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信封放到玉琳跟前的桌子上说：“这里面有三千美元，是陈阿姨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想分担一点你的辛苦。我也知道这不是很多，但这是他们的姿态，想让你给安妮买点东西。”
玉琳看了一眼那个信封，抬起头有点不相信的看着我，说：“三千美元？给安妮买东西？安妮现在缺什么吗？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为安妮的腿急得要发疯的时候，他们伸过手吗？我还没有高傲到敢说不喜欢钱，可是钱来到这里不是无缘无故的。三千块，他们就想买安妮重新回到他们身边。我接受了他们这笔钱，就失去了现在这样互不相干的状态。芳姐，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算了吧，还是他们收好自己最心爱的钱，我保护好自己最珍视的自由好了。”
我说：“如果陈阿姨真的很快就走了却没能见上孩子最后一面，你也要承担心理负担吧。毕竟，满足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心愿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之一。你心理上能承担这个负荷吗？”
玉琳从包里拿出烟来，点了一支，跟我解释说：“我正在戒烟，一时还不能完全不抽。”停了停，她笑着摇了摇头说：“将死之人。是谁给了将死之人特权去做他们本不该做的事呢？其实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在走向死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如果你知道我明天会死，你今天还会对我说这些吗？有疾病、有意外，我们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向生命的尽头吗？说到死亡，我还记得自己抑郁症的那段灰暗的日子，每次开着车上桥时，都不得不使劲地喊着安妮的名字，才能让自己握着方向盘的手不至于一冲动下打偏，冲下桥。我不敢站在阳台上，怕自己会跳下去。我过天桥的时候，都用一只手拉住自己那只离栏杆更近的手，防止自己一伸手拉住栏杆就翻下去了。芳姐，我精神上死过一次了，我知道生命有多脆弱，但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权力去伤害别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而陈素云，是我最不需要负责任的一个。芳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已经决定了。我还要去买点东西，先走了。”
玉琳说完，掐掉还剩一大半的烟头，起身走了。那个信封还在桌子上，好像正嘲讽地盯着我。
回到家，我的心情很郁闷，有点理解玉琳又有点接受不了她的决定。当晚倒霉的是老王和大儿子查理，因为一点小事被我臭骂，我才狠狠地发泄了一番怒火。跟婆婆把情况说了，婆婆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也许现在海峰该做点什么，可每次给他打电话都谈不下去，他好像什么也无所谓。
过了一个来星期，玉琳主动给我打了个电话，却是告诉我她要辞职了。听到这话，几乎是一个响雷炸在我的头顶上。我说：“为什么？做得好好的。”玉琳说：“我已经跟老王谈过了。现在公司的业务比较稳定，但利润率也不是很高，主要是费用过高。我干了几年，维省这边的客户也熟了，怎么发展客户也有了点经验，打算到悉尼去成立一个代理公司，在纽省开发一些客户，也可以远程控制维省的销售。”
“去悉尼？”我问，“安妮也去吗？你到那边人生地不熟，怎么办？”
玉琳说：“我还有几个同学在那边。我跟老王也谈了公司以后的方向，公司两块业务其实可以重组一下，把不受代理合同限制的剥离出来。我可以给他在纽省再发展一些客户。其他省运输费太高，不到一定的量不值得做。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边的事。”
我不太听得懂玉琳的话，心里只有一个声音：玉琳要走了，玉琳要走了。。。
老王下班回来我还是头晕晕的。老王安慰我说，玉琳要走我们也拦不住，而且悉尼也不是太远，以后还能见面。他又费了好大劲才给我解释清楚玉琳对公司前景的看法。我们厂的供销合同、客户群体可以是一种无形资产，为厂将来带来利润。现在我们厂的供销走两条线：自己发展的客户和代理商发展的超市。前者利润高、潜力大，后者受到代理商的钳制，利润很低。按照合同这样下去，以后所有超市业务的利润都不会很高，我们这么忙，到头来是给代理商打工。两条线的产品也略有不同，玉琳就想出一个把两方面业务剥离的主意，着重发展西人客户。而供应超市的这块业务，既然不能违反合同，就让它自生自灭，或者卖掉，或者金蝉脱壳。
这招很损，走的也是擦边球。不过玉琳只是提出了这个想法，企业现在也正勉强维持着，我们不用太着急。只是，玉琳走了，给我们情感和公司业务留下一个大空洞，心里忍不住很失落。
虽然明知道可能多管闲事，我们还是想把这事告诉一下海峰。这天老王就把海峰约到家里来吃饭。
海峰很久没有上班了，人不太注重细节，穿着很随意的圆领衫，披件很旧的针织外套，油乎乎的头发蓬乱着，浑身上下好像飘着一股奇怪的味道。他的腿基本上恢复了，再过几天就可以去掉钢钉，只是为了保险，还是拄着拐走路。
我特意多做了几个菜。海峰显然很喜欢这样的家居食品，吃了很多，话很少。吃完饭，我给他们泡上茶，他们继续坐在餐桌边聊天。
（本故事纯属虚构，朋友们不必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