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抗日援朝――万历朝鲜之役

明末边事春秋之六 鏖战三千里江山 ――万历朝鲜之役




与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每读《明史》，特别是读到晚明部分，总会令人感到寒气逼人，脊背上的凉意，胸腑中的悲意，一时不易排遣。孙武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朝便在这生死存亡的夹缝中度过一个个多事之秋。仅明末军事领域，战事频繁，令人感到畅快淋漓的时候不多。然而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三大征之一的万历朝鲜之役，勉强算的上是晚明历史中少有的亮色之一，曲折处惨烈处屡屡让人动容不已。





万历朝鲜之役是四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1．风雨欲来




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天皇任命丰臣秀吉为“关白”（摄政）。正如历史上所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枭雄一样，丰臣秀吉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野心勃勃的向亚洲扩张。《剑桥史》为丰臣秀吉的入侵动机做了辩护，认为日本当时只是企图占领朝鲜，并无侵略中国的意图。但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丰臣秀吉的目标是中国，例如丰臣秀吉为侵略中国制订了战略计划。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




日本在数年内储备了大量的军粮、战船和火器，矛头直指邻国朝鲜，试图把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变为日本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桥头堡。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在亚洲实施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朝鲜几乎是明朝的一个缩微翻版。朝鲜当时为李氏王廷统治，党争激烈，政局不稳。和明朝的体制几乎一样，朝鲜也重文轻武。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朝鲜半岛在元末以后一直没有大的战事，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城防。君臣上下对日本的虎视耽耽和精心战备一无所知，或者说是毫无反应。还是明朝获得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特意派使臣去质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么？”朝鲜国王连连否认。




此时的明朝内政边事相对比较平稳。明神宗一边在紫禁城内悠闲的做着皇帝，一边一步步地毁掉张居正当年的施政成果。以申时行、王家屏等人为首的大学士们吸取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训，不断弱化和放弃内阁权力，原先的一些重要职权渐渐下放到六部。西部、北部边事一直比较安定。辽东虽不平静，但前方捷报不断传来。可户部做了调查之后，声称“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 （《神宗实录》卷二三四）然而军队系统的这种欺瞒和膨胀，还没有到恶化的地步，当时的明朝还能承受，所以这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警觉。虽然几年内接连发生了太湖农民起义、永昌卫士兵暴动、广东白莲教起义等事件，但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不出一点事呢？于是神宗皇帝继续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大睡”的逍遥日子。还好，太仓还有粮食，库银还没有耗尽，军饷、火器的供应还算及时。在所有人看来，帝国还远没有到忧心忡忡的时刻。




朝鲜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明朝虽然看出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和举动，但也没有对事态的严重程度做出进一步判断。所以，这一对友邦兄弟，继续在大战前的平静日子里享受着那一份舒坦。




2．一泻千里




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程度一向令人敬佩。万历十九年（1591年），千余艘战舰已建造完毕，名古屋屯积了足够使用数年的粮草，三十万的军队在动员后已是整装待发。丰臣秀吉看来，一切已是箭在弦上，积蓄了数年的力量终于到了该要爆发的时刻。




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以9个军共15万兵力（按：不同史料给出的兵力数不一，根据《日本战史》的说法，用于作战的陆军兵力共为9万多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出征朝鲜。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抢摊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1.1万人也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相继入朝。日本倾举国之军力，目的是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





日本大军兵分三路向北部快速挺进。惊惶失措的朝鲜王廷，仓猝组织了8千人的朝鲜精锐在乌岭天险据守。朝鲜军队的布防尚未在乌岭山口展开，就被小西行长迅速突破。朝鲜将军申昱受命仓促集结了1万多人，在忠州背江与日军3 万人激战，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各道守军望风而逃。不几日日军已经到达王京汉城城下，朝鲜备边使李谥看到日军军容强盛，竟然慨叹说：“今日之敌，似如神兵！”此时汉城守城主将李阳元，竟把兵器沉入汉江，落荒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十七日，日军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




日军稍事整顿，继续北进。守临津江之朝鲜军队，暂时使日军进攻受阻。日军佯装后撤，诱朝军走出工事，然后迅速反击将之击败。守大同江之朝鲜军队，竟坐视日军徒步安然过江，不敢发一矢。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处在绝望中的李昖忙派使臣向明朝求救。（按：朝鲜关于这段叙述时，用了这样的话，“因朝鲜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暂告停止。”三都十八道都给占了，当然没什么地方可进攻的了。）




