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始末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
　　
1912年1 月14日凌晨两点，上海广慈医院突然来了两个穿西装的不速之客，敏捷地跳墙、上楼，走进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休养的头等病房。这时，陶成章正面里而卧，两个西装客连声呼喊“陶先生！陶先生！”当陶成章转过身子的时候，西装客即掏出手枪射击，子弹从陶的左颈喉管旁深入脑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后，扬长而去。当日陶成章逝世。
　　
1 月15日，孙中山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内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孙中山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孙中山哪里知道，陈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使者呢！
　　
陶成章投笔赴东瀛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 1878年1 月24日生，父亲陶正，漆工，兼营砖灰业，有八、九亩土地，日子过得很拮据。陶成章15岁时，即在故乡的陶氏义学执教。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陶成章迫于父命，也曾钻研斯道，但无所成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惨败，陶成章因此萌发了“投笔从戎”的念头。自此，这个年轻人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义和团运动中，陶成章离乡北上，游历奉天、蒙古等地，并到北京，计划刺杀西太后，因无从下手作罢。南返时，道经徐州，因缺乏旅费，步行七昼夜几乎饿死。
　　
1902年夏，陶成章加入当时知识分子中正在掀起的留学热，东渡日本，初入清华学校，继入成城学校。次年4月，因为沙俄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东京中国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成立拒俄义勇队，不久，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了支持这个新生的爱国团体，陶成章曾捐款相助。 1904年1 月，与魏兰相偕回国，暂寓杭州，时当夏历年底。魏兰对陶说：“杭州、绍兴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答道：“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于是，二人遍历浙东桐庐、云和、温州等，联络白布会、龙华会等秘密会党组织。许寿裳回忆说：“陶成章蓬头垢面，天寒时，用草绳做衣带，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的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即指这一段经历。5月，在杭州写成《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上卷。叙述夏以前的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博厚、高明、悠久等特点，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自作之，自述之，自因之，自果之，绵绵翼翼，继继绳绳，光曙东亚大陆者，已数千年于兹矣”。这一年秋，黄兴拟在长沙起事，陶成章与蔡元培在上海计议响应，准备袭取金华、衢州、严州等地，然后率兵入皖，一路进攻南京，一路进攻江西。为此，陶成章与魏兰在嘉兴、杭州、兰溪、金华等地积极作了布置。但是，长沙方面始终没有消息，陶成章等了又等，才打听到，长沙起义计划已经失败。这样，陶成章不得不重返金华，布置隐蔽。
　　
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有一个名为“暗杀团”的组织，它由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来，目的在于暗杀满族权贵。蔡元培觉得这一目的过于狭隘，因此，便与有关人士计议，定名为光复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而退。”除暗杀外，也准备组织暴动。由于蔡元培了解陶成章和会党广有联系，便劝他加入光复会。自此，陶成章即成为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　　　　　　
　　
陶成章在日本的时候，学习过催眠术。1905年再赴日本，继续研究。同年夏归国，在上海通学所讲授催眠术，并且编撰了一本《催眠术讲义》，后来鲁迅先生曾回忆说：“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这年冬天，陶成章与龚宝铨、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以体育专修科的名义招纳会党成员进行训练，准备起义。　　　　
　　
按陶成章的想法，起义方式有两种：一为中央革命，即在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发动；一为袭取重镇，即攻夺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要地。 1906年初，陶成章与徐锡麟萌生了“捐官学陆军”的念头。他们得到绍兴商人许仲清的赞助，通过徐锡麟姻亲、前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分别捐得了道员、知府等头衔。这样，便由官方备文，公派赴日学习军事。不料，徐锡麟是高度近视眼，陶成章身体也不合格，军事仍然学不成，二人怏怏返国。陶成章联络东南革命党人，自称五省大都督，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甫、皖北、上闽、下闽为十军。 10月，陶成章与龚主铨、苏曼殊在杭州暂住，谣传他们将于29日进攻省城，清吏向巡抚衙门密告，要求逮捕。但巡抚张曾扬担心拿不到证据，逮捕后会引起公愤，没有同意。11月，陶成章离杭，再赴日本。
　　
1907年1 月4日，陶成章加入同盟会。不久归国，准备响应萍浏醴起义。他打算率领勇士数十人潜入南京，破坏军政机关，乘机发动军队起义，但不幸消息泄漏，无法进行，只得又一次东渡日本。

