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这个现象，不是始于文革，但是，在文革中成长壮大。 林彪暴死蒙古和引发的后继故事对抬高小道消息的身价功不可没。
林彪是1971年9月13日死的，死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去掉官衔，林彪也是太祖爷公诸于世的“最亲密战友”，公认的“二号人物”。 出了如此大事，咱们丁点消息都不知道，全国上下一切如常，革命照旧。当然，纸包不住火，有情况的蛛丝马迹还是露了出来。事发之后的第十八天，10月1日，咱们的国庆节，气氛多少有些诡异。行之多年的国庆游行居然取消了。而对孩子们来说，游行还在其次，最在乎的是每年十一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那可是少有色彩的文革年代靠得住的开心一刻，象现在央视的春晚一样准时。十一晚上 没票去广场也没关系，离天安门老远的空地上就能看到焰火。结果那年十一焰火也没放。不游行，不放焰火，出什么事了？ 这种事没人会到“人民日报”上去找解释，“人民日报”十一当天的头版新闻是若无其事的“我国国民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咱们的报纸不是报新闻的。不过，当时的“聪明人”还是能从“人民日报”上感觉出新闻来。国民经济一片大好虽不是新闻，可是它占的位置确有新闻价值。每年十一国庆“人民日报”都会在头版头条发一篇国庆社论庆祝一番，这也像国庆游行和焰火晚会一样约定俗成，基本上铁打不动。结果那年十一的国庆社论也没了。 有情况！！！ 从新闻媒介之外的地方抿出新闻来，已是文革中大家的习惯。
文革时所谓的新闻传播媒介不多，但也种类齐全。全国性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发行面覆盖祖国山河的所有犄角旮旯。 有名的“两报一刊”，除“人民日报”之外还有“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给“人民日报”补缺。此外各省市也有自己的报纸。电视机当时的拥有率极低，影响力有限。 而无线电广播则是最快速，传达信息最广泛，最有效的传媒。大城市里大多数家庭中会有一台或新或旧的收音机，只是广播来源有限，主要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加上一两个地方台。
虽然有传媒，但是它的功能却不是报新闻，而是把太祖爷的指令发给全国。 为太祖爷发声，仅有的传媒物尽其用，效果可以很震撼。最好的例子，就是发布太祖爷的“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其实是简称。文革时所有太祖爷的言论，文章，书信和著作统称为“最高指示”。随着文革的进行，太祖爷又不断有新的指令要发出来，新的虽未必比旧的更重要，可是往往有其时间性和紧迫性。这些新的“最高指示”就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简为“最新指示”。一经发出，可以马上家喻户晓。
“最新指示”一般是在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播出，然后会登在第二天的报纸头条上。虽然只有这两个主要媒体，但是可以让传播对象向媒体靠拢，效率就出来了。 “最新指示”广播之前先行通过行政组织手段通知各工厂，学校，机关和部队等一干单位，告诉大家做好准备，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会有重要新闻。接到通知之后，各单位就会要求所有人员于当晚几时几刻到单位所在地集体收听这一重要广播。于是七亿人民的大部分就接获“最新指示”了。 就是不在任何系统里的少数人，也漏不掉。 为了加强传播“最新指示”力道，还会有全社会的连夜上街游行，庆祝“最新指示”发表。像工厂和机关等比较神气，有大卡车或是大轿车伺候，大家可以坐车兜一趟。而中小学校无此等设备，就得开步走了。但是声势并不落人之后。几套锣鼓是少不了的，没有汽车，鼓就架在人力三轮车上。庆祝游行的时候都会有鞭炮放，有时候还会有威力稍大的二踢脚。这样连锣鼓带鞭炮，一路下来甚是热闹。不知有太祖爷“最新指示”的人，只要在非年非节的夜晚听到锣鼓鞭炮声，就准知道又有“最新指示”问世了。
这还只是开始，之后的几天报纸和广播会发送全国各地和各类人等学习“最新指示”的消息。像“人民日报”会把所有二十九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学习“最新指示”的新闻都报一遍。而各地方报纸会以类别划分，有工农兵学商加上干部学习“最新指示”的新闻。这种惯例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央政府有任何新的政策出台，都要有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全力支持的新闻报道跟上。