在攻占朝鲜全境的过程中，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不得不承认，经过了战国时代的日军战斗力很强，战略战术运用的较为成功，武器装备也优于对手。首先，日军往往以偷袭、强攻等闪电式战术打的朝鲜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其次，日军与朝鲜军相遇时尽量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这样可以起到彻底歼灭朝鲜正规军的作用，也能达到迅速瓦解朝鲜军队斗志的目的。第三，日军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火器。这些火器主要以火绳枪为主，射程在八十到一百米左右。战时采用三排轮射方式，排与排的射击间隔很短（有资料说是7、8秒左右），这样，临阵时就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杀伤力。相对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朝鲜军而言，日军的优势是明显的。




丰臣秀吉看到侵朝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欣喜若狂。五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二十五条，其中几条为：“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进攻明朝的命令。他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丰臣秀吉把明朝比作任“猛汉”日本宰割的“处女”，可谓狂妄到了极点。侵朝日军将领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将锅岛直茂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大片领土赏封给他，战国名将伊达政宗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




当朝鲜举国上下在陆地上溃散而逃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和他的军队在海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仗。这个人就是朝鲜名将李舜臣。李舜臣的舰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给日本海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在日本陆军拿下王京后向北部乘胜挺进时，李舜臣率领他的海军于五月七日偷袭了停留在玉浦港的日本第二运输舰队的主力。此战焚毁日舰二十六艘，击沉五艘。第二日再战，又击沉日军大中战舰十三艘，李舜臣的舰队无一船被击沉！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中，共击毁击沉日军舰船300余艘，杀伤无数。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李舜臣在海战中的王牌武器是“龟甲船”。龟甲船船身的防护板由装有硬木制成，形似龟壳，故叫龟甲船。船身长34米，宽4米多，甲板之上有厚木制成的外壳，并且裹上鳞状铁叶，可以抵御敌人弓箭和火器的投射，顶盖上和甲板旁，装着许多尖锐的铁锥和尖刀，使敌人不易攀登。船头呈龙头形，内有两个或四个大炮眼，头尾都装有大型铁锥，可用来撞击敌船。这种龟甲船被现今朝鲜人称为当时世界最强的战船，在世界古代海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日军的作战主力舰船为安宅船，分为箭船和炮船两种。炮船一般配有四十门大筒（日式火炮），另外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火绳枪。日本主力战船安宅船的火力比龟甲船弱，而且没有防护铁甲，所以在海战中一直落于下风。日本在出兵朝鲜之前没有预料到将与朝鲜海军发生如此激烈的海战。准备不足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打败仗也是难免的。





由于朝鲜海军的优势明显，日军连战连败，日军已渐渐不能掌握全部制海权。但海战的初步胜利根本无法扭转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日军已经占据了朝鲜半岛绝大部分城池。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中国边境，李氏王廷的政权体系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日军在各地大量屠杀抵抗力量和无辜百姓。同时，占领军已经着手在朝鲜半岛展开“日本化”运动。朝鲜人被强迫按照日本的方式改姓名、剃发。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已经开始为朝鲜儿童教授日语了。毫无疑问，朝鲜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亡国状态。尽管各地不断有小股义军以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有限打击，但国王李昖非常清楚，这些义军毕竟力量薄弱，骚扰尚可，退敌无力，终究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幸好，还有一位友邦大哥，他们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已经有好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了，除了正式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的决定。




3．收复失地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两个多月以来，明廷上上下下就是否应出兵援助朝鲜，争论不休。由于当年沿海长达百年的倭患，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痛恨日本。当年倭寇的凶狠顽强，明朝君臣也是了解的。而现在十数万侵朝日军全都是正规军，战力远非当年倭寇可比。况且明朝在庚子之变之后的几十年里，从未面临过大规模的战争。能否战胜侵朝日本大军，明朝君臣实在没有把握。




这时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传来，更是激怒了明朝君臣。明朝上下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个东洋强人的野心。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从明神宗的角度来看，自然绝不能容忍丰臣秀吉的野心。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在上疏中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明廷上下，基本达成了“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




由于不了解敌情，明初最初只派了一支偏师前往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千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即明亡时总兵祖大寿之父）率骑兵3千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误中埋伏，适逢大雨，火器也无法发挥作用，后全军覆没，史儒力战牺牲。后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乘敌不备，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出来，结果全大多数阵亡，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明神宗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急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体负责军事。




