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天地有正气：读《血的神话》有感
作者：七分秋水（天涯社区）
少小只为颠扑苦，老来无事再读书。
最近我有幸读到一本名曰《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大屠杀纪实》的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作者谭合成）,感到非常震撼，道县大屠杀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四十年来，我们被瞒得好苦，欺得好苦啊！
道县文革大屠杀我很早就听说过但不知细节，即使在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权者和当事人都仍然讳莫如深。我们听说过纳粹屠杀犹太人，听说过红色高棉暴行、前南的种族灭绝、前苏联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但对于就发生在我们湖南并时隔不久远的道县大屠杀却知之甚少。甚至那些从门缝里得到的一点可怜的信息都混杂着一些别有用心的误导。读了《血的神话》才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和一个个血淋淋的故事。作者对被害者遗属、幸存者、杀人者、组织者、见证人等各方面进行了详实的调查采访，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口述史，令人信服、无可辩驳地还原了历史真相。
生命无贵贱，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在和平时期，一个不足40万人口的县有组织地屠杀无辜平民（主要是“政治贱民”即地富及其子女）四千五百多，占总人口的1.17%，相当于 85人杀1人，并波及到周边十个邻县，杀人总数达到9000余人，如果不是及时制止，有可能酿成地区、全省甚至全国性的大惨案。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从这个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暴行，联系到此前40年(1927年)的农民运动、此前20年（1950年－1951年）的土改镇反，从“一切权利归农会”到“一切权利归贫协”、“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评价的“好得很”的“革命的暴烈行动”， 展示了从暴力夺取政权到暴力维持专制的历史脉络。为此我重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农民斗争“土豪劣绅”的主要方式就是：“吃大户、杀猪出谷分浮财、戴高帽子游街、驱逐、杀头”。毛说： “好得很” ! “ 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毛以诗人的情怀和诗化的语言把这一血淋淋的现象描述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这种暴烈行动一直延续到土改到文革。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地基层干部把对地富及其子女的屠杀称作“第二次土改”。《血的神话》中记录的“枪杀、下窖扔天坑、砍头、活埋、活剐、烟熏、坐土飞机、石灰烧死、剖孕妇、沉河”种种杀人方式，以及分抢财产、杀人夺妻、屠杀老幼妇孺、强奸轮奸种种暴行，包括文革中全国流行道县也不能免俗的挂牌子、戴黑袖章、喷气式、打砸抢、抄家、文攻武卫、继续革命，这些“新生事物”叫法西斯、日本鬼子都要自叹不如。
“暴政加暴徒”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暴力革命理论煽动和控制民众的思想，利用暴徒和痞子恶棍，成就了一代暴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选第一卷的开篇之作，是早期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氏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不彻底否定和批判，就不可能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周期律的的怪圈，不可能走上一条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法治的社会发展之路。斯大林死后仅仅三年，就受到了彻底揭露和批判，而毛死了快四十年，却仍然“为尊者讳”，被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有智者亦不敢与之切割。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不敢面对历史，如何面向未来？。
道县文革大屠杀从发生至今始终笼罩着一个精心编织和小心维护几十年的说词，即大屠杀的起因是文革中两派的武斗以及所谓地富与子女组织“黑杀团”搞阶级报复，引起贫下中农大规模屠杀地富及其子女。我的手头正好有一本《黎原回忆录》（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黎军长当时是湖南“支左”部队47军的最高首长，曾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道县文革大屠杀就发生在他主政湖南期间。他在回忆录第九章中关于“道县问题的妥善处理”一段是这样说的：“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血的神话》中却明确的记录了：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的调查表明：“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这两点在 2011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原永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处理道县杀人遗留问题小组组长谢承年《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一文中也得到证实。
我不知道黎原军长的说法有任何证据，也不知道他的部下是如何向坐镇省会长沙的他汇报情况的，但以他的身份和当时所处的地位应当不会言之无据。其中有什么隐情和深心的考虑，须请黎原军长说个明白。据我省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中国当代史中，湖南省可以进入史册的只有一个人和一件事，人就是毛泽东，事就是道县文革大屠杀。”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身居要位的知情者，可以三缄其口，但要说的话就要对历史负责，不能只作结论不讲证据。
