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赫鲁晓夫一语道破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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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随笔》2010年第1期 作者：述弢
提起赫鲁晓夫，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那个矮小敦实的苏联当家人。想当初，他在西方国家的民众面前是何等的豪情万丈、义正词严，甚至说出了“我们要埋葬你们”之类不雅的话（潜台词是: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败）。俨然一个社会主义斗士的形象。
换了一个场合，同样是赫鲁晓夫，居然又说:
“不可无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们共产党员，每个人都应当像蜜蜂一样地去培植人民的信任。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只有我们极能忍耐的俄国人民能够忍受，可是靠这种忍耐成不了大事。我们又不是神甫，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应当在地面上给予这种幸福。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
这哪里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讲话，分明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嘛!当时在场聆听讲话的人，无不惊诧莫名，甚至感到恐惧和茫然。这次讲话自然也没有见诸报端。
布什维克搞革命，据说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知几十年过去，残酷的现实竟然是:没有社会主义———有土豆;社会主义建成———没有土豆。
这的确是个怪圈。苏联立国以来，历经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卫国战争、战后恢复等等，无论内政外交，不可谓毫无建树。例如在国家工业化方面就有长足的进步，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始终没有走出短缺经济的怪圈。
那么，这个怪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世纪20年代初，连年的战争把苏联搞得千疮百孔，元气大伤，生产滑坡，百业凋敝，瘟疫流行，食物短缺。1918年起实行的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难以为继，作为“战时共产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余粮收集制，也就是以强制性手段让农民按照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全部余粮的做法，更是走到了尽头。征粮队不得人心，农民群起反抗，或抗交粮食，或揭竿而起，他们强烈要求变更土地政策。1921年春天坦博夫省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提出“取消余粮收集制!”的口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暴动同农民暴动一样，均以遭到武力镇压而告终。然而这对布尔什维克触动很大。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功不可没。时过境迁，想不到当初革命的中流砥柱这时居然把枪口对准了苏维埃政权，声称自己是在开始“第三次革命”。举国上下民怨沸腾，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领袖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掉转船头，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为了保住江山，不惜作出让步。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一是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实行粮食税乃是政府关键性的原则措施。这样一来，农民应交的粮食只及余粮收集制时期的一半，负担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决断来安排生产，不必担心来自国家的掠夺。二是利用市场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开放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则带来了贸易的非国有化，而且零售业和小工业几乎完全转入私人手中。三是以租让制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四是实行币制改革，从此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人们发现，不出几天时间，城市的街道就大变样。取消了凭票供应制，商店纷纷开门营业，革命开始后多年不见踪影的食品和物品一下子冒了出来。
新经济政策时期可谓苏联经济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特例和亮点。由于采取了顺乎民意、尊重客观规律的一系列措施，至1926年，食品供应状况即大为改善。1921年—1926年，仅仅五年时间，工业生产指数即增长了两倍以上;农业产量增长了一倍，并超过1913年水平的18%。而且在恢复期结束之后，经济仍然快速增长:1927年和1928年，工业产量分别增长13%和19%。1921年—1928年期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幅度为18%。
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苏联经济也许会大有希望。可是别忘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本身已经犯了大忌。布尔什维克本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至于把早已摒弃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又请回来，那不过是为了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是前进道路上的短暂喘息。何况政治上仍然是严加控制，丝毫没有松动，甚至把弦绷得更紧了。
20年代中期，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两派意见激烈交锋，相持不下。一派主张继续扩大经济自由，让富农和耐普曼（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人企业主和商人）继续积累财富。一派主张加强国家行政体制，认为工业化不能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市场经济不适合苏联的国情，当务之急是改造农村，消灭富农，消灭个体农户，成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向工业输送所需资源的渠道。斯大林是后一派的代表，他最终占了上风。反对斯大林意见的人全都成了“右倾分子”，后来又纷纷死于他的屠刀之下，无一幸免。