媒体为太祖爷服务，传播的信息未必与时效有关。1976年初，太祖爷的又一条“最新指示”面世，就是那首著名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的胀气诗篇。 该诗是太祖爷在十几年前的1965年写的，是地道的“旧”闻，但依惯例全社会放送。所以新闻媒体是个发令渠道，不报新闻很正常。林彪死后的那个十一国庆，虽然咱们抿出了情况，虽然咱们也渴望知道情况是什么（毕竟搅的咱们没看成焰火），满足好奇心还得另辟蹊径去搜觅，不会指望“人民日报”。
那一次，小道消息让咱们的好奇心很快得到了满足。十一过后不久，社会上就有了传闻。“出大事了”，“二号人物有问题”，甚至有人私下把林彪的的名字直接亮出来。讲者神秘，听者振颤。这可是“亲密战友”呀，胡说八道被抓住是有死罪的。好奇心和罪恶感之间，亢奋和惊恐并存。好在持续不长，10月24日，出事之后的第41天，咱党中共中央文件破例下发全国，男女老少干部群众都有份，如同“最新指示”发表，只是没用新闻媒体也没有敲锣打鼓放鞭炮，告知全体人民，林彪是个大坏蛋。原来如此！
小道消息风光无限。包括最早传来林彪出事的消息，大字不识一筐的表姐家三姑父都因此成了人物。
小道消息的两个基本要件，一是消息没有其它来源，二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小道消息最后证明是确有其事，起码不能证明是错的。如果小道消息每次都错，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生命力就成问题了。林彪事件，咱们最初获得的信息就来自小道，在10月24日中央文件传达之后，又证实了以前的小道消息全是真的。这就把小道消息的名声一下子拔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试想，如果皇上的圣旨到来之前5天你就知道了圣旨的内容，或是太祖爷的“最新指示”发表之前3天你就知道“最新指示”是什么，你能不对这种消息来源肃然起敬吗？林彪事件，让小道消息声望大振。
可是也有问题。不是每次小道消息的传闻都能有个中共中央文件日后出来给撑腰。在咱们都知道林彪是个大坏蛋之后，又有小道消息说林彪其实不是自己掉下来的，是咱们解放军的导弹给打下来的。后来再没有新的中央文件传给全国的男女老少告诉咱们林彪到底是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就是中央文件本身也有问题，前面说林彪是太祖爷亲密战友的中央文件也一摞一摞的，那个算那个不算？显然，用小道消息加中共中央文件取代“人民日报”得到真正新闻的模式也不灵。
还得继续抿新闻。
其实没有真正新闻的日子咱们过惯了。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对“人民日报”在林彪事件之后的长时间沉默连点儿怒目相视的情绪都没有。“人民日报”虽有“人民”与“日报”这两个词，但是，咱们的新闻媒体，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体，与现代西方的传播信息的媒体不是一个概念。 报纸，咱们早就有过。 如果你上网去查中国第一家报纸，你一定会大吃一惊，原来居然有好事者考证出咱们最早的报纸是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名字叫做“邸报”。“邸”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地名，而是对衙门的一种笼统称为。顾名思义，“邸报”是专职为衙门发行告示，替圣上号令天下的一种工具。细想一想，文革时的“人民日报”就是份不折不扣的邸报。
封建皇权的体系，必须是一言堂，不可能容忍自由传播信息的报纸。皇权是绝对的，在对信息的掌控上也得绝对。像现在中国美女在重庆最多这种信息，皇帝就不会拿来和臣民分享，不然大家都去重庆娶媳妇，来年皇帝再选妃子，能享用的人才库质量就会受影响，直接影响皇帝的生活品质。君为臣纲包括君为臣决定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所以咱们历史上只能有邸报而不可能有新闻媒体。
直到咱们的封建皇权系统被洋枪洋炮一通痛打，才有了对追求真实，追求信息，追求事务前因后果的试尝。民国初期，有了新闻业的萌芽。 虽然不圆满，但是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曾经长时间很独立的新闻过。 但是，没成气候。 封报馆灭媒体没有成为咱们文化中十恶不赦的大罪。图财害命的依然比报道图财害命的健壮，后果是媒体被消声。于是就有了 “京报”的邵飘萍与“社会日报”的林白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张宗昌明着处死，“申报”发行人史量才被蒋介石蒋大人的特务暗杀等一系列干掉媒体，毁灭新闻传播的劣迹。皇权既不能面对事实，更无法解释事实，于是封杀事实成为首选。到不全是太祖爷一个人的嗜好，蒋大人就有臭名昭著的笑话，和太祖爷打仗争天下，伴着中央社“胜利”的新闻一路从东北“转进”到台湾岛。
