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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成揭秘：1976年天安门事件始末（之三）

作者：刘天成

“四五”风暴

放下电话，我转身报告处里的同仁们:“天安门出事了，花圈都被撤了。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广场上，把警车都烧了。谁和我去天安门看看？”大家都想去，但没人敢响应，因为上面有规定。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看怎么收场！”从大庆油田调来的张顺来了这么一句。他是我的铁杆同盟军，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冲着上面的。“上班时去，老太太马上就能查出来。”我的另一哥们刘宝隆提醒了我。他指的是政治部主任李杰。她是我院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批邓很积极，对我们宣传处一直有看法。要不是申院长护着，我们处早就因抵制批邓挨整了。

显然大家有顾虑，毕竟上面已三令五申，还有个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但顾不上那么多了，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天安门。离下班还差一刻钟，我跑到传达室借了通用月票。那时我们这些小干部在市里出差，或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院里买了一二十张没照片的通用月票，谁都可以用。借到月票后，我窜上了开往天安门的公交车。上车才知道，市里通知所有的公交车都不许进内环路，最近只能到西单。在车上，人们都在议论天安门发生的事。

到西单下了车，买了几个包子，解决了肚子问题，然后步行去天安门。过了六部口，远远听到广场上大喇叭在反复播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这声音促使我加快了步伐。

图十四人大会堂前停放的自行车

四月初，夜幕来临的早，到天安门后，天色已开始昏暗。白天聚集的人多半都离开了，广场上也就有数千人，基本上都是像我这样闻讯而来的人，没有人打着标语、献花圈，更没有人喊口号、发表演说，只有吴德的讲话回荡在空中。气氛的萧条令人有些失望，难道这场伟大的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吗？同时又为没能亲眼目睹白天群众抗争的场面而遗憾。观礼台边上有一群人在听一个青年介绍白天的情况，我便凑了过去。

那青年讲述了如下情况: 凌晨 1-2 时，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 200辆汽车开到广场，连拆带踩，广场上的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他们将花圈强行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放到了中山公园内。当时在纪念碑前守卫花圈的人们和军人、警察发生了冲突，几十名看守花圈的群众也被带走了。

清晨 6时多，许多早上来换班（看守花圈）的人发现花圈没了，看守花圈的人也没了，十分气愤，广场上聚的人越来越多。正在这时，北京市 172 中30名学生来送花圈，警察不让进。在广场上的群众把气撒在警察身上，和他们发生了激烈地辩论。在群众的支持下，学生们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这时，有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该人向人民大会堂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被解放军挡在大门外。集聚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图十五人们拥挤到人大会堂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一辆宣传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车上的大喇叭高声宣布:“清明节献花圈属于四旧，花圈已经被清理，请广大革命群众不要受坏人利用，尽快离开广场。”把为周总理献花圈说成“ 四旧 ”，惹怒了广场上的群众。他们把车拦住，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被群众团团围住，许多警察的帽子被摘下抛向空中。北京民兵指挥部调来一批批民兵，来一批被瓦解一批，人心所向使民兵毫无战斗力，有的民兵还没到天安门广场就把身上的民兵标志偷偷摘掉了，混在群众中。这时，广场上已有几十万人。

有人高呼:“中山公园有花圈！”许多人冲进中山公园，搬出一些藏在中山公园里的花圈。又有人喊:“小灰楼（联合指挥部）里有花圈，人群又涌向小灰楼，包围个水泄不通。群众派出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谈判无结果。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警察、民兵近千人，加强了小灰楼的警戒。

图十六《团结起来到明天》1976年吴鹏摄这是“四五”运动的历史见证

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向小灰楼进军。

下午，愤怒的群众点燃了停在指挥部门前的四辆汽车。同时，部分群众冲入楼内，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有人点燃了“黑材料”，结果小灰楼也被点燃起火。指挥部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小灰楼。

“小灰楼在哪儿？”我问那年青人。“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广场的东南方向。天已黑下来了，根本看不见那个小楼，我这才发现广场的灯没亮，广播里还在播放吴德的讲话。突然，广场上的灯全亮了，我看见了小灰楼，但转瞬又都灭了。我以为是照明设备出了问题，没意识到这是在警告人们赶快离开。

图十七小灰楼前的汽车被点燃（翻拍）

我走到纪念碑前，只有几十人借着微弱的光线抄贴在碑栏杆上的诗词。4日以前的诗词都被撕掉了，被抄的诗词全是当天新贴上去的。一首王立山写的诗贴在纪念碑显著位置上，后面的看不见，前面的人高声朗读:“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诗后来被《人民日报》称为“反革命煽动”。

在前门大街的灯火辉映下，被《人民日报》称为“营房”的小楼前光线稍亮，能看清摆着几辆白天被烧的车，有轿车、面包车、吉普车。二楼两个窗户外墙有烟熏的痕迹，似乎在告诉人们:里面的房间曾着过火。但很明显并没形成火灾，不像《人民日报》后来说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大约有一个连的解放军在那儿警戒。他们围成一圈，坐在被烧的车和小楼旁边，背对观众，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图二十小灰楼 2 楼的窗户冒出了黑烟

