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东林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一副十分有名的对联．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近代历史上，每当风雨飘摇、国事蜩螗之秋，这副对联常常在人们的耳际回旋，激励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热诚报国。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谁?他为什么要把读书和关心国事联在一起?这得从几个世纪前说起。三百多年前，明朝神宗万历年间，有一批学者在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今天，在江苏无锡市东林小学的校园里还可以看到书院的部分遗址。上引对联就是东林书院讲堂里的一副楹联。
一、东林讲学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国事是一个什么样子。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明朝。明朝前叶，国力强盛，政治比较安定。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变本加厉，人民不断起而反抗。
面对着重重的政治经济困难，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万历帝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了。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上引有名的对联就是这种呼声的极好概括。
这副对联的作者相传是明末东林党人的著名领袖顾宪成。顾宪成是无锡人，时人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他在万历八年(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当时中央朝廷的主要官署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作为监察机构的都察院(这七个官署的长官称七卿)。六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各司由郎中主持，属官有员外郎、主事等。都察院的正副长官为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王锡爵别有用心地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他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象。
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第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习称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顾宪成回到了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时称龟山先生)曾经讲过学的东林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修复了这所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明代中叶以后的思想学术界，王守仁的学说极为流行。王学末流的通病是空谈心性，放诞而不务实学。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史·高攀龙传》中说：“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这里也反映出，服膺宋代程颐、朱熹一派理学的顾宪成等人，是所谓儒学的正宗。这就难怪，对于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冲破儒学旧传统和封建旧礼教的言行，顾宪成竟力诋其非。总的看，东林讲学的突出成就不在学术思想方面，而在于号召人们关心时事，为国尽力。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君子无取焉”，都是不足取的。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闻风响附”，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至不能容”。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二、党争频起
“三案”更兼“京察”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一一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热中利禄、贪恋权势的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结党营私，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占据要津，成了“当关虎豹”。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不以国事为重，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如史书所说，“以立储(皇太子)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这是说，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明末党争始于所谓“争国本”。“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常洛五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常洵。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常洵为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暧昧。
