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饶毅奇文
恺钜认为，饶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以史为鉴：转基因的“狼来了”几次了？》，故意混淆了研究和普及的概念。这是一种常见的偷梁换柱的诡辩手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鼓吹“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外衣下，将还没有研究成熟的“转基因成果”端上老百姓的餐桌。
现在的事实是，在农业部所宣称的严格管理下，大批的转基因作物私底下悄悄的在农田里生长着，尤其是大豆，玉米，水稻，传统的种子正在消亡，这无疑是用中国十三亿人作为转基因研究的实验对象，将中国的粮食主权拱手相让，而以此换取某些人的私利。
实际上，现在反对转基因的人，并没有反对研究转基因，反对的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转基因食物“溜”出了实验室，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科学的并一定就是应该支持的！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干下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无一不是科学的！那些通过犯罪而得到的数据，无一不是科学的伟大成果，难道就因为这是科学的，我们就应该让731部队再到中国来继续他们的恶行吗？
饶毅作为一个学者，大科学家，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既然出现了这种错误，当然事出有因！
狼还没有来，但不等于狼不会来！
狼虽然还没有来，但总要来的！
等狼来了，一切都太晚了！
附：以史为鉴：转基因的“狼来了”几次了？
饶毅
一个刚刚拿到令人羡慕职位的科学家，目睹群众示威游行、耳闻诺贝尔奖得主严厉声讨他正投身的新兴科学技术，他和懂行科学家明知没有问题，抵不过遍地“狼来了”的呼声，地方政府下令不准做，他望风而逃。
这是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真事。哈佛所在城市的群众反对方兴未艾的基因技术，把哈佛的年轻教授吓得躲到其他地方从事科研。而吓人的狼—基因技术的危害，从来没有出现。
三十年后，对于此技术进一步的应用导致转基因食物的产生。美国反对转基因食物的人不成势力，也许部分原因是早有过 “狼来了”的经历。而欧洲反转基因势力大些，可能是当年没有经过美国那样激烈的一次、而欧洲极左势力有比较强。中国近年反转基因的也不少，不仅在媒体有记录批评，而且当中国科学家在学术场合做学术报告时，有人闹事。
大众对转基因动植物持谨慎的态度，对新技术和新产品要求高、要求严，很自然和合理。
但是，在目前中国有些人过激批判转基因动植物，甚至以无依据的说法和谣言压制我国研究转基因动植物，不加分析地拾西方极左派的牙慧，妖魔化我国科研人员，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认为，需要注意公司为了利益而垄断技术。必然，一些农业公司为了盈利，在技术上设置关节使其他人非得每年向他们购买种子。我国需要用政策对付这种垄断、也更需要我国科学家以自主技术打破垄断。但是，如果对于不是主要问题的安全性过度批判而阻碍我国研究新技术，反而有利于有技术的国外大公司继续垄断，影响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应用。国外大公司不可能因为我国的反对而不做转基因产品，在我国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我们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还有一种貌似公允，实为谬误的说法：转基因食物现在没有危害，但是不能保证几百年后、几代人以后有危害。这种说法，不仅可以禁用如计算机、手机之类新产品，也可以反过来说，很多常用物品，也没有人证明它们几百年无害。
我们不参与技术商业应用、但知道其科学成分的人，如果都把与自己没有牵连的事情“高高挂起”，希望在极端的人和极端意见流行的时候也永远保持沉默，恐怕不妥。
我自己和转基因商业化无关。但是，和近三十年很多做生物的一样，我多年用过很多转基因动物做实验、制造过用于科学实验转基因动物、而且日常接触转基因动物植物。以前也有人说用转基因做研究很危险，我们上万人证明没有问题。现在有人说转基因食物有问题，并无证据，而是像三十年前的危言耸听一样。实际上美国93%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玉米86%是转基因。美国人直接食用转基因食物，也间接通过食用已经食用转基因食物的动物，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数量很大。一般懂得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绝大多数不拒绝食用转基因食物。
不久前，我与来访的美国教授Maniatis交谈。他是1970年代基因工程所需要的一系列技术中几个重要技术的发明者之一，以其科学成就4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任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主任，200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主任。他在1982年主编《分子克隆》一书，是全世界学习基因技术的教科书。他曾创办三个生物技术公司，以自己的科学和技术造福人类。
我们讨论到转基因。美国在1970到1980年代初，也曾经出现一批人围剿那时正在起步的基因克隆和操纵技术。当时，美国刚刚度过反战时期，人们对权威有叛逆心理。虽然科学在美国经历了1950到1970年代的飞速发展，还是有人怀疑重组基因技术的安全。
有些怀疑是因为基因技术刚刚兴起时对它不理解，而犹豫不决所引起。但有些是超越自己知识范围越界扮演权威的蛮横所造成，比如，哈佛的George Wald教授，因为研究眼睛中光化学获得1967年诺贝尔医学奖，我一直尊重其科学成就，他的研究是我讲《神经生物学》的内容。但是，Wald并不懂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犯过非常初级的错误。在1970年代，Wald公开出面反对基因工程，有些用词听上去很吓人。那时还有人说基因工程用的细菌会特别危害妇女，吓的一些女性不敢在实验室附近工作。
Maniatis于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但当时哈佛所在的州和城市，都有群众示威游行，反对基因工程，地方政府也已下令限制基因工程。Maniatis一天都没去哈佛上任，而是先逃到纽约的冷泉港，在Jim Watson支持下，研究分子生物学、发明一些迄今仍然常用的基因克隆技术。几年后，他发现哈佛所在地还不能做基因克隆，他就跑到加州理工学院。直到麻省松绑以后，才到哈佛任教。麻省生物技术公司晚于加州，可能和麻省限制基因工程有关。几十年来，基因工程的研究，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带来最初危言耸听者的预言。
对转基因不理解的人本无恶意，要谨慎一些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过分的反基因人士却以无知和偏见来煽动大众。反对转基因的人中，不乏极端人士。有些是中国近年抬头的极左势力，有些是极端保守势力。有些是在学术机构工作但却并不懂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正在重演三十多年前美国人覆辙。他们危言耸听，极力全面批判和反对转基因动植物。这些反对的声音对公众有很大的欺骗性，对我国的农业和科技发展有相当的危害性。现代生物科学和转基因技术都有扎实基础，愿意关心的人们可以通过一些书和可靠的文章获知实情。在生物技术产业还从来没有在中国起飞的情况下，幼稚地打击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会损害中国生物产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人民健康。如果中国不自主研发转基因的经济作物，最后必将完全依赖西方。
在中国经济发展后，但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有待改善的时候，我们对于新技术，还在亟需应用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到超越实际的后现代时期，应该避免跟在欧洲一些极端分子后面东施效颦，防止极端倾向泛滥。
《人民日报》于2011年7月11日以“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为题发表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