斯大林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正在加速进行。为了筹措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当局大大提高对耐普曼、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征税额，提高物价，全面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拼命以倾销价向国外出口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石油、黄金、毛皮以及国内紧缺的粮食，廉价抛售几大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举世闻名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均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然而工业化首先靠的是农业集体化。因工业化而濒临破产的农村，成了五年计划所需物质财富和劳动力的巨大源泉。1929年11月，《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题为《大转折的一年》的文章。斯大林断言，苏联正万众一心，“从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大农业”，“农民内部的根本转变”已经到来，“连中农也加入了”集体农庄，而且是整村整县地参加。
实际上，形势远非如此乐观。由贫农组成的集体农庄早已存在，处境十分可怜，加入的农户甚至连十分之一都不到。1929年秋季并未发生任何奇迹。倒是开始了针对农民的大规模暴力。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不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牲口和农具统统集中到集体农庄的场院里。当时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与苏维埃政权为敌!”1930年初，斯大林决定在1930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集体化运动。各路诸侯不敢怠慢，大家你追我赶，生怕扣上“右倾”和“不愿执行党的指示”的帽子。一名区委书记急于邀功行赏，竟向中央报告说他那个区的集体化进度已达到100.6%!滥施暴力带来的后果是农民对集体化的大规模抵制。他们不肯把财产和牲畜交到集体农庄，担心遭到富裕农民那样的厄运，纷纷宰杀牲畜（集体化期间牲畜总头数减少了一半至三分之二），减少播种面积。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南俄，农民同政府武装对峙。北高加索和中亚展开了地地道道的国内战争。1930年的三个月内，发生了2700多起大规模暴动，有近百万人卷入。
然而最可怕的，甚至都不是集体化本身，包括那种违法的方式和所定的极短期限，而是相伴相生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成立集体农庄的进度表和消灭“富农”的控制数字是一起下发的。这里所谓的“富农”，实际上就是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数月之内，数十万户“富农”和“富农帮手”，其中包括年迈老人和哺乳婴儿，被迫抛家舍业，离乡背井，失去土地、财物，被塞进运货的车厢，强制迁往北极、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惨无人道地把他们丢弃到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让这些在旷日持久的旅途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听凭命运的摆布。根据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0年2月4日的秘密指示，应将49000人—60000人关进集中营，将178000户—214000户家庭，也就是大约100万人强制迁往边远地区。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证实，被迫迁徙者子女的死亡率比当地居民高出5倍—6倍。至少有350万—400万儿童夭折。
至今尚无死亡农民的准确数字。一般认为至少有350万人身亡。集体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首先使俄罗斯民族的遗传基质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农民这个世世代代形成的特殊的俄国农村居民类型，从此彻底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
若要了解农民对集体化的实际感受，不妨看看亲历者的口述:“父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一提起集体化，他总是长吁短叹，说说停停，他认为集体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劳动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里刚刚提起集体化的时候，许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业。村里什么人都有，有贫农、中农、富农。没有牲口的都算贫农。他们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给富裕农民做活。这些贫农后来就把东家的产业给没收了。拿走了财物、牲口、粮食、土地。谁也不在意东家还有五六个小孩。村里的人都可怜财产给没收的主儿，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的这份家业，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劳动辛辛苦苦挣出来的。父亲家的财产也给没收了。他们还算走运，流放得不算很远，还在同一个区。后来又让他们回到村里，参加了集体农庄。说是搞错了。其他的富农就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是用运牲口的车厢拉走的。只准带一点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业都毁了。集体化之前村里的生活很平静:庄稼收割完毕，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粮食满仓。乡亲们都相互信任，门也从不上锁，没有人会去拿别人的东西。亲如一家。可集体化一来，什么全乱套了:牲口和粮食全成了公有的。许多房子的门窗都钉死了。场院也是空空荡荡。加入农庄之前，许愿说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那些穷点的主儿立马就相信了，纷纷加入农庄。可富裕户不相信，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挣来的家业。有人进行对抗，毒死牲口，烧掉粮食。后来就管他们叫‘人民公敌'，落得流放甚至枪毙的下场。集体农庄的活儿是从早干到晚。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粮食。这当然不够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农庄的东西。认为这不算偷。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那就拿吧。后来‘麦穗儿法'出来了。只要你往衣服口袋里装粮食，马上就是‘人民公敌'。罚你的款，还要吃官司!农庄不知怎么搞成什么都平均分配。可干活和不干活一样啊!懒汉就养成了坐享其成的习惯，不干活也照样分东西。这样一来，大家都情绪低落。经营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还有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闹开了饥荒。那往往是全家饿死，甚至全村死绝。我们当然也可以离开农庄。可上哪儿去呢?什么地方好?再说我们也没有身份证。只有一个可以证明集体农庄庄员身份的劳动手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小就养成了种地的习惯。其他什么都不会干。”
