婚姻恋爱基本不能自主。个人婚姻多靠“组织”安排或事先要向“组织”请求报告，谈个自由恋爱要冒坐牢风险。八十年代有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女主人公的姐姐和村里一位男青年谈恋爱被人“捉奸”，姐姐投寰上吊；男青年被抓去坐牢。毛中国的基层“组织”尤其热衷于跟在有“恋爱嫌疑”的男女身后“捉奸”，一旦被“捉奸”不是自杀就是批斗、坐牢。童年时期有一位在炎夏时节每天来我村挨家挨户出诊送药的陈医生深爱村民爱戴，可有一天突然不见他来出诊送药了，过几天也没来？焦急的村民以 为他在路上被狼吃了，就去上面反映，没想到未婚年轻医生犯了“作风错误”，被人“捉奸”了，放下听诊器戴上手铐进了监狱。
在没完没了的造神仪式和无聊庸长的大会小会。若是生长在毛中国，年轻人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他所在的基层组织会堂向毛主席画像请示一天的所思所想所行，向毛主席表决心。晚上一天的劳作结束后还要来到同一地点向毛画像汇报全天的言行举止和思想动态，就是生病卧床也不得例外。在难得的劳作间隙，你也不可能呆在家里休息，得去会堂开会唱红歌表决心，或是集中学习毛选和毛语录。广大农村根本没有农闲时节。秋收后的农闲时节男性农民得卷上铺盖背井离乡，去遥远的异乡改河道修大寨田，严寒的冬天繁星朗照时就吹响了上工号，在工地上强忍饥寒劳作两个小时天还不见亮；自家庭屋则住满了外地民工。城镇职工虽然有法定的周末和节假日，但这些节假日大多被开会、学毛著和没完没了的政治活动所侵占
你想自由自在度假是不可能的，出门旅游更是连想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的梦想。还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害得人人自危互为仇寇。毛泽东崇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为毛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毛中国的政治迫害摧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亲情友情，为了表忠或自保，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为敌，多数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是担心被人陷害揭发；就是以攻为守去迫害诬陷他人。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信任荡然无存，昨天的朋友亲人今天就有可能站出来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我是三代穷人出身的童工，是成都解放第一批参加革命的干部，曾经是个狂热的拥毛分子。我反对毛泽东，主张倡议起诉毛泽东，绝非是因一篇“干预生活”8800字的小说被关押23年，家破人亡，继母饿死的个人恩怨，而是六十年来所见所闻形成的爱恨观念。前30年民族历经大灾在难，人民生活在极其痛苦中，后30年倾逢改革开放，我整个家族计三十余口与全国人民一样能吃饱穿暖，并且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表达权。所以我仇恨毛泽东，绝不允许他的黑恶势力捲土重来，国家民族再回到啼饥号寒年代。为此批毛揭毛是自负的历史使命，纵掉头断脑在所不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