当然，从张作霖张宗昌到蒋大人，他们对新闻媒体的压制和太祖爷一统天下的“新闻”体系相比， 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无论邵飘萍林白水还是史量才都是企图置身于政权之外，发布独立新闻而被当权者不容，丢了性命。而太祖爷的新闻大将，“人民日报”社的社长邓拓邓大侠，也是惹人不高兴而非正常死亡。 可是，邓大侠是在系统之内，全心全意为太祖爷服务，仍不能讨得龙颜欢喜，被整肃，在文革正式发生前的一刹那自杀身亡（注1）。文革时的新闻环境退化到如此地步，自民国间社会培育出的些许新闻萌芽被全部灭掉。 这点从邵林史邓几位报人的死况就可看出。邵，林，史三位大侠被杀后，社会上还有人出来抗议，为新闻斗士的被闷杀鸣不平。而邓大侠死后，社会已不能用任何公开的形式表示激愤和抗议，连最卑微的同情和不舍都没有。邓大侠自杀身亡之后，得到的评论是背叛太祖爷背叛人民，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也难怪，文革时的媒体，已经和传播信息无关，全盘回到邸报的状态，就是有人对邓大人的死讯作出反应，信息无法流通，咱们也无从知晓。
非常戏剧性，文革结束咱们也是先从小道消息中得知的。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咱们的新闻媒体习惯性沉默，不过很快小道消息满大街。这次“人民日报”有些进步，北京10月21日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游行庆祝“四人帮”下台，“人民日报” 10月22日居然用大标题把消息登了出来。
文革过后，新闻靠抿的状态依旧。就是咱党内被认为最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文革后权力在握时都大谈特谈新闻工作者要做党的“喉舌”（注2）。胡大人很坦白，而喉舌这个身份，正是咱们没有新闻可以享用的根源。
新闻是什么？ 邸报是圣上一个人的喉舌。党报撑死了是一群人的喉舌。而新闻不但不是一个人，一群人的喉舌，也不该是一个社会的喉舌。如果一定要类比，新闻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五官。它的功能是把事实，现象，动态与趋势如实的捕获住记录下来，诚实的向社会报道。没有真正的新闻，等于社会失去五官功能，剩下的所有的逻辑判断，价值取向都是在黑暗和消音状态下的蠢动。新闻，就如此重要。当咱们需要眼镜，望远镜，显微镜，助听器时，咱们的唯一选择是个噪音巨大的高音喇叭。视觉和听觉都靠不住了，于是咱们得靠手感。小道消息就是一种无助的手感。 很可惜，手感局限性巨大，闭上眼睛玻璃和钻石的手感可以完全一样。
进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通信的现代化丰富了媒体的形式提高了效率，但是咱们新闻靠手感的性质不变。凭手感作决定自然有摸错了的时候，而现代化的效率可让错误爆炸式成长。2007年的海南香蕉事件就显示了现代版小道消息的问题。正在香蕉的收获季节，以手机短信的方式，一条海南香蕉致癌的讯息广为流传。一时之间海南香蕉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果是海南香蕉的收购价格一下子跌了80%。海南省政府和中央农业部联手出面对此传言加以驳斥，折腾了小一个月，才把这个小道消息的损害控制住。事情的起因到现在也不清楚。网上的一个版本是，无数香蕉致癌手机短讯在公安好汉们的追查下，总算捋出了源头，出自一位中年女士。该女士当时正在学习英语，某日在阅读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时，读到了海南香蕉可致癌的新闻。于是立马发短信给挚爱亲朋，让他们别吃香蕉。公安好汉们经查证，那天“中国日报”上却有一篇文章里面有香蕉和癌症这两个字，不过不是香蕉可以引起癌症。该女士由于英语水平有限，把原文的意思搞拧了。一位平常人误读一篇报道几乎抹掉中国最大香蕉产地一年的收成。众人哭笑不得，海南的蕉农则欲哭无泪。当然，这个结局是网上的小道消息版本，真假还是得自掂量。
咱们继续热衷小道消息，是因为咱们能受用的媒体太扯了。2009年元宵节，央视配楼大火，火光映红了半个京城。当大家把电视调到央视的诸多频道，看到的都是全国人民在歌舞升平的欢庆元宵节，没有任何火灾的报道。同时，网上关于央视着火的小道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如果你生活在北京，面对火红的夜晚，你是相信央视还是相信小道？于是就有了周老虎事件后（注3）陕西林业厅宣传处处长关克的那句名言“没想到老百姓这么不相信政府的话”。从喉舌到大脑到躯体，不知是谁连累了谁？
