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经学通论》摘录(2)

经学导论

1.1

     所谓经学,简言之,即传授与研究儒家经典之学。

所谓儒,在上古之时本是巫、史、祝、卜的通称,尔后成为孔子学术流派的专称,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又逐渐演变而成读书人的通称。

巫、史、祝、卜,其所执掌,细言之,虽然有别;要言之,则不外乎沟通天地神人。所谓沟通天地神人,也就是原始宗教之所事事,比如天旱而求降雨、人死而祈安魂;庙算胜负、龟测吉凶等等,皆其所司。自从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天旱而求雨,成为社会最为重要的需求。“需”字从“雨”、从“天”,象征雨从天降,正求雨之意。作为一般“需求”之意,当从“求雨”之意引申而来。“需”是“儒”的本字,“亻”旁后加,用以区别“求雨”的行为与“求雨”的人员。换言之,所谓“儒”,也就是“求雨者”的意思。巫、史、祝、卜的执掌既然包括“祈神求雨”,因而得以通称之为“儒”。章太炎《原儒》:“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舞旱者以为衣冠。鹬冠者,亦曰术氏冠,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章氏所释“儒”,大抵也是“求雨”之意。征引“鹬”字之意与庄子之言以为佐证,尤其精辟。或以为“需”的本字从“雨”、从“人”,象征“人待雨”。与“求雨”之意相合,亦通。

就今日的观点而言,儒所执掌难免愚昧无知、荒唐不经之讥。处上古之世,则绝对不然。扬雄《法言》:“通天地人曰儒。”所谓“通天地人”,就是兼通自然与人类社会。《周官·天官》:“儒以道得民。”所谓“以道得民”,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而为民所信服。两书所云,皆儒曾总领学术知识、引导文化潮流之证。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 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虽属上古传说,未必可尽信,然据以推测帝颛顼乃是集巫术与王权为一身的领袖,亦言之成理。自帝颛顼以降以至于商,巫、史、祝、卜始终在文化与政治领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周人对鬼神的信仰热忱似乎不如商人,故周取代商之后,巫、史、祝、卜之政治地位渐趋下流。巫史之功能亦渐有别。巫主祈福禳灾、吉凶祭祀;史掌君主言行之记录与邦国文献之编撰。

自周以降以至于今,史的名称或有变更,其所执掌则始终存在,巫则每况愈下,渐渐不可与史同日而语。据《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治邺之时投巫于河之事可知:至少在战国之初,巫不仅已非朝廷命官,而且已经沦为江湖黑道。西门豹之治邺,上距孔子之死,不出60年。巫之从朝廷命官沦为江湖黑道,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致。由此推测,巫的政治势力与地位在孔子之世想必早已彻底沦丧。《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礼与乐,皆因祭祀仪式需要而兴,属于巫的执掌范围。所谓“礼乐废”,正是巫在当时已经沦亡之证。儒术的核心,原本在祈福禳灾与吉凶祭祀而不在文献编撰,因而不妨视巫的沦亡为儒术的沦亡。

《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三十五岁之时避难居齐,齐景公有意用孔子,因晏婴如下一席话而止:“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婴所言,亦可证儒术在孔子之世早已不合时宜。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所云,也是儒术之势在当时早已灰飞烟灭之证。

儒术既然早在孔子之前沦丧殆尽,孔子为何于儒术情有独钟?《论语·述而》:“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可见孔子自以为出于生性好古。如果进一步问:为何生性好古?或者可从孔子的家世寻得答案。孔子本宋微子之后,宋微子为商纣王之庶兄,周灭商,封微子于宋以继商之社稷。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死之前对弟子子贡道:“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之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死前对子贡的这席话,显然不仅是吩咐子贡以商人的葬礼殡葬自己,而且也分明表明自视为商人之裔。儒术在商代大盛,至周而渐衰,孔子既然自视为商人,其对儒术之深好,或当出于对其祖先文化遗产的追寻。

       孔子虽然终身鼓吹儒术,晚年更致力于修补与校订残缺不全的先儒著述,然而孔子与先孔子之儒毕竟有别。区别何在?《马王堆帛书·要》:“子曰:‘…… 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孔子所谓之同途殊归究竟何所指?从《论语》可以窥见一斑。《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然认为儒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可见孔子并不从道德上与儒家认同,只不过视儒术为一种可取的职业或者技能而已。此同途而殊歸之一。《论语·雍也》:“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以上引文足证孔子之不信鬼神。通鬼神为儒术之核心,而孔子弃之;诗书礼乐不过是先孔子之儒通鬼神的工具或附带产品,而孔子取之。此同途而殊歸之二。要言之,自孔子之后,所谓儒家,大抵以鼓吹仁义、礼治与传播诗书为主流。仍旧以通鬼神为其学术核心者,从而被别称之为阴阳家,虽然所谓阴阳家者,其实本是儒家之正统而且大都依然自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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