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妈不好当，很多事情想管，却又害怕孩子多心。我不希望有一天，儿子像网友lihuama写的那样，对我嚷出——“你根本不是我亲妈，你是后妈”，“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对你恨的要死，怕得要命”，“真庆幸我还有一年就离开你”。所以，每当我想要改变儿子的坏习惯时，我都会反复问自己，如果是自己的女儿到了儿子这样的年纪，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如何处理。
批评了，惩罚了，该有的关心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儿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没了熟悉的朋友和亲人，语言也不通，他也非常孤独。很多时候，他也需要帮助。
6月底的一天，我在澳洲的第一次路考以失败告终。因为太过紧张，我连考官发出的左转、右转的口令都听不明白。天快黑了，人生第一次遭遇考试失败的我，郁闷地回到家。我打开门，发现屋里没亮灯，儿子背对着大门，坐在椅子上发呆。
我很惊讶，问他怎么不开灯。他这才回过神说，忘记了。
我好奇怪儿子的表现，追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先说没什么，很快，就忍不住将他在学校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原来，课间休息时，儿子班里有同学找儿子借IPOD。后来，IPOD不见了，那个借IPOD的同学坚持说自己已经把IPOD放回到儿子的课桌上，但没有人能够证明。有其他同学看见这个同学不小心摔坏了IPOD，偷偷给儿子讲了。儿子将IPOD的事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表示会调查，可直到下午放学，这件事也没个说法。
IPOD是儿子的宝贝。自从来了澳洲，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机会上网打游戏，IPOD就成了儿子初来乍到、寂寞的澳洲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慰藉。平时，他玩游戏用IPOD，看小说用IPOD，听音乐也用IPOD。没有IPOD，他要查个单词、写个作文啥的，也很不方便。我了解IPOD对儿子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能够理解他现在有多么失落。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同学对自己的欺骗。
这天，我没在家做饭，带着儿子去了外面的餐馆。一向喜欢在外吃饭的儿子，坐在灯光明亮的餐馆里，完全没了吃饭的心情。两个人对着桌上的食物，发了一会儿呆。这让我想起一部好莱坞电影的中文译名——“两颗绝望的心”。当然，说绝望是言过其实了，但当时当地，心情肯定有些低落。
因为儿子坚持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暂时没有主动跟学校联系。但是，我告诉儿子，任何时候，只要他需要我出面，我都会帮他。同时，我提醒他，不要跟同学私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既然学校已经介入，就先看看学校处理的情况再说。
第二天晚上，儿子放学回家，很气愤的样子。原来，学校通知他说，已经调查清楚，同学没有撒谎，IPOD确实还给他了，放在课桌上。至于后来IPOD被谁拿走了，学校没查到。儿子不见的IPOD怎么处理，学校也没有提。同学的家长甚至怀疑儿子是否在敲诈自己的孩子。
我一听也很生气。丢失IPOD事小，但由此反映出来的撒谎或是顺手牵羊，都不是件小事。而且，学校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是相当的敷衍了事。我不想让儿子的人生有这样的阴影。
次日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学校，要求见校长。校长要接电话的老师转告我，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不用见面了。有什么事，让我可以直接跟接电话的老师沟通。我听了之后，更加生气。我反问接电话的老师，如果借东西的同学没有撒谎，那就说明这个学校有小偷，学校是否应该报警，我作为受害者的监护人，是否有权要求见校长，听听校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东西不是被人偷走了，那就是借东西的同学在说谎，这同样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教育者反思。另外，IPOD价值不低，这么贵重的物品丢了，没有任何经济补偿，也是说不过去的。在我的一再坚持下，这位老师帮我争取到了见校长的机会。
一到学校，见到这位接电话的老师，她就跟我讲，她觉得我应该来见校长。对于校长这种和稀泥的工作方式和推诿的工作态度，她也感觉不妥。
校长是个越南人，我跟他之间的沟通只能用英语进行。我的英语并不大好，不能完全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不客气地指出了学校的问题，并且表达了对学校的失望之情。我告诉校长，我不关心IPOD究竟谁拿走的，这是学校的职责所在，我不会参与调查更不会干预，但儿子的IPOD是在同学手里不见的，借东西的同学就应该承担责任。否则，我有理由认为学校发生了偷盗，要求学校报警。校长无力反驳我的观点，只好向我承诺，会尽快与对方家长联系，协调处理。
当天下午，校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事情已经处理好，对方家长把自己孩子的IPOD给了儿子，作为补偿。校长还问我，对目前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公不公平。
放学回家，儿子拿着同学还给他的IPOD，有些开心，也有些郁闷。开心的是，我们讨回了公道。而郁闷呢，则是由于同学说了谎。
不管怎样，那一刻，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而儿子呢，也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谎言对人的伤害。希望在未来的人生中，儿子能够引以为戒，诚实做人，少些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