九点，我看到有民兵从中山公园出来，乘夜幕悄悄包围了天安门一侧。预感有情况要发生，我立刻从前门方向离开。这时我注意到前门通天安门的道路已被封锁，人们只准离开广场，不准再进入广场，广场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已被包围。我不由的回过头又看了看还在广场的人，心中暗暗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回到单位的宿舍时，经过办公楼，抬头一看，我们处长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很奇怪，转身我又上了办公楼。处长和我的几个铁杆哥们都在办公室，见我进来，大家一惊，处长问:“你去哪了？”“没去哪儿？”张顺说:“你小子是不是去天安门了？”“你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处长说:“下班前，部里来了紧急通知，说天安门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坚决镇压。要求各单位管好本单位的人，不许去天安门。政治部开会时，就缺了你一人。没到下班时间你怎么就走了？刘宝隆说你下午接了个电话，然后说要去天安门看看。我让张顺到传达室一查，你果然借了月票。我们都急坏了。你不回来，我们敢睡吗？”我赶忙编瞎话:“我是想去的，但汽车不通天安门，我就到一个朋友那里了解点情况。”处长说:“没去就好，要不连你一块儿镇压了。”

腥风血雨

6日上午，我的小学同学来电话告我，5日夜晚在天安门实施了镇压，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他说， 5日天安门广场出事时，首都民兵指挥部曾从市区工厂调去上万民兵，但都被瓦解了。分析原因:一是广场人多，法难治众，民兵队伍被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二是市区工厂离天安门太近，各厂民兵都在议论着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有些人专程去天安门广场并随时传回广场动态。工人民兵了解真实情况，容易同情广场群众，形不成战斗力。

图二十一灰溜溜撤走的工人民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从郊区工厂调民兵，指定选白天在工厂一直上班的工人（怕上夜班的人白天去过天安门）。我同学所在的刀具量具厂在玉渊潭附近，被市里点名执行政治任务，他被选中。开始，只被告知“去执行任务”，“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等他们乘车进了中山公园，才发现那里已集中了大批民兵。

“联合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对他们进行了动员，说:在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上午，他们制造事端、行凶作恶，冲击人民大会堂。他们围打警卫战士、消防队员、人民警察、首都工人民兵，烧毁了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和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下午，这伙坏人又冲进“联合指挥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放火烧楼。反革命分子猖撅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民兵同志们，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

动员完后，把早已准备好的镐把发给他们。有关负责人举着镐把讲:“清场时，不管男女老幼，一个也不能放走。如果有人反抗，就用这个打。”“往哪儿打？”他们厂里一个年青工人大声问道。“往死里打！”那个负责人恶狠狠地回答。一听这种情况，许多人尤其是女工，都没领“武器”。这时，我同学有些后悔，他星期日去过天安门广场，知道一些事实真相。他明白，镇压人民群众没有好下场。但现在一切都晚了，只能凭良心见机行事。接下来是吃晚饭。有关部门送来了肉包子，一边发包子，一边嚷嚷:“包子管够，吃饱了好战斗。”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后来我听说，被抓的人中有我的中学同学孟连，他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曾给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经委副主任薛慕桥当过秘书，后官拜至司局级。据他回忆，当他准备冲出包围圈时，警察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用棍棒狠狠地打他的头，从烈士纪念碑台阶下边一直打到台阶上边。十几个人围住他又踢又打，直打的他痛昏过去。待他慢慢清醒些时，发觉一个被打昏的人压在他腿上，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被打伤的人。纪念碑四周一片刽子手凶残的狂叫声和受害者凄历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孟连后来得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他的病同他当年头部受到猛烈打击有关。

“你知不知道抓的都是无辜者？白天闹事的在吴德讲话后都走了。晚上去的都是闻讯看热闹去的！”我在电话里冲我小学同学大声嚷嚷。

“知道。不但我们这些小喽啰知道，我看上边也知道。抓的人都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根本没审问，今天一早就让单位来领人。如果认为他们有问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把人放了。”

“既然这样，干吗还要如此兴师动众？”

“不这样党中央的面子往哪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还要不要？白天脸都丢尽了，晚上得找回来。”

“抓的人挨打了吗？”

“态度好的都没挨打。但也折腾的够呛。所有被抓的人都在院子里面壁站着，不准动。后面就站着看守他们的

人。谁乱动就用棒子打谁。上厕所也不允许。我听说有的人还尿了裤子。晚上看守他们的人都穿上军大衣了，这些人还不冻的够呛？！”

“你没干缺德事吧？”

“你还不了解我？我向你保证，我没打一个人。今天通知各单位领人，大多数单位还不错，马上就来了，还带着本单位的人白天上班没来闹事的证明。也有差劲的，不但不领人，还说什么此人一贯与领导作对，经常去天安门，留下来让公安部门好好教训教训。”

刘天成揭秘：1976年天安门事件始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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