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来了，许多住平房的人家开始往回撤。而我们家还不得不住在那顶塑料大棚里，秋风瑟瑟，那破棚子摇摇欲坠，看来住在这儿是没法过冬了！我父母叹着气羡慕着那些平房里的居民，我家那崭新的“水景豪宅”在这个年份里陡然间失去了它的辉煌。
虽然开了学，但每天只在上午上半天课，下午所有学生都放了羊。我爸怕我们放学没事干到处乱窜，就勒令我们直接去他们研究所，而自己抽着空跑回家，和我妈筹谋着再盖一个新棚子过冬。
我们回到曾经生活了几年的研究所大院里，原先的家都用做了单身宿舍，而原居民们都在大门外挨着对过的农田扎起了临时帐篷。我们没地方呆，就和几个孩子上了办公楼二楼，聚在那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前玩。
那时白天没有电视节目，到傍晚才开始有些新闻播报，没完没了的样板戏和长征组歌。我们也没多大兴趣看，只是聚在那玩拍手和抓包，男孩子就用烟盒叠成的不知叫什么的玩具，举着小脏手，在过道的水泥地上一次一次地拍着。
有一天的大白天，我们正在楼外的空地上跳橡皮筋，突然听到楼上传来电视的声音。我觉得好奇怪：白天电视从来都没开过，怎么今天这么大声音？几个孩子赶紧跑了上去，看见不少大人都聚在电视机前凑着脑袋在瞧，谁都不说话。
电视上有几个人被铐着手铐，哭丧着脸，每个人旁边都有公安战士押着，有人在扩音器里庄严地念稿子。
大人们开始交头接耳：有个姓刘的阿姨炫耀般地小声说：“我昨天半夜就起来看过一遍了！”其他几个也在半夜起身看过节目的人开始复述起昨晚有，而今天没再出现的镜头：“我昨晚看到江青是光头！像疯了一样，还跳呢！嘴里还嚷嚷着“无罪！””
到今天我还有点怀疑：难道1976年10月半夜公审“四人帮”真的进行了电视现场直播？
只是这一回，我爸因为忙着盖棚子，也没提前探听到要直播公审的消息，错过了观看正版节目的机会。所以听到刘阿姨说，昨天半夜看到了江青的光头，我羡慕得不得了，也遗憾得不得了！其实昨晚我爸在晚上11点才把我们接回去，要是再坚持一会，不就看到了吗！
“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家也欢呼了好一阵：因为正好这个时候，我爸我妈在那些个刚刚认识的难友们的帮助下，在院子一角重新搭起了一座用竹竿，高粱秆，油毡和泥巴糊起来的结实的新窝棚！窝棚里还搬进了带烟筒的铁炉子和简易大床，甚至还有一个吃饭桌！中国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家也打倒了“塑料大棚”。
红砖预制板的“水景豪宅”虽然冬暖夏凉，但可能无法抵御随时出现的余震。不得已中，我爸只好在冬季到来之前，偷偷潜伏进去，几分钟之后又向它挥一挥手，带走了几张小板凳。
学校重新热闹起来：就像前两年铺天盖地贴大字报，决心书一样，现在又铺天盖地地出现了无数的红旗，和彩纸做成的三角彩旗。每面旗子上都用黑墨写着：“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以及：“打倒四人帮！”。学校的围墙上也到处用大大的黑体字写着这些标语，让旁边的“按既定方针办”黯然失色。
要上街游行了，可从一早天上就下着小雨。我手上拿的那面红色小纸旗在上学的路上就被细雨打湿，卷了边。那双被大脚趾顶破了洞的白球鞋也浸了水，脚在里面又凉又麻，我开始厌恶起今天的游行。
我们新班主任重新按照个头给男生女生排队。我在班上虽然不是最高，但也不是最矮，陈老师却让我排在第一个！
我比后面的小个子女生张莉高了半个头，张莉很不满意地在我身后，找着茬用手推我，好像我愿意站在她前头似的！我觉得肯定是陈老师年纪大了，没带老花镜的时候根本看不清谁高谁矮！
终于全校师生排好队准备出发了，这时陈老师才刚刚把队伍安排好，她气喘吁吁的从队尾跑过来，同时手里抓着程军的胳膊袖子，把他塞到男生的排头。程军手里举着个大红绸子红旗，把个小脑袋昂得高高的，挺着胸准备开路。
当队伍走动起来时，陈老师突然对我说：“今天你领喊！”“啊？”我没明白，“喊口号：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陈老师像刚想起来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就拿这个，喊一句，换一句。”
喊口号，这在一年级时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开学典礼，运动会，或者扫墓，只要全校师生站好队，或坐在操场都要按班级此起彼伏地高呼口号。以前总是：“毛主席万岁！”“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等。一般都是由班长，或者宣传委员站起来，举着拳头领喊一句，然后全班跟着喊同样一句。只要自己班里喊得整齐，有力就可以，不管其他班级是否和自己班同时喊。喊口号的最高境界是：自己的班级以最大的音量，最整齐的声音盖住其他班级的声音。
我们班向来都是程军和章文静领喊，他们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大队委，而我当然总是做着充数的滥竽。
而今天陈老师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破天荒给了我这个殊荣，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高举着小红旗领喊！
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我的脚趾再也感觉不到寒冷，天上飘着的小雨也不再让人厌烦，满世界飘着的红旗霎时变得那么地可爱！
我回头瞟了一眼小个子张莉，清了清嗓子，把那张纸片举到眼前，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就迫不及待地喊了一句：“打倒王洪文！”高亢嘹亮，像一道闪电划破天空！“打倒王洪文！”我们三年三班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里率先把王洪文打翻在泥地。陈老师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那天回到我家的窝棚时，我的嗓子火辣辣地疼，哑得说不出话来。我爸以为我淋雨受了凉，我故作镇定地用哑巴嗓子跟他说：“我没感冒，今天学校游行，我领喊口号。”
我爸沉吟了片刻，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的话，你还不听：唱歌的时候要用丹田气，才不会伤了喉咙。喊口号是一样的道理！来！”我看他拉了椅子站起身，知道又要演示丹田运气的技巧。我喊了一天，也听了一天的“打倒”，估计“四人帮”早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实在不想再浪费宝贵的丹田气，和我老爸两人挤在窄小的窝棚里把那四个坏蛋再打上一顿。
还没等他站稳，我就逃也似地跑出了窝棚。
自从那次领喊之后，我不仅在那些曾亲眼目睹我被我妈兜头泼凉水的女同学面前重新抬起了头，还在不久之后进入了学校红小兵广播站，负责在每天中午通过扩音器，慷慨激昂地向全校同学朗诵一段刘胡兰的故事。尽管当时我还没加入红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