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纷纷上书，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诏将长子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常洵、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神宗迫于公议，于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当时不仅许多朝臣，就连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也坚持立长，因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只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神宗同时封常洵为福王，但又不让他到封地洛阳去，后来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四万顷为借口，继续将福王留在宫中。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内阁大学士，上疏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不合“祖制”，同时指出，封王要地过多，只能强夺民地，而过去世宗朝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引起人民反抗，希望万历帝记住这一“前事之鉴”。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万历帝让福王赴洛阳，授给他的庄田也削减了一半。
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
福王常洵到封地之后，郑氏集团仍谋夺取皇位继承权，一再策划谋害太子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天，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颠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
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是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内监，“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这两个内监恰恰是郑贵妃宫内的。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的神宗一看案情牵连到自己的宠妃，只得亲自出面，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他拉着太子常洛，向百官说什么“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说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内监在内廷打死，就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而王之寀却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竟将他削职为民。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八月间光宗得病，宫廷医生崔文升进了泄药，光宗服后病势加重。鸿胪寺丞[1]李可灼自称有“仙方”，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红丸后，不出一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驾崩”，于是廷臣大哗．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
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直斥“郑贵妃包藏祸心”，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必加曲庇”?还联系前事，声称“往者张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贬谪到南京。移宫案的经过是这样的：光宗刚刚继位时，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宮中的李选侍(选侍是没有封号的宫嫔)送给光宗，很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应由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李选侍也应立即迁出宫内正殿乾清宫．李选侍企图挟制朱由校以弄权，仍与朱由校住在乾清宫，不肯迁出。她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又放出空气，说皇长子年幼，宜由李选侍以太后身分垂帘听政．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长子已经成人，“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并揭露说，这是“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熹宗。
在围绕皇位继承权进行争斗的同时，东林党人同反东林各派展开了尖锐的权力之争。这表现于许多方面，主要是争“京察”。京察是明****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他严正廉直，不讲情面，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人，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由于沈一贯蒙蔽了万历帝，他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
不过，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蒙上箝下，沈也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致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时，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一些人物被罢了官。但在南京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
