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1. 书
3.1.5
然而，古文《尚书》的好景不长。王莽的新朝不旋踵而亡，继起的东汉开国之君刘秀是今文《尚书》的信徒，他选择今文《尚书》家欧阳派的学者桓荣为太子的师傅。太子即位为汉明帝，又特别尊宠师傅，桓荣一家接连三代为五皇帝之师，授业于桓氏的弟子数以千计，得以贵为公卿者不胜枚举，桓氏一门之盛，古今无匹。东汉后期，桓氏弟子杨震又是一连几代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以至有“关西孔子”之号，可见当年声名之赫赫。 故终东汉之世，古文《尚书》始终未得立于学官。
不过，经过王莽与刘歆的提倡，古文《尚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东汉却日渐增高，不仅流传渐广，而且开始有人为其撰写著作。据《后汉书·儒林传》，东汉初年古文《尚书》学者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不过，对古文《尚书》流传功劳最大的，却要数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四人。杜林自幼从父受业，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古文《尚书》。新朝末年，天下大乱，杜林避难陇西，在陇西偶然获得一卷漆写的古文《尚书》，如获至宝。东汉建立之后，杜林在京城洛阳朝廷为官，结识了朝廷中另一位研究古文《左传》的学者郑兴，两人共同提奖古文家派的经学，致令古文经学在学术界大为盛行。当时另有一位古文《尚书》学者卫宏以及卫宏早年的弟子徐巡，因佩服杜林的学问，都拜杜林为师。卫宏还曾研究过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上的古文字，写成一本古文字学的专著《古文官书》。也许因此之故，后世有些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只是那一卷漆书，或以为东汉盛行的古文《尚书》出自杜林而不再是孔安国传下来的古文《尚书》。这两说其实皆不能成立。杜林早在获得漆书之前就是古文《尚书》专家，而且漆书只有一卷，较当时流传的古文《尚书》更加残缺不全，杜林断无因获得一卷漆书就放弃以前所学之理。杜林也不具备一手遮天之势，可以用其所得的一卷漆书取代业已流传二百多年的、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此外，晚于杜林的东汉古文《尚书》学者一概认为其所学、所传，皆为孔安国所献者，并无一人声称其所学、所传者为杜林所得之漆书。不过，如此这般说，并不排除杜林等人曾用漆书对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作过校对订正的工作。换言之，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也许可能同孔安国的“隶古定”本稍有文字上的出入。
同杜林一样，贾逵也是家学渊源，其父贾徽曾师从涂恽学习古文《尚书》。贾逵博通今古文之学，是打破今、古文家派界限，兼通今、古文各经的大学者。他起初传授今文《尚书》，依据大夏侯家的版本，后替古文《尚书》作训（“训”，即“注释”），采用杜林所传授的版本。贾逵既无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故所著古文《尚书训》，兼采今、古文家之说，间下独到之见，从而开创不墨守一家之师说的学术风尚。自贾逵之后，东汉古文《尚书》学者皆效仿贾逵旁徵博引、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态度。东汉明帝时朝廷效仿西汉成帝、哀帝之例，作过一番整理皇室藏书的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恰是贾逵与《汉书》的作者班固。整理完毕之后，班固根据刘歆《七略》与整理的结果写成《汉书》的《艺文志》；贾逵则仿刘向《别录》之例，写成一部摘要，也取名《别录》。贾逵的《别录》今佚，其中关于《尚书》的简介见诸唐代学者孔颖达主编的《尚书正义》。据《汉书·艺文志》可知，今文《尚书》的版本无论是欧阳家还是大、小夏侯家，在东汉明帝之时皆与刘歆之时相同，没有变动。而皇室所藏之古文《尚书》，却由五十八篇变为五十七篇，因古文《尚书》“逸书”中的《武成》篇在东汉初期遗失。至于民间的古文《尚书》，则从来仅有三十四篇，“逸书”并不在其中。
