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属于绝对聪明的那一种人，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后考了几年才考上大学。因为这个，在大学里我读得比较勤奋，那个时候考研或出国很吃香，本人有幸大学毕业那年就考上了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研究生。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我一直致力于准备出国深造，无奈国家动乱，毕业后必须工作五年，因而出国的梦想从此破灭。
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大公司上班，工作有声有色。短短的几年里从工程师做到高工，再到单位的副总和市里的专家，进而结婚生子，出国的事就再没有提起过。后调到深圳一企业做总工，白天整日忙忙碌碌的干活，晚上夜夜莺歌燕舞，吃饭，打牌，唱歌，赌博等等样样都来，每晚总要搞到1-2点钟才回家，一周七天，天天如此，老婆受不了了。听加拿大的朋友说那边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老婆决定要出国，于是又试图去重新捡起丢弃多年的英文。
8个星期的英语补习班完后（每周3个晚上）就报名参加了托福考试，此时离我研究生毕业也整整十年了。托福考试是在一种不抱希望的想法下进行的，考完后就一直想再考一次。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早早的起了床，吃过早饭就去看成绩，顺便准备又去报名下一次的托福考试。当老师把装有考试成绩的信封交到我手中时，我怎么也不敢打开它。眼睛只是从信封的塑料口边（国外信封用于写收信人地址的地方）看进去，好像看到有两个5字和一个0字，心中暗喜。再打开一看果然是550分，心中大喜，考试通过了，真是谢天谢地，虽然这只是刚刚达到外国大学申请要求的最低分数。美国的大学大都要有GRE成绩，由于不想也不敢考它，我只选择了联系加拿大的大学。
当时的通讯不发达，联系学校是通过邮局邮寄信件来完成的，每次信件来回都要一个多月。由于对外国大学的申请程序不了解，加之自己的英语不好，准备完整的英文申请材料异常困难，常常是为一份文件要花费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为了保险起见，申请材料准备好后我寄送给了加拿大的6所大学，然后就静静的等待着对方的录取通知书。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这期间我去参加了在广州的一个专业会议。在香港大学的GL同学得知我想去加拿大，就在这次会议上将渥太华大学来港大做访问教授的L教授介绍给了我。二十分钟的谈话后，这个教授答应下星期周末来深圳看我。一个星期后，L教授打来电话，说他和家人在深圳旅游，希望我能去见见他。我赶紧驱车过去，寒暄了一会儿教授问我“你为什么对我的研究感兴趣？”“因为这些也是我喜欢的东西，而且我也有过一些类似的研究经历，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将会成功”，我回答。他又问“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当前世界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的了解？”“虽然目前有好多人在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的研究兴趣和其他人的不一样，我们想要搞的东西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我答道。“谈谈你自己吧”，L教授说道。“我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有相近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基本功好，有十几年的研究和工作经历，也有些研究成果，我计划去国外读一个博士学位，基于我的条件，我也有信心去完成我的博士研究”。我简短的介绍了自己。几分钟后，L教授也把家人（他太太和姑娘）介绍给了我，并邀请我和他们一家吃中饭，提出希望我能去读他的博士研究生。果然，一个月后我就收到了那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是因为当时他人在香港就还没有来得及给我寄财政资助信。
几个星期过去后，除收到两个学校的拒绝信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因为还没有拿到L教授的财政资助信，不知道能不能去得成加拿大，心里一直在打鼓！又过了个把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GF同学兴匆匆的来我家玩，顺便带来了另一大学的P教授的电子邮件（当时国内还不流行电子邮件），要我去读他的博士，并且提供我很好的奖学金。他同时也给我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另一朋友JH教授（他们在一起干过2年）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他做我的思想工作接受P教授的邀请。中途我还给P教授打过一次电话，我要求他同时也发一邀请信给我老婆和孩子，这样我们全家人就可以一起去他那里读书了。第二天，这教授就把我老婆孩子的邀请函用传真发了过来，真快啊！
当我拿到P教授的录取通知书和资助信的时候，心里真是像打开了五味瓶，感概万千。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本该在十年前就来到我的手上了啊。
拿到P教授的邀请函，我们全家三人就办理了去加拿大读书的签证，签证过程很顺利。一个月后35岁的我就带着老婆孩子，拿着两个简单的行李箱，告别了年迈的父母，亲朋好友和生我养我的并在我研究生毕业后为之奋斗了10年的伟大祖国，在香港坐上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波音767飞机来到了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