原来明朝在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仍在南京(时称留都)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就合谋排斥了所有支持李三才的东林党一派的人。李三才是东林党领袖之一，他任凤阳巡抚[2]时深得民心。齐、楚、浙党人物拚命攻击李三才，正因为他们自己大都是一批奸邪之徒。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时，方从哲秉政，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于是又“尽斥东林”。终万历一朝，东林党人大部分时间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支持熹宗继位后，才受到重用。
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是首辅，赵南星则以左都御史身分参与主持京察，他痛斥齐党亓诗教、楚党官应震等“四凶”，坚决罢了他们的官。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东林党人之反对郑贵妃、李选侍，显然是为了防止外戚和后妃弄权，而外戚和后妃专权往往是一个封建朝廷趋于没落衰败的表征之一。
在京察中，虽然存在门户之见，但总的看，东林党人努力整顿吏治，杜绝请托和注重人才，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打击奸邪，也获得舆论的支持，如万历三十九年京察，贬黜了过去被沈一贯包庇的钱梦皋，“群情益快”；后来赵南星斥退亓诗教一伙人，也是“天下快甚”。赵南星任吏部尚书时，纠正选用官吏中的弊端，“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皇帝宠信的宦官)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刚严不敢犯”。总之，东林党所排斥的大都是贪黩奸邪的官吏，他们力求革除弊政、澄清吏治，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惠商恤民
反对矿、税之弊 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可是工商业的发展，却更加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贪财成癖的明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
矿监所到之处，不管有矿无矿，只顾搜刮金银；有时见良田美宅，就胡说地下有矿，借此敲诈或强行霸占。税使沿交通要道遍设税卡，连小民手中“只鸡束菜”也得上税；而且税额苛重，商人往往被迫把货物抵作税款。依靠敲骨吸髓的掠夺，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运至北京献给神宗的就有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一千五百七十五两，还有大量的珠宝。直接装入矿监、税使私囊的也为数极巨。如矿监陈增搜刮的金银，进奉皇帝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却落入了他的腰包。矿监、税使是皇帝的亲信，权力极大。他们每到一地，就撇开地方官府，另建税署，专折奏事，直通皇帝。他们对不屈从于他们的地方官，上奏告密诬蔑，神宗偏听偏信，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矿监、税使及其爪牙，无恶不作。如湖北税监陈奉，“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矿监陈增在山东益都，日征千人凿山开矿，为督促多采，打死了许多工人。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等人到了江浙地区，扬言奉密旨搜金宝，诬大商巨室私藏违禁物，“所破灭什百家，杀人莫敢问”。矿监、税使的贪残暴行，激起了广大社会阶层的痛恨和愤怒。许多地方爆发了自发的反抗斗争，下面举几桩突出的事件。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山东临清商民罢市，万余愤怒的群众火烧税署，打死税监马堂的爪牙三十七人，马堂也被打个半死。二十九年三月，对税使陈奉恨之切骨的武昌商民，因当地官员冯应京奏劾陈奉十大罪，反遭陈奉诬奏而被捕解京，于是群情激怒，包围税署，誓杀陈奉。陈奉本人逃脱，群众抓住了他的帮凶五六人(一作十六人)，投入了长江。同年六月，苏州几千名织工在葛成(即葛贤)领导下，反对税监孙隆，打死孙的爪牙数人，放火烧了一批作恶多端的税棍的住宅。第二年，北京门头沟一带广大窑工和运煤脚夫，结队进入北京城，张贴告示，要求惩办肆意压榨百姓的税监王朝。一些朝臣也指责王朝，神宗最后只得把他撤了回来。云南税监杨荣疯狂掠夺，被他杖毙者竟达数千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指挥(中级军官)贺世勋率冤民万人火烧杨荣第宅，杀了杨荣及其党羽二百余人，贺虽因此入狱，但神宗也被迫不再派税监到云南去了。各地人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持续了二十余年，大小上百次，北至辽东，南至滇粤，东至苏常，西至陕西，此起彼落，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
在这场斗争中，东林党人是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山西巡抚魏允贞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宦官进行反噬，魏受到神宗的切责。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自矿、税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这些矿监、税使带着成批奸徒，专门“困商”、“害民”，不但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万历二十八年，另一东林党人、给事中(掌规谏纠察的朝臣)田大益在上疏中痛陈矿监、税使六大害，他说，皇帝内库的金银日进不已，公私骚动，民脂刮尽，而神宗仍以宦官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但“怨极必乱”，一旦土崩势成，众心齐倡，“至于揭竿”，皇帝的天下就会“大溃”而无法挽救了。万历三十一、三十二年(1603—1604年)间，在无锡，商人赵焕因告发税吏俞愚、金阳虐民不法之事，被俞、金两人诬以漏税，并惨遭杀害，沉尸于河。赵焕之子希贤辗转控告，又被金阳等人诬以阻挠税收而将他抓走，企图“转解税监，毙之杖下”。当时在家乡讲学的顾宪成，怒不可遏，挺身而出，一再致书地方官，痛揭税棍欺诈勒索、草菅人命的暴行。残杀赵焕事件引起公愤，除顾宪成外，一些正直的地方人士也上书江苏巡抚，要求秉公处理。
