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汇调剂中心拆了，移到了外滩上，改成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我们不再站在大厅里叫喊着价钱做交易，取代的是每人一台电脑跟机器做交易。人民银行在电脑里设置了叫价的限制，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不时地有中央重要领导来参观，所以中午打牌这一娱乐项目也被取消了。师傅被调回了分行去做信贷，我继续在交易中心呆了一年。没有师傅的日子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安，我新交了一些外资银行的交易员。
有一天，师傅说：“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听说你在交易中心混得还有点头脸，还得了个绰号“小妖”什么的。师傅想你了，来浦东看看我，陪我过个周末。”
师傅还是住在集体宿舍里，等着分房子。在上海要分套房子比登天还难，可是师傅一直都没有放弃。考虑到她已经成婚，分行给她一个人一个房间，比我的待遇要好多了。银行里人事科的领导们认为，结了婚的人要隐私，我们这种没有结婚的就不可以有隐私了，要有几个室友们互相监督着睡觉。
师傅去买了很多菜，张罗着烧给我吃。师傅什么都好，就是吃饭声音太响，她能把蔫蔫的绿豆芽嚼得咂咂地响。我吃得特别快也特别多，想着我把菜都吃光了就不用再听她扎巴扎巴的声音。我很想指出她这个毛病，但是又怕伤她的心，毕竟她是我的师傅。
我随手翻到一张《金瓶梅》的CD，吵着要看。师傅迟疑着说这要结了婚的人才能看，我说你还真把我当从浙江山区里来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师傅把CD放进了播放器，放不出来，试了很多回还是放不出来。她打电话给大饼，大饼说谁要看，师傅说是徒弟要看，大饼说不行，你那个徒弟是个危险人物。
看着我一幅扫兴的样子，师傅说：“明天早上要吃什么，你睡个懒觉，我出去给你买。”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吃大饼。”师傅笑得前仰后翻。
我们爬上床，看着床上只有一条被子，我说：“师傅，给我找条被子。”
师傅奇怪地盯着我：“嫌我脏，不愿和我睡一条被子？”
“师傅，不是的，我不喜欢和女人睡一条被子。”
“神经病！”话是这么说，师傅还是给我找了一条被子出来。我们隔着被窝聊天聊了很久。师傅说她很担心大饼会出事，撇下老婆去海南，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说师傅我现在负责外汇业务，出席中层干部会议，但是他们只给我科长助理的头衔和待遇。师傅在被子外边蹬我一脚：
“别狂妄自大。年轻人要学会悠着点做人，不要趾高气扬，专横跋扈到处得罪人。”
我讨厌悠着点做人，象我这种外来人员，在上海没有任何背景的，悠着点做人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头。刚好新加坡一家银行的总裁看中了我，要我去开发他们在深圳的外汇业务。这中资银行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想听听师傅的意见，她一口拒绝：“你在深圳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出了事也没有个照应，不要折腾，好好地在上海过日子。”
我就是那种不折腾不能过日子的人。自从外汇中心的交易终端被允许接到各自的银行后，我就很少去那里了，和师傅一样，我也做起了信贷员。
当年手头有权有资金的信贷员的日子是很好过的，我被前来申请贷款的客户们前拥后簇地吃遍了上海滩上所有高级的饭店。银行里人事部的领导们看着不顺眼，要求我们上交所有价值超过50元的礼品，否则按受贿处理。没有多久，临时腾出来堆放礼品的那个档案房，看上去就像是“汗牛充栋”。
现金当然不能收，礼券是现金的变相，但是有目的的人总是会想出好的办法来。比方说我春节要回家，我的客户说：“乘火车干什么，我给你买机票去，哦，飞机不到的？多远？火车4个小时? 那我让小赵开车送你回去，太远了？不远，不远， 不就是4个小时嘛，吃个饭，洗个桑拿的时间。”
有一天，师傅打电话给我：“听到好几个客户说起你，名气不小啊。师傅想你了，来浦东看看我，陪我过个周末。”
我们约了去外面吃饭，饭店里杯盏交错嘻笑欢闹声一片，我听不到她吃饭的声音，就不用抢着吃菜。她说她和大饼一年前离婚了，我说这么大的事你都没有跟我说。她说心情不好，不想跟别人说。我说我是别人吗？我是你徒弟。
我问她怎么离的婚，她说大饼外面有了女人。离婚的时候大饼刚好挪用公款事发，钱都赔光了，连她那些亲戚放在他那里炒股票的钱也赔光了。师傅没有办法，只好把她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赔她的亲戚，她说她还向分行预支了半年的工资。
听到这里，我“咚”地一下站了起来：“师傅，你眼里真的没有我这个徒弟，当年我想去深圳的时候，你说那里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出了事也没有个照应，现在你出事了，却不让我这个在你身边的徒弟照应一下，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师傅说：“别吵了，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烦，谁都不想见，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想要给师傅些钱，她说心意领了。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对师傅耿耿于怀，我觉得她应该当时就告诉我，让我与她一起去分担。
让人欣慰的是师傅终于分到了一个一室一厅。晚上睡觉的时候，师傅说：“哦，我忘了。”然后她找出来另一条被子给我铺上。
隔着被子师傅开始训话，要我廉洁自律，洁身自好。她说：
“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有一天你下不了台不要哭，不就是个科长助理，有点狗屁权力了就鲜嘎嘎地到处招摇过市。”
我说：“师傅，这上面科长收了礼，我这下面的要是上交，你让我天天穿小鞋啊。”
师傅说：“你那么聪明的人都不知道见机行事，还配做我的徒弟？”师傅当时是副科长，高高屹立在悬崖上不倒。
后来朱镕基上了台，身边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几个客户昨晚上还和我在一起唱卡拉OK，第二天接听他们手机的是警察。对那些人，我本来就是玩过笑过不当一回事的，所以也没有到心里去，再说人家警察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抓人。当年外汇交易中心的事件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可以揪住我的心的呢？
有一件事倒是真正地揪住了我的心，那是我尊重，崇拜和爱戴着的财政分局局长的入狱。那天我去财政局办事，财务科长说：“局长不在，我能送送你吗？”我是明白人，赶紧上路。在路上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他说局长只是弄了点钱为分局设了个小金库，补充一下大家的薪水而已。事发后，他一个人把这事给抗肩上去了。
我想去探望他，科长说：“你这银行的再掺和进来，事情会搞得更大。”没有再见局长一面是我今生心头上的一大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