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珍珍的痛
那天晚上,吴江从樟木头被放出来,直接回到公司,当时Tony正和志伟在经理室谈话,一见到吴江,马上过来把他拉进经理室,先是关心地询问他在拘留中心里的情形,有没有挨打,有没有饭吃,安慰他一番,然后抱歉说自己还有事不能走开,叫志伟陪着吴江去吃饭,再送吴江回去休息。吴江两天没换衣服,从凌晨到晚上,被塞进挤满无证人员的车里押运到关外,一路上不知出过几身汗,还有同车人身上的汗水也粘在他衣服上,这股混合型的汗味熏得人直反胃。
珍珍看到吴江一回来就随Tony进了经理室,她有一点担心,只是一点点而已。她想找个机会和吴江解释一下,自己还真以为他不会有事呢。老实讲,珍珍更在意的是发生了这件事,吴江怎么想,以后会不会对自己不利。说起来,自我保护是她被从小训练出来的本能。
在上海,珍珍的家是在老城区的一条弄堂里,她的爷爷曾经是个殷实人家的少爷,这位少爷为人豪爽,吃喝嫖赌样样都行,败家更是好手。原配妻子也是大户之女,据说结婚的时候,娘家送的陪嫁行头甚是排场,有樟木衣箱,柚木马桶。新娘头上手上都是黄的白的(金和银),用十几辆车拉着嫁妆,送亲的队伍排出二里地,煞是风光。可惜的是,再多的钱财也禁不住这位少爷闹腾,几年踢蹬下来,家产连同陪嫁来的浮财被掏空了大半,原配病死,留下个男孩儿,就是珍珍的父亲。珍珍的爷爷还是习性不改,掏声依旧,又娶了个填房,把儿子交给续弦照看,自己还是每日出去风流快活,荒唐了大半生,待到解放军进入上海,家里已经落到三餐不继的地步,后添的几个孩子都要吃饭,没奈何只好送珍珍的父亲进工厂当学徒工。珍珍的父亲打小就生活在后娘的白眼里,弟弟妹妹们有人疼,他是个多余的人。
珍珍的妈妈,老家是在安徽农村,十多岁才随亲戚来到上海,住在棚户区,后来进了纺织厂。珍珍妈为人朴实,寡言少语,嫁到珍珍父亲这种老上海人家,时常受到家族里亲戚的奚落,尤其是珍珍的几个叔叔和姨妈,老是拿珍珍妈当乡下人看待,言谈话语中总喜欢对珍珍妈冷嘲热讽,常常拿珍珍妈的农村老家说事取笑。珍珍妈本来就不善言辞,斗不过这一大家子人只好忍气吞声地过生活。珍珍的父亲一直和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关系不好,偏偏他又极好面子,觉得妻子给他丢脸,不但不出面维护珍珍妈,反而和外人一起贬低她,挖苦她,嫌她不如城里人会打扮会说话,脑筋不灵光,不如别家的女人门槛精,有时还打骂珍珍妈。
因为珍珍是个女孩儿,她的二奶奶重男轻女不喜欢她,她的几个堂弟和表弟也常欺负她。珍珍的父亲在后娘和弟妹那里受了气,听了挑拨离间的话,回到家里就拿她们娘俩出气。在亲戚和四邻的眼里,珍珍就是个丑小鸭,不招人待见。生活在狭窄阴暗的弄堂小屋里,珍珍从小就活的很压抑,时常要提防被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人捉弄,特别是姨妈和几个婶婶,一个个的嘴象快刀,能杀人于无形。珍珍虽说是个独生女,却很少受到家人的宠爱呵护。
有一个表弟和珍珍同年,考大学的时候,全家族的人都围着表弟转,唯恐哪里有不周到的地方,珍珍被撂在一旁没人过问。珍珍的亲爹买回许多营养品,却不是为了珍珍,都拿去送给珍珍的表弟。结果表弟还是落榜,珍珍倒考上了大学。最好笑的是她姨妈竟然埋怨珍珍,说是她抢了表弟的位子。别人拿到录取通知书都高兴,珍珍却大哭了一场。珍珍妈心疼自己女儿却不懂得怎么保护珍珍,只是反复地念叨,珍珍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
弄堂口有一个半开放式的小便池,男人们站在那里,面对一堵墙解手,身后无遮无挡,路过的人都习以为常。珍珍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就知道她不是男人,不能站到那个小便池的台阶上去,只有二奶奶口中的男人才可以,表弟和堂弟得宠,因为他们是男人,这让珍珍感到很自卑,珍珍盼着自己快点长大,然后逃离这个家,离开这条狭小的弄堂,到远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