最后，地方官处理了俞愚、金阳，释放了赵希贤。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是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县)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民以逞。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上疏万历帝，尖锐地揭露说；自从矿、税迭兴以来，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民之主，不惟不给民以衣食，反而剥夺民手中之衣食。征税之吏，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因阻挠矿、税而被拿解，明日某官因怠玩矿、税而罢职。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如臣境内，税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之徒，附翼虎狼。如内阁中书(内阁低级官员)程守训尤为肆无忌惮，竟假冒圣旨诈财，动以万数。楚地内使(指陈奉)沿途掘坟，得财方止。”接着他问神宗，对这种情况，“皇上之心安乎不安乎”?进而他又大胆地把矛头指向了神宗，指出：“皇上爱珠玉，民亦慕温饱；皇上爱子孙，民亦恋妻子。奈何皇上欲积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升斗之储?皇上望传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此而不乱者。当今皇上病源在于溺志货财。臣请皇上焕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
一个月后，李三才又上疏说：“数月以来，章奏涉及矿、税，即束之高阁。臣前疏非同平常，关乎国脉民命。人主若对民休戚不关，但凭威力，加以劫夺，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即在敌国仇人犹有不忍，何况己之百姓?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乱’众蜂起，陛下块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又谁能守之?”李三才的奏疏，真是一针见血地打中了反动腐朽、贪婪无比的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万历帝当然只能束之高阁了。
不过，李三才还是凭借他作为凤阳巡抚所握有的职权，给人民办了几件好事。万历帝派到凤阳巡抚管辖地区内的几个矿监、税使，以驻徐州的陈增最为凶横。李三才严惩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史书上说，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淮人深德之”。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诬蔑他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
由于一再受到攻讦，万历三十九(1611年)，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四、抨击奄党
明神宗、光宗相继死去后，东林党人因扶立熹宗有功，颇受重用。已退休的叶向高回朝廷重任首辅，韩爌和刘一燝成为内阁大学士，还有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做了左都御史。与反对的党派相比，朝中一时出现了“东林独盛”的局面。
东林党人的部分主张开始得到贯彻。除撤除矿监、税使外，他们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兴屯田，修水利，种植水稻。为加强东北军事，以防备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后改称清)地方性政权的进攻，刘一燝推荐熊廷弼督师辽东。后来东林党一派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山海关，还积极支持袁崇焕守宁远。这熊、孙、袁三人正是明末抗御后金进攻的著名三统帅。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宣武门内创设了首善书院，听讲者除了一般士人，还有市民和“氓隶”(下层群众)；首善书院尚德业，重气节，对北京的士风起了好的影响。东林党人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出力，也值得一提。张居正在政治上有很大建树，但对反对过自己的人往往加以打击报复。后来成为东林党的一些官员就曾经受过他的打击。张居正在父亲死时，未依礼制回籍守孝；邹元标上疏痛斥他，因而被处以廷杖[3]，远戍边地，在张去世后才调回京师。张居正死后，新政废除，他本人被迫削了官职，家也被抄了。
整个万历一朝，朝廷中没有人敢于替他说一句公道话。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邹元标上疏称颂张居正“功不可没”，力主为之平反。当时不少东林党人正参与朝政，朝廷于是决定恢复张居正的原有官衔，依礼葬祭。从此事可以看出，东林党人是肯定张居正的政绩的，他们能为国家着想而不纠缠于个人恩怨。
好景不长，东林党人参掌朝政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而以魏忠贤为首的奄党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以至形成魏忠贤一人专权的局面。魏忠贤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尽，作了宦官。他善于拍马逢迎，极得熹宗的欢心，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在明朝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居于首位，而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传达皇帝的旨意，既掌握机密，又便于假借皇帝名义干政弄权，更处于重要的地位。后来魏忠贤又提督(掌管指挥)东厂，让他的帮凶许显纯掌握锦衣卫，还在宫中建立了一支由万余名宦官组成的武装。东厂和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从事侦缉刑讯的军事镇压机构。魏忠贤诱熹宗终日在宫内宴戏作乐，他又同极得熹宗宠信的熹宗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狼狈为奸，利用熹宗的庸懦无能，窃取了最高权力。反东林各党的许多官员看到魏忠贤大权在握，纷纷投靠他。