作为一个民族，咱们自认不比任何其他民族弱智。 咱们有普世的好奇心，愿意了解真实的世界，也不愿意别人误解咱们。一旦被别人当白痴耍咱们很在意。2008年春，西藏发生民族冲突。 历史原因在外，这次冲突起自藏族同胞发泄不满，动粗伤人的暴力行为。事发奥运之前，世界关注，新闻报道一拥而上。其中，西方媒体的代表CNN对事实的报道有张冠李戴，移木接花，不成比例等多起违反新闻原则的行为。事情穿帮，咱们很愤怒。CNN一时在咱们的文化里成了不诚实的代名词。网上有了“做人不能太CNN”的流行语。要求一个五官功能正常的新闻媒体为咱们服务，非常正面。可是，在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已经对西藏冲突多有报道之后，咱们为什还需要CNN？ 咱们知道，咱们的是邸报，不是新闻媒体；咱们的是喉舌，不是完整的五官；咱们的咱自己都不信， 也不指望别人会信。临阵抱佛脚，高喊一声“我不是打侯专员哪儿来”（注4），就让咱们的喉舌成为取信于天下的新闻媒体是不可能事件，所以咱们一时需要CNN们把咱们的委屈讲出来。
对CNN预设立场失望，对真正新闻媒体的期盼，是文明提升的一个契机。 在喉舌和小道消息这两个困难选项的环境下，咱们期盼社会能有个用的上的正常五官功能。
2010年初春，平地惊雷。一个13家媒体联合发表的“共同社论”横空出世。在咱们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之前，“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等13家媒体一起发表了“提请两会代表委员加速户籍改革”的文章。
报纸发个社论原是本分。 联合发社论也正常。 之所以是惊雷，在于跳出了被指定的喉舌角色。13个小角色协力凑出了一手好牌，有如麻将中的十三不靠。 社论中说的，其实不是新闻。只是把大家都知道但又视而不见的一个现象高举了起来，有些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这个现象就是由于户籍制农民一直是二等公民。社论进一步指出，公民分等不只是野蛮，而且违反宪法。这个社论，是从喉舌向五官的一个跳跃。有了五官，咱们忽然发现，原来咱们的宪法是个摆设，不算数，宪法不算数，共和国也是骗人的。这就是真正新闻媒体的作用，让咱们看到认知中的盲点。
想当年在咱们的皇权体系被洋枪洋炮一通乱砸之后，咱们发明了保卫皇权的秘方，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秘方在咱们的新闻实践上发挥的很地道，西方的所有新闻工具咱们都弄将过来，然后全心全意地为皇权服务。而西学的新闻精髓，信息自由流通，在中学为体的名义下就消失了。于是在非典爆发的刹那，在咱们最需要媒体把真实情况供给咱们，了解疾病，走出危机的时候，咱们的媒体居然帮着权力编故事，把病说成没病，把发病说成痊愈，把危险说成安泰。2010年金秋当第一位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时，由于是咱们不太想得的奖项“和平奖”，不但刘晓波得奖这个消息在咱们的整个传媒中被屏蔽，就连刘晓波这三个字都成了互联网上的禁字，害得全国其他也叫“刘晓波”的人连婚丧嫁娶的消息都无法在网上发出，咱们的“新闻”由此成为最能显示中国“特色”的现象。
咱们真需要知道刘晓波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吗？ 当然了。就算官方说法真能站的住脚，把和平奖发给刘晓波“只能是对该奖的亵渎”，这件事也得如实报道出来，不然咱们全然不知诺贝尔奖已经被亵渎了，还总盼着咱们的其他弟兄姐妹能得奖。新闻就是如此重要，是咱们做所有判断的基础。如果咱们真心相信这个民族有一个崛起的机会，咱们得让13媒体的“共同社论”从十三不靠的小概率事件成为常态，给社会一个正常的五官。摸着黑，捂着耳朵，一个巨人不但站不平稳，一脚跨过悬崖会粉身碎骨。文革时咱们已经摔过一次。
咱们需要耳朵，需要眼睛，也需要七嘴八舌。
注1：邓拓是正牌共产党的文人，曾是最早版“毛泽东选集”的主编，但是在文革前“人民日报”社长任上，作为毛泽东专用传声筒的本分没做好，被整肃，于1966年5月18日自杀身亡。
注2：出自胡耀邦于1985年2月8日所做的讲话，题目是“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胡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注3：指2007年陕西猎人周正龙宣称在山林中拍到绝迹多年华南虎的造假闹剧。
注4：文革时八个样板戏之一“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后成流行语，意为明显的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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