虽然受了很多委屈,珍珍也因此明白了什么是刻薄和阴毒。自我保护,遇事先考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成为珍珍的思维定式。珍珍不止一次地听她父亲念叨,“我们家从前是大户人家,你亲奶奶出嫁时的嫁妆让多少人羡慕啊,送亲的队伍排出几里地,那是多么风光的事!唉,现在都完了,都让你爷爷折腾光了。”每次说起自己亲娘出嫁的情景,珍珍父亲的神情都好像是他亲眼所见一样,无限感慨。
祖辈的富贵荣华对珍珍是激励也是压力。上学的时候,同学中家境好的同学喜欢聚在一起。珍珍因为父亲好面子爱充大头,在工厂同事面前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大方,有花钱的机会绝不肯落在人后,总是冲在最前面,只要听到几句奉承恭维,他便得到了心理满足。结果搞得自家人常常很拮据,家里的摆设简陋寒酸,珍珍因此不敢带同学来家里玩儿,怕被同学讥笑,渐渐地变得孤僻不合群,也没什么朋友。
还有一件事,其实珍珍最怕的是她妈妈老家的人来上海,而且经常一来就是一大群人,把个小屋挤得满满,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多少次她对妈妈发脾气,怨她有太多的农村亲戚,害得她在亲戚面前,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
她家住的弄堂里有个人跑到广州做生意发了点财,回来在邻里面前展示自己的春风得意。引得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一阵子,不过很多人只是撇一下嘴,显得很不屑的样子,认为广州那地方就是乡下,哪里有大上海的名堂多。
有一天弄堂里来了一个香港人,大家议论的语气一下子又变得恭敬起来,羡慕赞美的词反复出现。珍珍躲在一边,偷眼观瞧,就是一个穿花衬衫的干瘦老头,因为他来自香港,便成了众人都羡慕的人。珍珍当时就想“将来我也要去香港,看亲戚们谁还敢欺负我!”
大学里的同学有海外关系的都忙着办出国手续,没关系但有钱的花钱办留学,当时自费去日本最便宜,花一万多人民币就可以办下来,澳洲贵一些,要三万出头。珍珍家没有海外关系,她老爸更没钱,只能用包含嫉妒和羡慕的目光看着身边的同学兴高采烈地离开,留下她垂头叹息。
大学毕业前,珍珍告诉父母说自己要去深圳闯荡,深圳离香港近,找一个香港人的机会比在上海多得多,珍珍相信这是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珍珍妈妈觉得女儿大了留不住,让她自己跑出去又不放心,听说老家亲戚里有个表妹在深圳那边打工,便托付表妹帮忙照料一下珍珍。过去珍珍妈妈最怕自己老家来人,丈夫家的人个个都是伶牙俐齿,见到她的农村亲戚,轻蔑的神色毫不掩饰地挂在脸上,珍珍父亲也是从来没有好脸色。事情就是这样滑稽,想不到现在要靠她的农村亲戚来照看珍珍。
这样,珍珍来到深圳,先是借住在那个她应该称作表姨的亲戚打工的工厂宿舍里。开始表姨还想介绍珍珍进工厂做工,珍珍坚决不干,她亲眼看着自己父母一辈子都是在工厂里工作,辛苦不说,收入可怜,抚养她一个孩子都吃力,她不能重复父母的生活,每天看着那些从乡下出来打工的女孩子,吃的是工厂食堂里打来的制作粗劣的饭食,穿的是街边地摊买来的廉价衣服。珍珍不甘心象这些打工妹一样拿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去换取那一点可怜的工钱。
住在打工妹的宿舍里,珍珍看到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女孩们每天早上不到六点钟,天还没亮就起床。在宿舍楼前的空地上有一排排水龙头,工人们挤在一起洗脸刷牙,吃过早饭,就进入车间,开始一天的劳作,车间里尽管有几个大型风扇嗡嗡响着为室内换风,空气仍然很浑浊,晚上要到七点以后才会下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
在家的时候,珍珍还可以跟妈妈发脾气,现在出门在外,没了依靠,珍珍明白自己几乎是一无所有,青春和头脑就是她全部的资本。她要把资本的效益发挥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