魏忠贤在内阁、六部和外地的总督、巡抚中遍植死党，以魏为首的宦官与反东林各党结合成极端反动的政治集团。宦官古时称“奄”(或作阉)，所以这一集团被东林党人斥为奄党。
当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阁臣如顾秉谦、魏广微等对魏忠贤卑躬屈膝，如同奴仆。有的朝臣途遇魏忠贤，在道旁拜伏，高呼“九千岁”。全国各府州县甚至京城之内，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有的官员不同意给魏建生祠，竟被逮捕入狱，惨遭毒刑。魏忠贤的爪牙中，最为凶狠险毒的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京师内外，遍布魏忠贤的密探，有人背地里说他一句坏话，被密探听到，立刻会被捕拷掠，甚至遭割舌、剥皮的酷刑。
魏忠贤专权乱政，造成了极端恐怖的黑暗统治。东林党人反奄党的斗争，起初限于弹劾追随魏忠贤的阁臣及其爪牙，忠告熹宗不要受左右宦官的蒙蔽。魏忠贤对不肯依附自己的东林党人则力加排挤。在他的策划排斥下，天启二年(1622年)，大学士刘一燝、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和副都御史冯从吾等人被迫辞官。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东林党人黄尊素在奏疏中不指名地揭责魏忠贤和客氏将引起亡国之忧。魏大怒，要处以廷杖，幸韩爌力救，改为夺俸一年，才算了事。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把反对魏忠贤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杨涟在疏中揭露了魏忠贤“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其主要罪状有：魏忠贤擅权后，皇帝旨意多由其传达或径自内批，从而破坏了明朝建立二百多年来的“祖制”；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凡抵制魏的官吏尽遭降斥；害死秉性贞静、不肯附己的嫔妃；执掌东厂，扰民不已，竟把不肯杀人媚人、不善罗织兴狱的官员削职为民；对魏家子侄滥加封赏，连乳臭小儿也封侯赐爵；魏出外借用皇帝仪仗，“俨然乘舆”；在宫内练兵，招纳亡命，使识者寒心，等等。
这些逆迹，臣下因畏祸而不敢揭发，再加上客氏为之掩饰，蒙蔽了皇帝。他进一步指出，魏忠贤篡夺皇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宮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杨涟坚决要求严惩魏忠贤，“以正国法”，并把客氏迁出宫中，“用消隐忧”。紧接着，包括东林党人黄尊素、李应升、魏大中、袁化中等人在内的许多正直的朝臣，以及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全监师生千余人，也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杨涟等人的奏疏触到了魏忠贤的痛处，使他十分恐慌。由于熹宗昏庸已极，魏忠贤并没有受到惩处，仍然掌权如故。魏忠贤为了报复，将奏劾者之一、刑部郎中、东林党人万燝处以廷杖，毒打致死，借以立威。但这次弹劾他的朝臣有七十余人，先后上疏百余件，声势浩大，再说东林党人在朝中还有一定权力，所以他还不敢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反扑，而是先将东林党人逐出朝廷。
在奄党的打击下，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首辅叶向高被迫辞官。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和左都御史高攀龙要惩办犯了贪赃罪的御史崔呈秀。崔连夜找魏忠贤求救，说：“高攀龙、赵南星皆东林，不除去南星、攀龙等，吾辈未知死所。”他还当场求魏忠贤收他为养子，不久就成了魏贼帮凶中“五虎”之首。接着，魏忠贤假传圣旨，斥责高、赵两人“朋谋结党”，他们只得辞官回籍。十一月，魏忠贤又捏造罪名，把副都御史杨涟和佥都御史左光斗削职为民。在他的逼迫下，首辅韩爌也辞职了。同一月，奄党阻止督师山海关的大学士孙承宗入京觐见皇帝，又不断地攻击他，孙承宗只好“杜门求罢”，于次年去职。
这样，东林党人基本上失去了参预朝政的权力。奄党还为大规模打击东林党人制造舆论，炮制黑名单，中伤诬蔑，无所不至。他们编造了《缙绅便览》和《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崇祯年间，他们又编造了《雷平录》、《薙裨录》、《蝇蚋录》、《蝗蝻录》，与天启年间编的《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合称“东林七录”)，把想要打击的人列名其中。如在《天鉴录》中，列入了东林党领袖叶向高、杨涟、高攀龙、左光斗等人；在《同志录》中，列入了东林党重要人物如黄尊素、李应升等人；《点将录》则仿照小说《水浒传》，列入一百零八名东林党人，赫然列在首位的是“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还有“及时雨叶向高”、“大刀杨涟”等等。这些名单中也有原非东林党人的正直官员，因接近和支持东林党而被目为东林党的。经过一番策划，魏忠贤向东林党人挥起了屠刀。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许显纯对已投入狱中的东林党人汪文言严刑拷打，迫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在“封疆案”中接受熊廷弼的贿赂。所谓“封疆案”是这样的一回事：熊廷弼经略辽东，防守有方。但朝廷又派根本不懂军事的奄党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天启二年，在后金军队的进攻下，王化贞丢了重镇广宁，一败涂地。朝廷判熊、王两人死罪，尚未执行。至此，奄党就设计诬陷东林党人。汪文言宁死也不肯诬扳杨涟(字大洪)等人，他在受刑时大呼：“世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许显纯用毒刑害死了汪文言，又捏造汪的供词，诬陷杨涟等六人受贿。于是魏忠贤用皇帝名义，下旨逮捕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时称六君子)，并将受牵连的赵南星等十五人削籍为民，提问追“赃”。“六君子”在六月间入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杨涟竟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但他们都铁骨铮铮，至死不屈。当时还是一名秀才的史可法(明末著名民族英雄)，听说他的老师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就买通狱卒，入狱探望，只见左光斗的面部已被烧得焦烂不可辨认，左膝盖以下筋骨全都露了出来。左光斗的两跟已经睁不开来，他奋臂用手指拨开眼皮，目光如炬地对着史可法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指不应冒险探监)，天下事谁可支拄哉!”他面临死亡，无所畏惧，正如史可法所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左光斗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大事，他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从而热切期望史可法继承他的志业，为支撑天下而奋斗。
