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是天生的“东亚病夫”，一旦国家政治安稳，民众生活稳定，很多人也有自由自在活很长久的机会。身为帝王的乾隆如此（活到89岁，是中国古代帝王里活到最长的一位），身为一个家族之主的林光矩也是如此。
事业顺心，日子自然就过的顺畅和滋润。在经营有道之余，他还能养生有道，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他1859年去世时，已经享年88岁，在那个年代是个非常难得的大数字。
他去世时，已经是四代“同堂”，其足下已经有八个儿子、三十个孙子孙，外加曾孙近百人。就阵势，也不弱于一个小帝国了的皇宫了。得以创下这样的伟业，既得益于自己的智慧，也得益于“乾隆盛世”给予的良好大环境，他即使是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开怀大笑了。
光矩公的八儿子分别是：长子林大精、次子林大盛、三子林大隆、四子林大静、五子林大厚、六子林大丰、七子林大贵、八子林大享。其中，四子林大静就是林彪的曾祖父，他爷爷的父亲。也是林光矩八个儿子之中最聪慧，最有经营头脑的一位。
后来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的林氏三杰——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都是林光矩的后代，后者是前三者的高祖父。其中，林育英是次子林大盛的曾孙，而林育南和林彪则是四子林大静的曾孙。
林彪后来得以走上红色革命的道路，是育英和育南引导的结果，而育南又是育英的领路人和革命的榜样。在林大静时代，他以榜样的力量带领大家做实业发家致富，让自己的家族壮大，让自己的后人生活的更好。而在林彪这个时代，育南担当起榜样的重任，将家族带向颠覆现有政权，打破现有政治和经济资产的拥有格局，建立一个以自己所崇尚的理念为主导的新中国。
林大静是林彪的曾祖父，也是林光矩八个儿子中最精明强干的一位。在兄弟八人之中，就数他对老爷子的经商之道领悟的最透彻。
从小生性顽皮，喜欢琢磨事情，善于思考，林彪的个性在林大静身上都能找到痕迹。兄弟几个都加入了纺织行业，其他几位靠勤劳养家糊口，而林大静则靠聪明和智慧，以少得多的付出，获得了大得多的收益。
搞织布生意，也有个市场行情变动，棉花价格时高时低的问题，普通的人，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要素，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林大静却特别喜爱这种变化无常的刺激：只有变化，才有机会！这又成为后来林彪让自己时刻牢记的一点：战机是在变化之中产生的！
林光矩五十岁时，家中八个儿子在他的主持下分家，独立成家立业了。子承父业，每个儿子都以纺织业为主，同时拥有一定的地产。对于地产部分，有的选择自己雇人耕种，有的，则直接将田地出租给他人，收取一定的租金——来自收获季节的粮食。
林大静选择以工业为主，集中优势兵力，主打在汉口的市场营销。那时候的政府政策已经开始鼓励商业的发展了。家中的田地，则委托给林家其他人来打理，条件是对方提供自己一家人一年生活所需的粮食。这一模式，也被他的后人所一再复制。
精明过人的林大静将一个小家族经营的有声有色，颇有点目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势头：布匹的生产以“出口”汉口，并且通过汉口这个难得的对外平台，销往各地。一家两代人，吃的实际上还是地利的饭，同时又碰上了天时和人和。
当林大静开始闯世界的时候，中国先是内乱，其后就是开始被外人所凌弱了，后者又是乾隆帝夜郎自大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西方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还被中国保守的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所排挤和忽视。
对内，长期的独裁和集权，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和习惯。乾隆在位后期重用大贪官和珅的主政，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终将一个活生生的清朝帝国给毁掉了。几十年政治的相对稳定，使整个国家的人丁得以兴旺。国内人口的大幅度上升，人均耕地不足的问题就出现了。政治腐败，外加好面子的乾隆还花大把的银子搞极为奢侈的六下江南。结果，就是国富民穷，政治腐败，和民怨越来越深。
已经有些经济基础的林家，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也还玩的得心应手。只是，至此，国家安定的大环境已经快寿终正寝了。
1796年，刚刚接手来自乾隆皇位的嘉庆，就不得不面对“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挑战，一场持续九年的农民起义，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像一把烈火，将整个清政府给烧的浑身冒烟。
有人统计说，1786年清政府的在册人口是3亿9110万人。九年之后，当起义失败时，在册人口只有2亿7566万人。在这九年之间，国家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由于相互之间的屠杀和由此带来的饥荒，而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之巨。
这场发生在中原腹部的白莲教起义军，历时九年多的对清政府的反抗战争，一度占据或攻破的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清政府不仅为此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被歼灭，为数众多的军事将领因此而横尸疆场，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据初步估计，因为评定这场起义而消耗了二亿两白银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之和。
就是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开启了清王朝统治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的积弱，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动的。
在这之前，林氏家族在福建的远房亲戚林爽文，则于1787年1月16日，也就是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了震撼中央政府的台湾起义。在这之前，清政府在台湾已经经营百年有余，可是，政治的腐败和中央政府对于腐败的漠视，曾经一次次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大大小小的起义已经发生了几十次。最终，政府都是以高压来解决，而似乎丝毫都没有在自身的管理和政治制度的清廉上，好好下点功夫做自我检讨，搞自我改善。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好像还没有被自视伟大的清王朝当政者所领悟到。
面对这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林大静选择以捞钱为主，保护和发扬光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清政府对外的闭关锁国，让他得以保持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也增加了市场对纺织品的需求。坏事在他手里都变成了好事。
虽然大量的国家财富在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但是，那又增加了对高端产品的需求。其后内战的扩大和持续，战争产生的大量需求，也通过他而成为自己经营业绩的一部分。
林大静主政林家事务时期，最值得写一笔的，恐怕就是和林则徐的交往了。林则徐出生于乾隆政绩效果“顶峰”的1785年。1830年45岁时，他被乾隆的继任者嘉庆任命为湖北省布政使，1837年又被提拔为湖广总督。
作为一个躬亲为民的地方大员，林则徐对当时已经在汉口小有名气的，来自黄冈的林家发生兴趣。首先发生兴趣的，恐怕还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林大静。有了一位来自“老家”的大官，套点近乎，对于他，似乎也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不久之后，在他的操作之下，林则徐还亲自考证了黄冈林氏的渊源。
能够和如此等级的地方官员搭上关系，甚至是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当时，林大静的能耐和地位。
林则徐曾经专门去林家大湾，并且还为黄冈林氏族谱写了《闽楚同源序》：余遍阅宗图，深悉公等本循州刺史蕴公之后，与余上共披公···
可别小看这一篇短文，它所意味的，远不仅仅只是亲戚和同源，而是一种肯定和暗示：这林家人就是我湖广总督的家人！诸位今后自己应该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有了这层关系之后，林家在当地和汉口的生意做起来也就容易多了。林大静开始接手很多送上门来的官方业务。在这基础上，他还经营起了其他的生意，而且，每一样都很赚钱。
林家在林大静的手上得以继续发扬光大，而且还是以他老爷子不可想象的威力！
[节选自《战神林彪传》（汪翔 著），2011年8月初稿。版权归作者所有，侵权必究。转载和出版，请事先征得作者书面授权同意。作者联系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