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精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綎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辽东、宣府和大同共2万多轻骑兵主要是用来突击，备有轻甲、马刀和长矛，同时也备有火统。蓟镇、保定的步兵则来自明军的神机营，以火统、鸟枪和火炮为主要武器。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刘綎的川军多年来一直与西南夷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这4万军队在宋应昌和李如松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跨过了鸭绿江，开进了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一月五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当时日本守军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共1万5千人，配备了火绳枪等火器。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另一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李如松同时部署明军的王牌武器――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据说威力最大的大将军炮就超过了一百门，届时全力轰击日军阵地。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




一月八日晨，平壤之役打响了。随着主帅李如松一声令下，金鼓声大作，喊杀声四起，明军开始攻城。明军劲弩齐发，巨炮齐轰，一时火焰蔽空，震天动地。日军火绳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统，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出的铅弹不断落入敌阵，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日军战斗力非常顽强，拼命死守，火器兵手执火绳枪雨点般射向近距离攻城的明军。明军略微受阻，后续攻击部队继续攻城。当时战况十分惨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击中，仍然挺立不退。年近60的老将吴惟忠，胸部中弹，犹自大呼督战。李如松的坐骑被敌火绳枪手击毙，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主将如此奋勇，何况士卒？




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日军一直以为芦门方向的是战力很弱的朝鲜军，因而没有重点部署兵力。近距离时日军才发现这是伪装为朝鲜军的明军，这时明军手中的火统已经开火，日军纷纷倒下，开始败退，芦门被明军攻破。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




平壤的收复有着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就此逆转。平壤之役是很典型的攻坚战，颇具近代化战争的特征。此役中明军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首先明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主攻城西，另以奇兵伪装成朝军强攻城南，这种部署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其次，城东给日军留出退路，使得日军无死守之志。第三，明军动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火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明军攻城时，曾有日将大友义统率领一支部队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所吓阻，不战而退。第四，在日军撤退路线上设有伏兵，使日军再受重创。李如松就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





有些日本史料极力淡化平壤之役。根据日本人的记述，日军此役似乎败的很体面。日军由于平壤和王京汉城距离太远，本就打算放弃。在明军攻城后，小西行长特意修书李如松，日军愿意退去，于是乎日军大摇大摆，安然退到了汉城。这种说法显然有“讳言”和“粉饰”败绩之嫌。在明军强大的炮火面前，日军之败是必然的，无论如何也体面不起来的。事实上，因援兵迟迟不来，平壤大部已被明军攻占，日军军粮、兵营悉数又被明军焚毁，小西行长眼看无法固守，遂与日军诸将商议，连夜撤回汉城。迫于明军的压力，孤军深入的日军第二军加藤清正部也撤回到汉城一带布防。根据《日本战史》，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一万一千三百余名，只余六千六百人，减员近三分之二。




明军修整十天后，李如松乘胜进军，继而收复旧都开城和多座城池。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大军继续向南开进，直迫汉城。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的先头部队查大受部共3千精骑在汉城郊区与日军加藤光泰部发生激战，日军败退。后日军主帅小早川隆景率军2万将明军查大受部包围在碧蹄馆。在碧蹄馆一战中，明军3千骑兵，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一者依靠明军死战，二来明军骑兵部队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明军依赖火炮优势，同时以战车做为工事，向敌阵不断施射火药助推的箭，使得日军始终无法逼近。后李如松率领的1千精骑也杀入战团，战斗非常激烈。《明史-李成梁传》载，当时有一武艺高强的金甲倭将拍马直取李如松，李如松力战不支，裨将李有升上前护主，被打下马来，一拥而上的日军武士将其砍作数段。紧要关头金甲倭将被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一箭射于马下。之后明将杨元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日军以为大部明军赶到，率军退回王京。碧蹄馆之战历时一天一夜，明军精骑死伤过半，日军也付出了数千伤亡代价。




关于碧蹄馆之战，中朝日三国的史料记述差异很大。根据日军史料，大都宣称日军4万包围了2万明军，给明军了毁灭性沉重打击。并且日方史料引用明朝的记述为证。根据《中日关系史》介绍，实际上明代记述该战役的文献，多半立足于弹劾李如松的上疏，对于失败的情况有所夸大。我们知道，明朝的言官们，弹劾似乎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夸大事实是他们的强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如柳成龙的《惩毖录》，真正被日军合围的是查大受部和李如松率领的侦察轻骑，共4千余人，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在朝明军总计才4万人，先头部队大都为骑兵，并有炮营，如果真有2万人，4万日军是没有能力完成合围的。所以，最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明军数千骑兵被2万日军合围，苦战一天一夜，后日军与明军大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便各自退去。