汉明帝去世之后，贾逵一再向继位的汉章帝推荐古文《尚书》，汉章帝遂令贾逵比较古文《尚书》与三家今文《尚书》的版本，写成一部《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成为第一部沟通今、古文《尚书》的著作。汉章帝还在建初四年于白虎观召集一次大规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既有今、古文家学者，也有如贾逵一样兼通今、古文两派的学者。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总结编成《白虎通义》，亦简称为《白虎通》。白虎观学术讨论会进一步促成今、古文家派的交流，从此，两派之争走向低潮，综合今、古文两派之见逐渐成为时尚。建初八年，汉章帝采纳贾逵的建议，令各今文家学者选派一名高足学习古文《尚书》与古文《左传》，并授官职予师从贾逵习古文经的弟子。于是，古文家派虽不曾立于学官，却终于取得了等同今文家派的政治地位。
继贾逵之后，古文《尚书》学派复经马融、郑玄的鼓吹而终于后来居上，彻底压倒了今文家派。马融附会董仲舒三纲五常之说为孔子学术，以孔子之见，未必不为“小人儒”。不过，当时人却以“大儒”目之。之所以得“大儒”之称，原因有三：其一，学问渊博。马融是历史上第一位对《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等儒家主要经典皆有著作的学者。其学虽有庸俗可讥之处，亦不乏精辟之见。比如，马融发现不仅先秦各著作所引《尚书·泰誓》的文字一律不见于今、古文《尚书·泰誓》，而且先秦引文同今、古文《尚书·泰誓》在文体上亦不相同，从而论断今、古文《尚书·泰誓》系后人伪作。马融不仅为对《尚书》内容真伪质疑的第一人，其论证手段也为后世研究《尚书》与其他经典著作所取则。除儒学之外，马融还曾注《老子》、《淮南子》与《离骚》，可见其博，不以儒家学术为限。其二，文彩飞扬。马融不仅为经学家，而且为文学家，赋、颂、碑、诔、书、记、表、奏、对策、七言诗歌等等各种文体，无所不能。其三，弟子众多。卢植、郑玄等名家、大家，皆其高足。
郑玄，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少时为乡啬夫，非所愿，后弃吏而入太学，先后学习各种儒家经典以及算术、历法。自以为函谷关以东没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了，遂西入关，通过卢植的介绍拜在马融门下。据《后汉书》的记载，马融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上课时还居然有歌女舞女表演，如此排场，较之董仲书的“下帷讲诵”，有过之无不及。卢植有幸得为马融入室弟子，侍讲多年，从来不曾瞟一眼歌女舞女，因而深受马融的气重。郑玄没有这份运气，投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马融一面，只有听马融入室弟子转述的份。然郑玄不以为耻，日夜诵习所闻，未尝懈怠。一日，马融同高足探讨天文图像，需要善算术者，听说郑玄精于此道，遂召郑玄登楼与会。郑玄乘便向马融请教多年积累下来的疑难，问毕即告辞东归，令马融徒生相见恨晚之叹。
郑玄回归故里后名声大著，拜在郑玄门下者数以千计。东汉末年先后发生两次所谓“党锢之祸”，因士大夫、学者联合反对宦官，被宦官指为结党为逆。但凡被指为党人者，重则迫害致死、逮捕下狱、流放边疆，轻则罢官、禁锢。郑玄亦因名列党人而遭禁锢，遂闭门著书，于儒家各经大抵皆有注释之作，于古文《尚书》自不例外。郑玄的注释大都不拘于一家之说、一派之言，而是旁徵博引、融会贯通，于前人之学，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故自郑玄之注释出，古文《尚书》遂形成贾逵、马融、郑玄三派鼎立的局面。久而久之，贾、马两派皆亡而郑玄一家独盛、历千馀年而不衰。不过，郑玄对古文《尚书》的讲解不仅搀杂了今文家的观点，而且也混入一些“纬书”的说法，故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虽然还是用的孔安国传下来的版本，其观点和研究方式却已与西汉以及东汉初年的古文《尚书》家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