魏忠贤为了一网打尽东林党人，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义，把东林党人姓名榜示全国，凡三百零九人。榜中除了东林党人，还有东林党的同情者和虽非东林党但也反对奄党的正直的官吏。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
同年，在奄党操纵下，朝廷下诏毁全国书院，北京的首善书院和无锡的东林书院首当其冲，东林党人连讲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魏忠贤更用翻历史旧案的办法，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令人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歪曲事实经过，编述成书，定名为《三朝要典》，并以皇帝圣谕的方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东林党人借三案“邀功”和“快私愤”。
六月间，要典编成，颁布全国，又成了迫害东林党的另一工具。天启六年二月，奄党再次制造屠杀东林党人的大冤狱。魏忠贤对已被罢官家居的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称后七君子)，诬以贪赃罪，加以逮捕。高攀龙获悉缇骑(捕役)即将到来，投湖自尽。他在给熹宗的遗表中表示，要追踪屈原，“循屈平之遗则”；他义不受辱，以死来抗议奄党的迫害。其它六人在狱中备受酷刑而死。周顺昌曾面斥缇骑：“若(你)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他每次受刑，必大骂魏忠贤，许显纯打落了他的牙齿，恶狠狠地问：“尚能骂魏公否?”周顺昌把满口鲜血直喷其面，骂得更为厉害。他们七人同杨涟等六君子一样，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虽死犹生。奄党推行极端残暴的恐怖统治，早已使人民群众愤怒万分。魏忠贤派缇骑到各地逮捕东林党人时，人民的积怒犹如火山爆发一样奔突而出。杨涟被押解途中，“士民数万拥路攀号，争欲碎官旗而夺公(指杨涟)”。左光斗下狱后，在他曾主持过屯田的地方，当地人士积极筹款营救。李应升被捕时，常州城士民聚集者数万人，有的散发传单表示抗议。许多人拿着棍棒冲进公堂，见着缇骑就打。一个卖甘蔗的少年高喊，你们“杀却江南许多好人，我恨极矣”!一边举起锋利的蔗刀，砍下了一个缇骑身上的一块肉，扔给了狗吃。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
天启六年三月十八日，缇骑宣读逮捕周顺昌的文书时，市民倾城而出，许多人拥进了衙门，大骂魏忠贤，抗议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缇骑头目竟凶神恶煞地叫骂：“东厂逮人，鼠辈敢尔(敢如此)!”还挥动武器刺击百姓。于是“众怒忽如山崩潮涌”，直前奋击，缇骑当场被击毙一人，其余的抱头鼠窜。同一天，逮捕黄尊素的缇骑乘船路过苏州，群众发现后凿沉了船只，缇骑落水而逃。
苏州人民反对逮捕东林党人的反抗斗争中，带头的为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义士，他们被反动统治者诬为“倡乱”，竟遭杀害。马杰在行刑前慷慨陈词：“大丈夫如病死，与草木同腐。今我等为恶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五义士遇害后十一个月，魏忠贤垮台了，苏州人民把他们的遗体合葬在虎丘山下，地点就选择在被拆毁的魏贼生祠的废址上。墓碑题曰“五人之墓”，墓门石坊的横匾上写着“义风千古”四个大字。五义士虽然牺牲了，但群众的愤怒反抗，已吓得魏忠贤大惧，“自是缇骑不敢复出国门(京城)矣”，再也不敢到外地去任意捕人了。东林党人的血也没有白流，他们的斗争使人民更加痛恨反动统治者。
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后来总结历史教训，奋笔写出《明夷待访录》这部不朽著作，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种种罪恶，指出奄宦之祸即为其一。他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相继)不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魏忠贤专权乱政，正是明朝宦官为祸最烈的时期。
奄党在残酷镇压了东林党和大批反对派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作恶。魏忠贤擅权，主要是利用熹宗的昏愦庸懦。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元崇祯)，情况发生了变化。
崇祯帝决心把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朝臣也了解到他对奄党抱有恶感，就交章弹劾。崇祯帝将魏忠贤发配安徽凤阳，魏在途中畏罪自杀后，又处以戮尸，悬首示众。客氏同样被处死；奄党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分别受到处治。崇祯元年(1628年)，下诏焚毁《三朝要典》，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活着的刘一燝复了官，韩炉回朝仍为首辅，又起用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地区[4]。崇祯二年三月，还公布“钦定逆案”，除首逆魏、客二人外，追随魏忠贤的奄党二百几十人，分六等定罪，处以斩首、充军、徒刑、革职等。但奄党的势力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东林党同它的斗争一直继续到明朝灭亡。
五、气节凛然，誓死抗击清军