碧蹄馆之战后李如松不敢轻进，再加上当时日军在汉城及周边地区集结了5万多人，兵力上日军有绝对的优势，明军遂退回开城修整。




后来明军得到错误情报，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将从咸镜道进攻平壤，李如松便率领明军二月十六日离开开城回到了平壤。李成梁的撤军是个错误的决定，撤军导致了盟军朝鲜军队刚刚收复的幸州得而复失。李如松得到幸州失守消息后，深悔自己退兵太急。而日本方面的记述是，李如松被日军大败后退回到平壤。事实上，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败退到开城，完全可以继续修整一段。后来在京的朝鲜使者和明朝言官们都批评了李成梁的此次主动撤退，这也成为李如松日后被弹劾的罪状之一。可见明军并非被日军“击退”，而是主动退却，明军的主力部队却并未因碧蹄馆之败受到很大损失。日本史料说，李如松部由于元气大伤而无力南进。事实上李如松不能南进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此时明军只有3万多人，几乎没有可能拿下为5万多日军据守的汉城。





后来探知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后，李如松密令查大受和李如梅率领一支敢死队深夜奇袭了龙山大仓。龙山大仓本为朝鲜国仓，积贮了朝鲜数十年的粮食，汉城被日军占领后，龙山大仓就成为汉城数万日军的军粮库，后来日军运来的粮食都存于此地。明军敢死队到达龙山后，把火箭射向粮仓，十三座大仓，数十万石粮食，一夜间被烧的干干净净。李如松夜袭龙山一计，精彩处堪与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夜袭乌巢相比。军粮一失，朝鲜半岛的日军全线被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4．议和闹剧




至此，中朝军队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根据《日本战史》的介绍，初入朝鲜时日军数量为9万6千余人，当各队重新集结于汉城时，只有不到5万3千人，减员4万3千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关于减员原因，日本史料的说法是由于水土不服，病死占大部分。朝鲜和日本同处东亚，气候环境较为相似，水土不服一说，难以令人置信，况且也没有任何关于瘟疫流行的记录。总之本人相信大多数死亡日军应该都死于战事。




日军减员很严重，再加上粮仓被焚，军心越来越不稳。而明军在碧蹄馆之战后锐气受挫，而且兵力少于日军，并不具备再次决战的条件。既然双方都不想打，那么就有了和谈的可能。




明朝方面的和谈代表是浙江人沈惟敬。沈惟敬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他既非明朝官员，又不具有外交谈判才能。只是由于他长期从事与日本的贸易，并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被兵部尚书石星赏识，临时被封为神机营游击将军军衔，负责议和事宜。正史在介绍沈惟敬时多采用野史笔法，称其为不法商人，无赖子。例如《明史－朱国祚传》提到，朱国祚曾对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谈到沈惟敬：“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




早在万历二十年秋，也就是平壤之役前，沈惟敬做为兵部的全权代表就曾与小西行长谈判议和。小西行长也是商人出身。两位商人相遇，自然十分对路，谈起军机大事就象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一番。当时的谈判内容没有任何记录，大致是以大同江为界，江东归日本，江西归朝鲜，明朝对日本进行封贡，等等。这个协议并没有通报到高层。恰好当时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李如松遂率领大军一路开向朝鲜。沈惟敬当时被一心主战的李如松扣留在军中。





却说此时明军和日军陷入僵局后，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又卷土重来，沈惟敬再次受到重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十五日，经略宋应昌派沈惟敬至汉城与小西行长达成了四点协议：1、明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2、明军撤出朝鲜。3、日军从汉城撤军。4、交还二王子及其被俘官吏。为了监督日军南撤，宋应昌派参将谢用锌、游击徐一贯等带百余随从，同沈惟敬组成明朝使团与日军一道南撤。日方有此使团通行，自然也再不担心明军和朝鲜军的追击。




四月十八日，日军全部撤离汉城，李如松于十九日率明军及朝鲜军进入汉城，五月十五日渡汉江进至庆州。李如松在庆州对明军、朝鲜军和朝鲜义兵作了部署之后，便返回京城。至此，除全罗和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为日军占领外，其余各地全部收复。




五月八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明朝使团到达日本。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1、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2、发展勘合贸易；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沈惟敬一口答应了这丧权辱国的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




就这样，在两位奸商欺上瞒下的斡旋后，双方几乎要达成外交史上最为荒唐的“鸡同鸭讲”协议。于是日本派谈判代表小西如安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小西如安早已与小西行长达成了攻守同盟。小西如安到了北京后，与石星进行了谈判，一口答应了石星提出的三项条款：1、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 2、只册封而不准求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