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问题的两个因素
第一是时间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嘛(附：李熬说“自由”把马寅初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首先，这里我必须打住。一般说来“初期”是个时间概念，但是对于不同的问题似乎同样一个“初期”概念这两个字的时间含意是有可能大大不同的。
比如说讨论军事问题，那么这个“初期”的概念所代表的时间就比较短。如果是讨论经济问题，这个“初期”的概念所代表的时间就比长了。如果是讨论人口问题，而人口问题是属于经济问题的，这个“初期”的概念所代表的时间就是经济问题里最长的一部分了。因为人口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至少也要大几十或上百年才能改变人口的结构。
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是现在靠经济的边缘吃饭。我也不是搞人口学的，由于混经济饭吃的原因常常我必须跟搞人口学的人们打交道。随便说一下，最明显、简单也是最低级的人口素质就是健康。其次是年龄结构，比如人口按年龄的分配。如果一切都理想化，那就是平均或常数分配啦。纯理论地天方夜谈，经过长时期的和平时期的的人口应该平衡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时期（一百或几百年）以后就在某种理论上是比较理想的了。
人口素质的健康除了人口按年龄的分配（老人多，还是年轻人多）还包括生育力（各性别按年龄的分配及其健康程度），老化速度，寿命等等。
人口素质里另一个最低级的素质就是生产力，其中也包括健康，还有人们关心的受教育程度。
这些数据的都是非常不容易得来的。美国法律规定每若干年都要花很多精力大张旗鼓地搞一次人口普查（census），而且还往往由于政治和经济种种原因搞不到准确的数字呢（而且这些数据的细节还是国家机密呢）。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人口结构呢，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数字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人口是一个刚刚经过了十几、几十（如果不是上百）年战乱的人口结构。而且，在这一百多年（１８４０－１９４９）之前的晚清的人口结构（健康、人口按年龄的分配、生育力、老化速度、寿命还有教育）应该也已经不是那么好的了。就更不用说中国这一百多年的战乱是从那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前的抽鸦片开始打下了基础了的。吸毒对人口结构（健康、人口按年龄的分配、生育力、老化速度、寿命还有教育）的毁灭性的影响恐怕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所以，在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时，说中国的的人口结构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如果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差的人口结构是不是很过分的。
所以，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我们还是可以定性地简单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人口是一个非常或极不健康的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人口在体质上是不健康的（加上医疗系统的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人口的生育力（虽然是未知数），但是应该也是跟其健康相联系的，所以应该不是十分的强的。战争对人口的第一影响就是死亡率升高，寿命降低（主要由于年轻人的死亡和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出生率（包括成活率）下降（战乱嘛，就不解释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自然也是急剧下降（战乱嘛，我也不解释了）。
在当时的这样一群中国人面前，就算完全不考虑战乱后的中国的生产力的低下（需要人的肌肉力）和人民享受和平对于生儿育女的渴望，如果鼓励人们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结果是什么呢？稍微有一点想象力的头脑都会想象到这群人很快就会面临人口的老化和急剧下降（死亡）和年轻人无法承担抚养老年人的重负。这群人还能发展进步吗？
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也不过是五、六十年。所以，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算数就可以告诉人们这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生的人们现在最老的也不到六时岁。这个事实的一个简单又直接的推论就是我们今天的国家基本上上是这些所谓多生出来的人们建设起来的。否则，恐怕养老早就是问题啦。当然，我们必须养这些人的老。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抱怨这些“多生出来的人们”的时候，也应该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祖国做出的贡献呢？当然，这些“多生出来的人们”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生了我们这共和国的第二或三代人。我真想象不出我们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人口政策有任何道理，无论是科学的、经济的、感情的和道德观上的。
写到这个份上我都忘了我要说的第二个人口问题的因素了。好不容易想起来了。这个是一个生物学的理论，在动物中有很多实验和数据，对人嘛，我说出来大家就知道无法实验了。生物学的理论说任何一个物种都有一个最低的生存基数。如果这个物种的个体的数量低于这个基数的话，由于基因的缺乏（也就是近亲繁殖）就必然会导致其灭绝。
我不知道这个生物学的理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因为我也不是搞生物学的。大家有兴趣可以问自己搞生物学的朋友。我的印象或估计是这个生物学的理论在１９４９年还没有发明。至少那个时候的生物学家们对保护物种还远远不如今天上劲儿。
我说这个生物学的理论的目的是要跟大家说一说人口素质问题。由于人类是社会化动物，也就是说人是依赖社会而生存的。因此，这个生物学的理论对于人类的研究，经过各种观察，生物学家们基本上同意：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基数大约是五到六百。从中国观察，一般的村庄也就是五到六百人左右（当然至少要多于这个数啦），算是个旁证吧。也许不同的种族会有大不同的基数，但是这就几乎是无法论证的了。
由于人类是社会化动物，也就是说人是依赖社会而生存的。一个社会并不简单是若干个体的一盘散沙式儿组合，而是这些个体的有机的有组织的集体。一个有机的有组织的集体的最基本的象征就是它有一个领袖。社会性的生物都是这样的。蚂蚁有蚂头、蜜蜂有蜜蜂头，狼群有头，等等等等。
