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工作，其中一件比较让人沮丧的事情就是病人一次又一次反复回来住院，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有这么一个老人，住在养老院，每次都是因为没有人喂不吃不喝，然后就脱水，奄奄一息被送到医院。主管医生A（为什么叫A，看到下面就明白了）收治了好几次，每次都是输输液治好了送回养老院，过不多久又回来了。
这一次，A医生决定把病因赖到抑郁症上，说病人不吃饭是因为抑郁，所以要找我会诊，说是如果我能把抑郁症治好了病人就吃饭了，就不会反复住院了。我跟他解释，我不认为病人有严重的抑郁症。退一步说，就算需要治疗抑郁症，那也是慢功夫，至少几个星期后药物才能见效。A医生的毛病就是固执己见，喜欢替专科会诊医生下诊断做决定。有一次一个心脏科医生被他搞烦了，对他说，“你是心脏科医生还是我是心脏科医生？心脏的问题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会诊意见你可以不接受，你也没必要找我会诊。”
但是，A医生就是这么样一个固执的人。A医生知道我是新来的，赖上我了，跟我说：“这个病人精神有毛病，应该在精神科治疗。”我还是比较嫩，居然说，“这样的老年病人，住在急性的精神科病房哪行啊，要住也得住那种老年精神病病房。”这下麻烦了，A医生说，“那你给找一两个老年精神病病房出来，那个H医院我不喜欢，不能去。”
我找到精神科的社工，问问他有什么主意。社工说，“这里的老年精神病病房只有H医院有。而且，这个病人主要是社会工作者的事情，他怎么让你办这事儿啊。不就是要喂饭吗，我们给她找一个慢性康复的地方，费用也不太高，保险公司一般比较容易批准。”于是，我们在网上使劲查，又打了几个电话，找到一家养老院也能做慢性康复，那家养老院表示有兴趣接受这个病人。我得意洋洋地拿着这个信息去找A医生，你看，咱多半事儿啊，既有苦劳也有功劳。哪知道，A医生说，这种事儿，你直接跟病房的社工去说好了。真是个A S S！我费那么多功夫帮他的病人找出路，现在倒好象事情就该是我的了。要不大家一提起他来就说，“知道，他是个 A S S。”
好啦，帮人帮到底。去找病房的社工，拿出我找到的资料。病房的社工说，“这个病人本来就在一个能做慢性康复的养老院啊。那个养老院离她的孩子们的家比较近，所以他们选择那里。你给他们找到别的养老院，还要看养老院接受不接受她，家属愿意不愿意往新的养老院送。A医生老是自以为是，老想替病人和家属做决定，这是行不通的。”我说，“对呀，这是美国，每个病人都有自己替自己做决定的权利。”社工说，“家属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要选择那个近处的养老院。他们有做选择的权利，包括做错误选择的权利。”我说，“我花了好多功夫找到这家养老院，资料还是给你吧。”社工说，“行吧，我去问问家属，看他们愿不愿意。”
故事就讲到这里，这里可以思考的主题比较多，选两个简单谈一谈：
1. 病人和家属做选择的权利。在美国，很重视病人（如果病人没有能力做决定，则是家属）做选择的权利，包括做错误选择的权利。在中国，讲究的是“医者父母心”，说的是中国古代医生对病人就象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怎么样是最好的治疗，由医生说了算。另外，在中国如果病人得了癌症，精神病或者严重的抑郁症，医生会直接找家属商量如何治疗。而在美国，只要不能下结论说病人失去做医疗决定的能力，一概都要先找病人商量，能不能把病情告诉家属还要先征求病人意见。
中美这两种不同做法那个好哪个不好，这个涉及到文化习惯，伦理和法律，讨论起来又是一个长篇。但是，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就是在哪里行医就应该按照哪里的习惯和规定行事。A医生总是想把自己的想法加在病人和家属身上，替他们做决定，显然不符合在美国行医的惯例。更糟糕的是他的判断和决定经常是错误的，其他的医生或者护士社工指出来他还不接受。
2. 很多时候做医生头痛的不是医疗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个病人所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住院输液甚至抢救，也不是抗抑郁药，更不需要住到精神科病房，她需要的只是有人好好喂她吃饭，陪她说说话。一对一的喂饭，在遍地都是养老院的美国怎么就这么难找？因为养老院有不同的收费，有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员工对病人的比例。养老院拿不到一对一喂饭的钱就没有一对一喂饭的人力。病人吃不好需要送去住院花的是国家福利的另一笔钱，花得再多也不在乎。要是在中国，不论去养老院还是住医院都由子女花钱，你看看做子女的是愿意雇个特护喂饭还是愿意把老人饿着一次一次地送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