崇祯帝不同于熹宗，他即位后就亲自执掌了朝廷大权。但他刚愎自用，拒谏饰非，远忠直，亲邪佞，使已经极端腐朽的明朝每况愈下。崇祯帝奉行竭泽而渔地榨取人民的政策，促使从陕北开始的农民起义不断扩大。崇祯帝用主要力量来镇压农民军，使关外的后金军有机可乘，频频进攻。在朝廷内部，东林党人虽然部分地复了职，但实权不大。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朝中推举内阁大学士，温体仁和周延儒互相勾结，诬蔑被提名的东林党人、礼部侍郎钱谦益过去当主考官时受贿。
崇祯帝憎恶臣下结党，对敢于评骘朝政的东林党人不抱好感，他不查清事实，就将钱谦益革职，钱的门生瞿式耜也受牵连而贬官。第二年冬天，皇太极率后金军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又听信左右佞臣的中伤诬蔑，竟逮捕了从关外千里入援的袁崇焕(次年以所谓谋叛罪惨遭冤杀)。内阁首辅韩爌因为是袁的老师而遭弹劾，于崇祯三年辞官。崇祯四年，受排挤的大学士孙承宗也辞官回籍。
这样，东林党人失去了在中枢机构内阁中的地位。崇祯帝任用周延儒、温体仁和薛国观等一班佞臣当了首辅；他猜疑廷臣，又让一批亲信太监插手朝政、掌管财政、监督军事，于是国事日非。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青年士子继东林而起，组织了复社。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之风甚盛。崇祯初年，江南有许多文社，著名的有太仓人张溥、张采创立的应社，华亭人夏允彝、陈子龙创立的几社，还有别的许多社。后来这些文社合并为复社，推文名最大的张溥为盟主，于崇祯六年(1633年)大会于苏州的虎丘。大江南北的士人参加复社的，据记载约有二千多人，这是明代、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规模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结社。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不少复社成员是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子弟，有的复社成员当时也被人称作东林党，所以后来述东林事迹的，往往兼述复社。这里就把复社的重要事迹谈一谈。复社继承东林党的传统，论文兼评时政。复社声讨奄党余孽阮大铖之举是明末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阮大铖在崇祯初名列“钦定逆案”，革职后居住南京。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人士会集南京，其中有的是著名东林党人的后人，如黄尊素之子黄宗羲、侯恂之子侯朝宗、陈于廷之子陈贞慧、顾宪成之孙顾杲等。七月间，他们公推吴应箕起草了《留都(南京)防乱公揭》，由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者一百四十余人。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在过去充当魏忠贤的爪牙、迫害东林党人的罪行以及他仍在策划卷土重来的阴谋；表示复社志士决心“为国锄奸”，不翦除阮贼誓不罢休。檄文义正辞严，它的公布，掀起了一场声讨阮大铖的运动。阮大铖成了过街老鼠，偷偷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起来，有五六年不敢出头露面。
复社成员大都是中青年，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仕途，职位也不高。但他们对朝政仍有一定的影响，突出的一件事是同周延儒的关系。周延儒早年同东林党人有过交往，崇祯元年打击钱谦益后同东林党人反了目，但此人颇为圆滑，在主持考试时又取中东林派的张溥等人为进士，因而同张溥又有了师生的关系。他的首辅一职在祟祯六年(1633年)被温体仁取代后，总想东山再起。张溥了解到这一情况，就向周表示：只要他在重新执政后能改弦更张，复社方面愿意帮助他再度入阁。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重任首辅，复社人士的暗中活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复社主要由吴昌时暗中结纳宦官，为周効力，吴在周重新执政后窃权纳贿，终于案发被诛；复社因此事颇为舆论所诟，这里就不细说了。周延儒重任首辅后，曾接受张溥等人的意见，办过几件好事，如：经奏请获准，停止东厂、锦衣卫的侦缉活动；减免一部分民间欠赋，起用已被贬谪的东林党人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等人。但周延儒纵容左右弄权贪贿，在对清作战中怕死不敢出战，反而谎报奏捷，因厂、卫活动受限制而恨他的太监就向崇祯帝告密。崇祯十六年，周延儒被崇祯帝下令赐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流寇打进北京，推翻了明朝，全国形势大变。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上吊，东林党人倪元璐、范景文和李邦华等人坚持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自尽丧命，成了明王朝的殉葬品。
东林党和复社，除个别人一度投向农民军(详情不明)外，总的说，是反对农民起义的。
在江南的东林党和复社人士，曾谋起兵勤王，对抗农民军，而清军在五月初攻占北京后，一面镇压农民军，一面进攻南明政权，使全国形势又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五月初，明朝在南京的文武大臣议立新君，重建朝廷。正直的大臣如史可法、东林党人张慎言等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淓为帝。但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阮大铖密谋，认为庸懦的福王朱由崧(福王常洵之子)容易控制，就拉拢江南的几个总兵，依仗武力，终于拥立了福王朱由崧(年号弘光)。这就是第一个南明政权。马士英把持福王朝廷，把已在崇祯初被宣布为非法的《三朝要典》搬了出来，起用了一批名列“逆案”的奄党余孽。他的密友阮大铖被任为兵部侍郎(后升尚书)。个别东林党人如钱谦益，利令智昏，借投靠马士英，捞了个礼部尚书之职。大多数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坚决不同马、阮同流合污。刘宗周上疏严斥马士英操纵朝政，激烈反对起用阮大铖，因之受马、阮的打击，被迫离开南京，回到浙江山阴(今绍兴)的家中。阮大铖鉴于复社在江南有很大影响，曾不惜重金，暗中促成侯朝宗与南京名妓李香君结合(清初名剧《桃花扇》即取材于此)。侯朝宗等复社人士获悉其中内幕后，拒绝同阮和好。阮大铖见拉拢不成，就下了毒手，于这年八月间，在南京大肆逮捕参与签署《防乱公揭》的复社志士。