目前，我所看到的是，谭合成先生在他的《血的神话》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道县文革大屠杀既不是某造反派组织抢夺县武装的武器引起的，也不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引起的，（这两件事在全国的每一个县都发生过）也没有农民群众自发起来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情况发生，至于地主家庭成员起而报复之说更是连影子都找不到。道县文革大屠杀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策划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无辜平民的血腥事件。杀人者在面对处遗工作组成员追问杀人动机时，理直气壮的回答：“上面要我杀谁我就杀谁。现在，上面要我杀你，我也会杀。”“我杀人没有私心杂念，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煽动、策划、组织、实施杀人的责任人基本上没有受到追究，少数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杀人事件主谋受到了象征的处理，判刑最长的13年。而这位对569条人命负有主要责任的干部只坐了两年多牢就出了狱，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提拔重用，最后在县级领导的高位上光荣退休。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何种玄机？
我在阅读《血的神话》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在记录有关杀人事件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上都表现得胸有成竹、实话直说，但是在“第八二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中记述进驻道县制止杀人的47军6950部队突然在1968年7月某日悄悄连夜撤走，甚至跟他们一手筹建的革委会的其它队成员连声招呼都没打，所有档案文件全部遗弃，就撤走了，致使道县文化大革命再次“翻烧饼”，大反复。作者对部队突然撤走的原因语焉不详，用了春秋之笔。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是真相不能披露，还是有其难言之隐？我们希望作者能说个明白。也寄望于黎军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回忆。
全世界的主流政治理念早已进入了实话直说的阶段，普世价值简单而又和谐，得到了全人类的普遍认同。而在中国，当政者还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死不放手，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者手上握着的还是只有暴力和欺骗两件镇山之宝，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问题，而是他们如影随形的宿命。从目前的现状看来，暴力这一手好像还管用，但欺骗这一手已经越来越不灵了。俗话说，把戏不可久玩。一位魔术大师谈魔术表演时说：“门子（机关）没醒，观众把你当神看；门子一旦漏了馅，观众就会把你当小丑看。”
披露历史真相不是目的，我们应该从中总结什么教训，如何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如何批判和清除遗传至今的暴力基因，改造我们国民性中的卑劣成分？敢于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党应该如何担当历史责任？《血的神话》的作者对此有深刻的思考，这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肩负的历史道义。
中国人历来喜欢把改变权力腐败现状的希望寄托于革命，把追求公平正义的希望寄托于革命，把改变个人命运的希望寄托于革命，这是中华民族一个顽固的文化情结。其实只要对高度极权的大一统威权政治的迷信不破除，只要民主宪政的意识不确立，只要普世价值的核心理念没有全面到位，意味着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历史进程就不可能发生，一切所谓顺天应人的革命无不会堕落为诈仁假义的改朝换代和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周期律中。《血的神话》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群被戴上“四类分子”符号的人的被革命史，而在我们的前面，将还有一些什么人，被戴上什么符号，被进行革命，真的不可而知。人们那，你们要警惕！
我是一口气读完《血的神话》的，以我这个年纪能够一口气读完这本一寸余厚的书，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佩服作者深入细致的调查作风、组织和运用纷繁复杂材料的能力、富于特色的景物描写、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短诗、平静客观叙述中包含着对人类共同苦难的悲悯，尤其是洞察历史、烛照人性的深沉思考。我读过《墓碑》、《血酬》、《夹边沟记事》、《庐山会议实录》，《血的神话》完全可以与之比肩，从可读性而言可能还要略胜一筹。总之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一出的佳作，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献给祖的忠诚谱、正气歌。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一代人面对后人的叩问不至于汗颜失语。
杨继绳先生在《血的神话》序中说：“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的状况？”目前坊间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脏，以和谐的名义封口。”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刻画出了一部分钻进共产党内谋求私利的人物的嘴脸。我希望《血的神话》能够尽快在大陆出版，让更多的读者早日读到它。
因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