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及后勤保障等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北伐军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农会的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是滋味，而这就为日后的国共分裂埋下了隐患。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中共的地下活动。由于中共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后建议对中共分子采取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对付中共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和中共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即中共所称的“叛变”）而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中共过来的人，都熟悉中共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全部地下机构等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这完全是旨在“攻心”的宽大政策所起的作用。
鲍罗廷（在中共高层里发号施令、称王称霸的苏联顾问）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而坚决主张“联俄容共”，所以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共便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而此次的“合作”与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蒋介石实施的“清党”行动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彻底破裂。蒋介石之所以被迫“清党”，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许多严重危及社会安宁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大张旗鼓开展的所谓“工农运动”是直接导致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介石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不应该“扶助农工”的问题，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而中共开展的“工农运动”以及所要达到的最终政治目的，显然令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底层民众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教化而有着自己心目中难以动摇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基本理念，所以对地主、资本家等富有者“造反”（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便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必须首先完成对自己信守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摧毁才能够对富有者下手。而这显然有悖于自己信守的传统道德观念。而痞子、流氓、市井无赖等社会顽劣则不同，因为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所以要煽动他们起来造富有者的反、剥夺富有者的财产乃至于生命并不费力。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也步子快、胆子大、下手狠，敢抢、敢夺、敢杀。这样就有可能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因为“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而“榜样的力量则是无穷的”。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即便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现在的“朝九晚五”作息制度竟然源于此时。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国务院公布的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而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居然是今天的五倍。章程还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而按照如此荒唐和不切实际的“福利待遇”经营的店铺则必定是短命的。
北伐军官兵在前线浴血拼杀且后援不继。而在后方的农村，中共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则如火如荼。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或者索要‘捐款’。一群‘吃大户’的人毫无顾忌地涌进‘土豪劣绅’家里去杀猪出谷、淘米做饭。甚至连‘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象牙床上也可以用泥脚踏上去再滚一滚。而且动不动便捉人戴高帽子游乡示众。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些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的血腥暴行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大为寒心。这对于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运动无疑是严重的破坏。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很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农运动深感头痛。而国民党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农工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宁、稳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以维持北伐战费和国家财政的各项开支。而工农运动一旦兴起，则往往无法满足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甚至就连生命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便难以维系。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土豪劣绅”，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更失去了纳税的“义务”。农会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没有粮食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毛泽东领导的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在江西、湖南等地的胡作非为严重地动摇了北伐军的军心。北伐时李宗仁将军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北伐军中官兵们的疑虑。到民国十六（1927年）年夏季，北伐军中来自于湖南、湖北的官兵们的愤懑心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因当时北伐军里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家庭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家乡都横遭农会的迫害、凌辱。而各级党部竟无动于衷。北伐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
1927～1928——国共双方的激烈对抗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不负责任的宣传和简单化的理解往往会偏离历史真相。实事求是的说，是由于遍及城乡的工农暴乱促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下定了“清党”的决心，或者说给了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借助青洪帮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翌日，当工人游行示威时，白崇禧下令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国民党“清党”的实际开始。广州其时也是中共的根据地。4月15日，广州也开始了“清党”：对中共党员大肆捕杀。国共“合作”了数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党”持续数月，这其中滥捕滥杀现象严重存在（很多中共党员隐藏于普通民众中造成了这种现象）。湖南农民运动兴起之初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是这样为农民辩护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并且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而后来则轮到国民党人“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了。
国民党的大开杀戒，本意是指望能将真的中共党员清除干净并震慑一些漏网之鱼。但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清党，共产党人决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中共上层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了兵变。这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同年8月7日，中共上层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上层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一夜天“武装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时中共成立不过六七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异想天开。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多次武装暴动。而这些暴动全部都失败了。有的地方当时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迅即被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清党。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毙杀土豪劣绅，毙杀政府官吏，毙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指示湖南、湖北省委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在政策上则实行“红色恐怖”。（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235页）可见，“红色恐怖”，其时是瞿秋白主导中共的一个“政治关键词”。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严酷的杀戮来对应。国共之间的关系史就这样不断用血书写着……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作者：王彬彬（作者系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原题：《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
自己胜利后，也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折腾，把大好时代错过了，把三代人毁掉了，然后才知道啥叫建设国家。。一切再回到原点。
只要想想现在有一群农民工手拿铁棍冲进小区要杀人抢掠，我们的警察叔叔怎么办？
----中 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农会给干掉了，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其实是半斤对八两。
不知之前有湘赣暴乱、抢劫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国民党逞凶平乱实属迫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