因此，把这个生物学的理论用于人类的一个推论就是：在每五到六百人里应该有一、两个优秀人物作为他们的领袖（因为如果不然，单是五到六百个各人放在一起也是无用的）。这当然说的是自然分配，也就是说没有经过选择的五到六百人。因为，经过了选择，比如说一个大学里的五到六百人里就要比你在街上随便找五到六百人里的优秀人物多一些或优秀的程度高一些。这也就是今天发达国家大力宣扬自由移民对小国家的人才掠夺的科学基础。美国内部呢，它的不发达地区或黑人区的自然产生的人才也会由于经济原因离开，因而造成美国内部的不发达地区或黑人区剩下的质量不那么优秀的人们永无出头之日的必然性。说什么榜样如何如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某个黑人干了什么伟大事情或发了财，并不能是活证明了其他黑人的什么希望。如果有的话，只是多了一个发了财的黑人，对别的黑人发财的希望或路子只会更加狭窄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侵略者和奴隶主对被他们奴役的人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对反抗者也就是奴隶们中自然产生的优秀分子们（或叫“刺儿头”，“trouble maker”）给以消灭，而且这个做法还是有生物科学根基的。
这也就是“ 数量是质量的保证”的道理。按照这个这个生物学的理论，中国有十几亿除以五、六百那么多的优秀人才，也就是几百万！如果大家相信中国人比别人聪明的话，那么中国的优秀人才比这个估计还要多一些呢。美国最多也就能吸收个几或几十万中国留学生。所以，虽然中国的优秀人才到各国留学和移民走了一些，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还是有不少优秀人才留在中国建设祖国的。前一段时间就有网友贴帖说他当年的同学在“神舟”项目里做个什么总工程师呢。实话说，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在美国的物质生活都未必比国内好到那里去，就更不用说事业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啦。
最后提一句中国的共产主义或叫农民革命在生物学上的合理和先进性。不管怎么样，事实是中国几千年或几百年（看你怎么算）的发现人才制度是不很高效率的。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或叫农民革命让农民睡到了地主的姨太太的床上或甚至就是跟地主的姨太太性交和生儿育女啦的这件事，在事实上完全的、百分之百地、纯粹地从生物学科学上看也起到了丰富地主们的基因的作用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或叫农民革命以后的中国的统治劫机在生物学上都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和代表一些万全不同的基因（DNA）。
话都说到这儿啦就再说几句。据说毛主席对抗日战争时期彭得怀的“百团大战”不满虽然有其还不到战略反攻的战略时机，也有牺牲了很多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的是经过“大难”筛选出来的“适者”们是优秀的少数，因为死了的已经被淘汰啦。完全不考虑政治上的好恶，在事实上完全的、百分之百地、纯粹地从生物学科学上看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们是中国人中一些极为优秀的基因（DNA）啊！前面提到了社会是一群个体的有机的有组织的集体，而且社会的力量要比这些个体的一盘散沙的聚合大的多。这还只是说一般的质量的个体呢。经过长征筛选过来的老红军们当然是有及其严明组织纪律性的组织啦，其力量的强大大家想象去吧。这个观点说不一定还可以作为（我狗胆包天一下子啦）“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一个生物学的补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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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李熬说“自由”把马寅初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
庄冬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生不逢时。李熬说“自由”把马寅初又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马寅初的正确性好像是不可置疑的。
这人分“说事儿的”和“做事儿的”。“说事儿的”容易和“做事儿的”难啊。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自由”容易，不过100多年林肯不打一个内战，美国黑人也自由不了。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民主”容易，美国娘们儿们不大闹一场，美国女人也民主不了。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民主”容易，美国黑人们不大闹一场，美国黑人也民主不了。美国黑人也才民主了50几年嘛。
马寅初一九五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四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一九五七年发表《新人口论》。一九五八年被点名批判。一九六○年被迫辞职。十九年后平反为北大名誉校长，重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一九八一年当选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一九八二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一岁。
凡事都必需讲天时、地利和人合。
我先说说这“天时”。如果你想搞一个软件公司，现在已经不是微软起家的时候了，现在照微软起家的方法起家就不一定好。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软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现在的人员结构和微软不一样，你照微软现在的管理方法就不一定好。因此，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一般不是好主意。
我再说说这“地利”。拿公司做比喻，对一个公司来说这“地利”就是它在它自己领域里的位置和跟其竞争者、原料供应和服务市场的关系。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软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现在的原料供应和服务市场的关系和微软不一样，你也不是像微软一样是自己领域里的领袖，你照微软现在的经营方法就不一定好。
我最后说说这“人合”。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天时”、“地利”和“人合”三条是相互联系着的，不是孤立的。反正，由于微软是自己领域里的领袖，你的公司能雇到的人一般说来一定要比微软的雇员的“素质”差一些，即便你能给出跟微软一样的工资。甚至，如果你能给出比微软高10%的工资，你就能雇到微软能雇到的雇员的“素质”水平了吗？
如果，你还非要照微软现在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给你的雇员微软一样的“人权”，也就是生活或工资条件和工作或办公条件，你以为你这个软件公司还能活几天？
如果，有人给你出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高招儿时，你会用这个人和他学舌过来的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的高招儿吗？