真是叫人难以置信:集体化前和集体化后的苏联农村，俨然两个世界。原本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颇有“君子国”之风。后来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偷盗成风，世风日下，甚至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对于集体化引起的消极后果，高层不可能全然不知，为何还要一意孤行?自有其深意存焉。因为只要消灭了经济上独立的农民，就实际上祛除了任何民间反抗，尤其是1918年以来那些让布尔什维克十分恼火的暴动的根子。此外，集体化还解决了令当局感到非常头痛的交公粮问题。集体农庄成了以强制的超经济手段“解决粮食问题”的工具，实际上就是无偿夺走粮食的工具。也不必利用经济杠杆去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流了，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集体农庄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公粮计划，以及交售五花八门的产品和原料。
斯大林在集体化运动中不把人当人，农民成了会说话的工具，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生存权。把真正的庄稼把式、种田能手斩尽杀绝，而那些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则成了集体农庄的当家人，他们只知对上级唯命是从，充当剥夺农民的帮凶，想指靠他们来振兴农业，无异于缘木求鱼。事情发展到了连种粮人自己都吃不饱肚子甚至活活饿死的地步，还谈何养活整个国家?这种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给苏联农业以至苏联经济埋下了祸根。
斯大林去世后留下的烂摊子，只有靠继任者来收拾。1953年农业产量仅为1940年水平的10.4%，而城市居民则比1940年要多得多，且必须增加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粮食。尚未复兴的农业生产则正在迅速崩溃，两三年内就会引发实实在在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
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苏联存在“没有社会主义———有土豆;社会主义建成———没有土豆”这样的怪圈。上台执政之初，他雄心勃勃，试图根本扭转农业的落后状态。以大大降低农民家庭副业的税赋为突破口，并辅之以其他有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民负担减轻，收入增加，干劲倍增。再加上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全国粮食产量从1953年的近8000万吨猛增到1958年的近13600万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始终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不敢越雷池一步，无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改革也半途而废。1958年—1962年农产品增长率仅为6.6%。1963年收成不好，苏联首次动用宝贵的黄金储备到国外购买粮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72年爆发了比1963年更为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年，苏联到国外采购粮食将近3000万吨，一举打破世界的粮食平衡。这次采购导致美国的粮食、农产品、饲料和肉类的价格大幅上涨，并且引发美国国民的不满和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曾几何时，世纪之初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已经沦落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作为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发展农业和出口农产品的条件也最好的国家，不但不出口粮食，反而要靠进口粮食来养活本国人民，这本身就是对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绝妙讽刺。同时也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农业政策的彻底破产。有论者认为，社会主义是短缺经济。说得准确点，苏联式社会主义才是短缺经济。
好在苏联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上个世纪60年代在西伯利亚又发现了多处大型石油天然气产区。于是出口石油天然气赚取外汇，再用这笔钱在国外购买粮食，便成为此后若干年解决国内粮食问题的主要途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苏联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快速增长，石油价格高企，尚可勉强维持。讵料后来油价狂跌，用石油换粮食也渐渐难以为继。80年代中期苏联遭遇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至1991年春天，何处可以搞到购买粮食的外汇几乎已成为苏联总统的第一要务。时任苏联总统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就曾有过开着轿车跑遍莫斯科大大小小的面包店，最终空手而归的经历。同年12月，曾经辉煌七十年的苏联宣告解体。
历史真会作弄人:明明是老大哥已经走过的弯路，偏偏有后来者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又走了一遍。1949年以后的中国，原本也是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更是一派升平气象:“辛勤愉快地耕种着政府分给的十多亩水田，秋收后交了两鸡公车公粮后，剩下的谷子装了几拌桶，新粮盖旧粮，年年吃不完。过年了，家中还杀年猪，全家都缝新衣、做新鞋。”（与新中国同龄的四川崇州市何学嘉语）
然而性急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决心带领全国人民快马加鞭，奔向社会主义。迫不及待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再到初级社、高级社，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集体化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相比，究竟孰优孰劣?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归纳总结，领导人又高瞻远瞩，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仿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谁知这样的“大手笔”竟造成了大灾难，全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八位数。此后多年农村“左祸”肆虐，为害甚烈。请看当年农村状况的生动写照:“汉阴有个太平村，穷在山腰少人问，劳力日值六分钱，半数人家短油盐。”（陕西汉阴县太平村李家富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以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后，“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不知道咋冒出那么多粮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农民的救星。”（李家富语）我国也从此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
亲历者不胜感慨:“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们痛惜地说道，就照1952年、1953年那样，各家各户单干把每人的一亩二分田种到今天，不去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中国农民不知要富到何种地步，其实当年已初现了小康。结果折腾20年，又回过头重来，多冤啊!”（何学嘉语）
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