侯朝宗和吴应箕闻讯后逃出了南京，周镳、顾杲、黄宗羲和陈贞慧则被捕入狱。周镳的堂兄周钟，也是复社成员，一度参加过李自成农民军，清军攻入北京后逃到了南京，此时被福王朝廷逮捕，判处死刑。阮大铖将周镳牵连在周钟案内，一并处死。顾、黄、陈等三人，因一时尚未结案，到第二年清军攻下南京，城內大乱，才乘机得脱。
福王朝廷在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人把持下腐朽已极。马、阮打击陷害忠贞正直之臣，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福王沉湎酒色，荒淫无度。他们对清军进攻不作认真的防御，反遣使乞和，妄图勾结清军来共同消灭农民军。新建立的清朝决定用武力统一全国，只许福王投降，不允议和。入关后的第一代清帝福临，年号顺治。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军围攻扬州，史可法率部奋战，城破后拒绝诱降，慷慨就义。
五月间，清军攻占南京，福王政权覆灭，文武大臣大部投降。马士英和阮大铖逃出了南京。阮大铖不久就无耻投敌，还为清军带路，马士英也被清军所俘(一说被俘后投降)；他们都因同反清案有牵连而被清军所杀。在危急关头，曾为东林魁首的钱谦益屈膝迎降，气节荡然。
复社名士侯朝宗后来归顺清朝，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也为清议所诋。不过，少数人的卑劣行径掩盖不了许多东林党和复社志士抗清不屈的光辉事迹。
东林党人刘宗周德高望重，清军占领山阴后企图拉他出山，以便收买民心。刘宗周誓不向清政府妥协，于顺治二年闰六月间绝食而死。黄道周在福王朝廷覆灭后，又参与建立另一个南明政权——唐王(朱聿键)政权。他到江西招募抗清义军，在作战中兵败被俘，囚于南京，在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不屈就义。同年十月，瞿式耜等人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最后一个南明政权。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攻下桂林，瞿式耜宁死不降，实践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复社志士的抗清事迹也同样值得表彰。顺治二年(1645年)夏，吴应箕在安徽贵池县组织抗清义军，失败被俘后，慷慨赴义。与此同时，清军攻下松江，夏允彝本想组织抗清武装，但形势急转直下，他的好友侯峒曾、黄淳耀在嘉定抗清失败，他为免于落入敌手，自尽殉难。顺治四年(1647年)，陈子龙在太湖地区组织抗清义军，因事计败露而被捕，也以身殉难。黄宗羲从南京奔回家乡浙江余姚黄竹浦后，发动当地青年数百人组成了一支义军，活动于钱塘江南北。他曾参加在浙东活动的鲁王(朱以海)政权。
顺治十八年(1661年)，最后一个南明政权桂王朝廷覆亡，各地武装抗清斗争才基本上被镇压下去。
六、结语
东林党人的最大特色，是把讲学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把关心国事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身体而力行之。他们继承并且大大地发扬了历史上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要求澄清吏治，改革弊政，礅于为民请命，坚决反对恶势力，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们的高风亮节、爱国赤诚，永昭千秋。历史给东林党人的斗争带来了新的特点。
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和手工业有明显的发展。东林党人基本上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和商人、市民的利益。他们在重视农业的同时，特别重视工商业，主张惠商恤民，积极参与反对矿监税使、反对对工商进行封建掠夺的斗争。这些主张和斗争，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趋向相适应，具有进步的意义。东林党人同奄党生死搏斗的事迹，辉映史册，感人至深。他们在反对奄党的斗争中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坐牢砍头，不怕毒刑拷打，在死亡面前仍念念不忘国事。
几百年后读史至此，犹觉凛凛有生气．人民群众一再以英勇的反抗行动来回击奄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不少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表明：东林党人誓死反对奄党——封建统治集团中最反动、最凶恶、最腐朽的势力，是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的。东林党和复社人士，究竟是封建士大夫，所以总的来看，他们是反对农民起义的。由于同样原因，他们怀着封建的忠君思想，力图在抗清斗争中恢复因极端腐朽而终于覆灭的明朝。不过，他们在反对清军暴行、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方面，是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有的为抗清而捐躯就义，有的终身不向清朝统治者低头，坚持了民族气节，是值得表彰和敬仰的。他们的爱国思想同忠君思想交织在一起，这是可以理解的。
复社的优秀代表人物黄宗羲，在抗清失败后既不向清朝屈服，也不消极避世，而是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在自己长期参加的东林党、复社的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悉心研究祖国的文化和历史，探索着民族的前途。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著名论断，这是对狭隘的封建忠君意识的突破，从而把爱国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百多年来，东林党的事迹传诵不绝。
[1] 鸿胪寺，掌管朝会、仪礼和接待使节等事务的中央官署。其长官为卿，寺丞为其佐助。
[2] 明代的巡抚，原为临时派赴地方处理军政要务的朝廷大员，后常驻一地，成了地方长官。位居巡抚之上者为总督、经略，主要管军事。
[3] 廷杖是明朝皇帝惩处朝臣的一种酷刑，系在朝廷上用大杖毒打，轻者伤，重者死。掌握朝政的权臣，也往往用皇帝的名义，对所要打击的官员施以廷杖。
[4] 明朝在长城沿线分设九个防区，称九镇。蓟镇驻地在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辽东镇驻地在辽阳(今辽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