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回忆：敢死队队员

  89年64已过去22年，它至今仍是中国政府的禁忌，而在海外的华人，到是看
到很多关于六四的文章，中间包括很多前学生领袖等的回忆录，这儿俺给大家
讲的是一个普通人，俺的室友小陈、一个因为机缘而参加过那次运动，并加入
过守在天安门广场路口的敢死队队员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那些路口正是死
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国政府宣布的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地，那些人试图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挡住军队的前进，在那次事件之中，正是他们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我觉得我们应当记住他们。
 
   我当时在中国西部某公司设计院工作，住的是公司的单身宿舍，跟我住一起
的室友小陈，大学毕业刚两年，也被分配到设计院工作。那年5月初，设计院派
他和另一位工程师老李一起去北京出差。当时，报纸、电视上天天都在报道北
京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绝食的情况。小陈和老李到北京出差，主要工
作是同某项目合作单位交流、了解双方技术参数之内的事情。当他们有空时，
因为住在招持所，离广场也不远，所以也经常去天安门广场，当然，太里面的
学生绝食区是进不去的。而在外面，经常看到有学生模样的人在脖上挂了个自
制的捐款箱，边讲演，边筹款，但演讲时口才好的并不多，经常演讲的学生说
几句就卡壳了，当到不知到该说什么时，就高呼几句"我们要反腐败，反官倒"
等口号。而北京市民也非常理解这种情况，并纷纷解馕相助。小陈那时的感觉
是：似乎整个北京市的市民都被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所支配着。平时的一些陋习
也没有了，特别是在政府宣布军管以后，人与人相互之间有冲突时都比较容易
和解，生怕因为自己引发的冲突最后都推算到学生头上，给政府以借口军管。

   在宣布戒严后，准备入城的军队被约十万自发的北京人挡在几个入城的路口
处，(以后的十多天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几个路口处也有人将公交车横在了路
中央，希望用它来挡往军队，小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当然说他是跟去看热闹
也对，有人意识到：用这个办法来阻挡军队有效果，但问题是市民们不可能都
24小时守在那儿，都需要回家吃饭，睡觉。于是有人就自发组织起来，为了使
自已显得酷一点，也更有力吸引年轻人参加整过夜晚的守夜活动，这个自发组
织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敢死队，其主要想法是：军队多半会在半夜行
动，如果军队前进，敢死队用人墙的办法，以非暴力方式在路上挡往军队前进。
当小陈知道后，也是因为刺激，觉得也应该尽一分力，同时也被一腔热血所驱
动，以后的每天晚上，也去木樨地的路口，签上了自已的名字，加入敢死队的
第二队。当时那个路口的敢死队为两队，每队约一百人，自愿参加，去了在一
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及单位等，以防真的死了找不主、搞不清死的是
谁。有军队来时第一队挡最前面，敢死队第一队的标记为：一根套在自已头上
的红绳。第二队的标记是一根红绳套在左臂上。当然在有军队行动时还有人去
广场叫守在那儿的学生们增援。于是在那以后的几天，小陈都在晚上9点过，
赶去路口，签上名字后和那儿的同伴一起，一直守到天明才回招待所睡觉。睡
到下午，起来后才去合作单位去逛一逛。实际上合作单位也没有多少人在工作，
大多数都到天安门声援学生去了。

  再说同小陈一起去北京的老李，碰到这么大的事也没闲着，刚开始也是到处去
看热闹，得知小陈晚上参加敢死队守夜，也对小陈说：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热情。
可随着局势的发展，老李开始不安起来，老李是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经历过文
化大革命，所以知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呆在北京，叫小陈不要再去路口
守夜，他也不会听，给小陈说军队有可能会开枪，他也不信。于是老李给设计院
领导打了电话，说要回家，领导也是觉得在那时有本单位的人在北京也不放心，
所以很快就同意让他们回来。于是老李自己到北京西站买了两张回成都的座票。
北京到成都当时要走36个小时，平时出差，那是一定要买到卧辅才走，这时老李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有票就好，最重要的是赶快离开北京。老李回到招持所时，
小陈还在睡觉，于是叫醒小陈，给他说：收拾东西今晚回家，小陈虽说有点不乐
意，但也知道这是工作。于是他们两人于6月1日登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小陈回到宿舍，给我们说起他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大家都很羡慕，但当晚64事
件发生后，谁也没有再提小陈的事，小陈自己也又是遗憾又是庆幸：遗憾自己最
终没有守到那一刻。也庆幸自己逃过了那一劫。64之后，朋友们都把收听美国之
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消息来源。其中一个寝舍的朋友还将收音机接上大喇叭，
对着窗户外，在上班时人最多时播放，结果公司领导赶快叫停。但那段时间，下
班后回去，收听美国之音是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事过太久，自己也不是当事人，也只能想起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