所以，我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公司是不会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
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比以前强大多了，你也用了一些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了。这说明那个当年给你出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高招儿的人有“先见之明”吗？
当然不是，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高招儿谁不会出啊？！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把那个美国人叫“猴子见了，猴子照着做”(MONKEY SEE，MONKEY DO)的精英方法批判过了。
大家知道，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来这109年里就没有和平过。109年的战乱啊！109年战乱时期是很长很长的。109年的战乱已经远远足以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形成一个战乱人口结构。
109年战乱过后的中国的人口结构还是一个战乱时期的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数量和家庭关系。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战乱人口结构有些什么特点。战乱对一个国家人口的影响主要是数量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战乱对一个国家人口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对家庭的破坏，因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般喜欢雇佣结婚有孩子的雇员，因为他们比单身雇员稳定。也由于结婚有孩子的雇员有家庭负担，他们也比较单身雇员负责一些。因此，战乱时期的人口社会结构一般不适应于和平建设。
特别是对于一个109年战乱过后的农业大国，同时又是科学工业极端落后的中国来说，109年战乱过后的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仅完全不适应于和平建设还与发展工业极不适应。
一般说来，战乱以后的和平环境中的人们迫切需要结束战乱时的不稳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结婚生子。这是动物的本性，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就是战后美国人心要过日子的结果。先不说美国人的战乱不在美国，也不说美国人的战乱远远少于109年，美国还是战胜国呢。
中国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的109年的战乱全在中国而且中国战胜的时候也不多或没得到什么好处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战乱以后的和平环境中的中国人迫切需要结束战乱时的不稳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结婚生子的心情一定不比美国人差。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还有大家庭的传统。
所以，我以为马寅初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新人口论》对一九五七年的109年战乱后才8来的中国大概是不十分得人心的。美国现在也在讨论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就要退休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的问题。
我好像没有听说有美国人嫌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政府没有搞计划生育。当然有人可以说人家美国基督教没有计划生育的传统。那中国就有计划生育的传统？
我好像没有听说有美国人怀念某个美国人在二次大战后建议过美国政府搞计划生育，也就是没有听说美国人也有自己的马寅初。
我建议喜欢马寅初的人们查一查，看一看美国到底有没有一个一九五几年的美国的马寅初。如果美国没有，你们可以向美国人介绍介绍一下马寅初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也就是马寅初的“先见之明”。
为什么美国人在讨论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就要退休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的问题时没有美国人嫌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政府没有搞计划生育呢？我不知道。也许美国人知道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对美国今天的繁荣富强是有巨大贡献的吧？
事实是，这些人是负担，但是他们也是有贡献的。把他们带来的贡献和负担比一比，那一个大一些呢？
好像是陈毅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没有汽车和电车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三、四十年出生的中国人对中国人今天的这个日子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大家不要以为如果建国初期三、四十年搞了计划生育现在的人口少了以后而中国的发展还会照常进行和现在的经济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不错，在同样数量财富的情况下，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每一个人分到的财富就多一些。这大概最多也是小学知识分子水平。
但是，请大家不要以为当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的时候，那财富的数量会保持不变。因为，你今天分的这个财富也有他们的贡献。这些人在分这个财富的时候是负担，但是他们在创造这个财富的时候也是有贡献的。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财富也会随着减少的。
要证明马寅初的“先见之明”是必需证明减去这些人口也减去这些人口的贡献之后你的日子还是要比现在好才行呢。这恐怕不是一件像小学知识分子算分数看一看分母的大小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当人们说起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想一想：
在1957年的汽油力和电力都极不发达的中国经济主要是要靠人力来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今天的这个日子？
我以为，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有今天的这个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