同盟光复两相对垒

陶成章到日本不久，即卷入同盟会的矛盾漩祸。
　　
当时，日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充分体现出来，罢工斗争高涨，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很活跃阶段，并且建立了政党组织——社会党。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又还很幼稚。 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前者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组织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日本社会党的软、硬两派中，陶成章接近硬派。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提倡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组织亚洲和亲会。陶成章和张继、刘师培以及日本社会党人山川均、大杉荣等参加了这一组织。与此同时，张继、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倒孙风潮”，要求改组同盟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6月，张继、刘师培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该会提倡在中国进行“无政府革命”，发刊《无义报》，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所“批判”。陶成章因认为孙中山作事“武断”，对张继等人的倒孙活动表示支持，参加过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并在会上作过讲演。这一时期，他和张继关系密切。 10月25日，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召开政闻社大会，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陶成章曾和张继、平刚等人前去冲击会场，打得粱启超等人狼狈奔逃。1908年1月，张继因和幸德秋水派关系密切，受到日本警察追捕，逃往法国，所遗《民报》编辑部工作便由陶成章接任。2月25日，该报发表广告称，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陶成章曾选录明末钱谦益、陈子龙、夏完淳等人遗文为《桑澥遗征》，在该刊发表。
　　
当时，“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受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主张“直接行动”——暗杀和总同盟罢工。陶成章与他们不同，仍然主张武装起义。1908年春，曾赴青岛一行，计划仿大通学堂办法在该地创办震旦公学。其后，又偕张恭回国，在杭州召开大会，联络江、浙、皖、赣、闽五省会党，组织革命协会。该会保留了传统的会党色彩，定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岳爷爷”为崇拜的偶像，宣称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设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干方面，它又表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其章程称：“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章程设想革命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在经济上，章程主张“土地公有”，要求“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富豪的阶级”。但是，东南会党复杂，各方意见不一，革命协会终于未能组织起来。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转为经费问题。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的“倒孙风潮”，严重地伤害了孙中山的感情使他对同盟总部十分失望。自此，孙中山将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浇注到了南洋方面。1907年8月，孙中山积极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使之成为宣传革命和与改良派论战的新阵地。同时，又积极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酝酿将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这样，南洋支部实际上形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东京同盟会总部愈来愈涣散，《民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民报》在归章太炎编辑后，逐渐倾向于谈国粹，说佛理。孙中山、胡汉民离日后，原主要撰稿人朱执信，汪精卫等也陆续离日，《民报》谈佛理的文章更是逐渐增多。1908年2月刊行的第19号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缘起说》。有读者批评其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这种不满当然不会是个别的。因此，销数锐减，窘迫得付不出印刷费和编辑人员的伙食费，章太炎有时只能啃几块麦饼。在此期间，章太炎曾多次呼吁南洋方面接济，但前后只收到过三百元资助，这当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陶成章准备亲往南洋招股。对此，孙中山及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均加劝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多不是资本家，不会有多大效果，建议在东京另筹。但东京也并无丰厚财源， 1908年9月，陶成章决意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为《民报》募捐外，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到南洋后，陶成章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拿出了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发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簿款五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对此，孙中山推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成章要求为他写介绍信去各地募捐，孙中山同意了。
　　
“南洋经济恐慌”确非孙中山的托词。自1907年黄冈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发动了六次起义，用去近二十万元。南洋华侨中有力捐款的同盟会员大都已成强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后，六、七百名起义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经济更形拮据。 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称，“党中财政日困”，所言应是事实。
　　
在南洋活动初期，陶成章还和孙中山保持着合作关系，他曾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规平实》、《再规平实》等文，参加和保皇党人的论战。但是，由于在经费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陶成章决计“独自经营”。他制订了章程，开始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决行团为名进行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说明：“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已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这段文字突出地夸张了光复会的作用，它绝口不提兴中会，把成立在前的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的母体，显然，都是在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稍后，陶成章即积极联络在南洋的李燮和等人，印刷会章、盟书，雕刻图印等物，计划发展会员，建立组织。
　　
南洋是同盟会的根据地。从兴中会起，孙中山就在南祥活动，当地华侨对同盟会是熟悉的，光复会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陶成章不得不仰仗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威望。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声明“本会既为同盟会分会，故本章程订定后，移知东京总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数“亦移知东京总会及星洲分会”。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动却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1909年1 月，陶成章到坝罗，正值《中兴报》代表到埠演说，言“《中兴报》事紧要”，并称：“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他在与人书中说，“弟本不说中山坏事，盖犹为团体起见，不得不稍留余地，至是逼弟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已。”其间，陶成章曾向孙中山索取介绍信至各地收款，为孙中山拒绝。这以后，陶成章去到爪哇，开始建立光复会组织，不久各地分会陆续建立。这样，南洋就有了两个并行的各成系统的组织，一个是同盟会南洋支部，一个是自称附属于同盟会总部的光复会。光复会的传统活动地点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树旗活动，明显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争夺群众和影响的对垒局面，如果说， 1907年东京的倒孙风潮表现为对个人的不满，“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表现为思想上的分岐，这一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组织上的对立了。
　　
在树旗活动后不久，陶成章又在错误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还在1909年5月间，陶成章就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到槟港，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声言“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同时提出九条要求，其主要者为：1.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2.废除南洋支部，各分会一律直属东京总会；3.再开《民报》机关。《罪状》并诬称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建屋，用款不足，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其后，陶成章便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在东京的“倒孙风潮”之后，孙中山即不大过问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是《罪状》大部分属于不实之词。它得到了少数江浙人的支持，却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坚决拒绝。黄兴一面向陶成章作调停劝说，一面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申辩。
　　
黄兴的调停、劝说、申辩都没有能打动陶成章。在公布《罪状》的要求被拒绝后，陶成章便决定自行发表。他在与人书中表示：“与中山已不两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面发表之，从此分为两歧罢了。”其后，便由陈戚涛、魏兰将《罪状》油印百余份，寄给了南洋各报。
　　
陶成章的行动迅速影响了章太炎。在公布《孙文罪状》的同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再次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
　　
《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黄兴筹备复刊。因为对章太炎主持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章太炎多年困苦支持《民报》，一旦恢复，却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动肝火。他指责续刊《民报》为伪《民报》，在《检举状》中攻击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并主观武断地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他说：“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与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则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陶成章到东京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争取黄兴，开除孙中山，另推同盟会总理，掌握同盟会的领导权；另一手是取消对同盟会形式上的附属关系，公开分裂，重建光复会。在开除孙中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与李燮和、胡国梁等通信，声称同盟会东京总会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整顿，必须另行组织机关”。他又积极动员章太炎，对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章太炎长期对孙中山不满，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虑利害得失，对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由于基本群众在爪哇等地，因此，光复会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下辖各地分会，形成了所谓“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的局面。这样，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就由意见分歧发展为公开分裂了。

蒋介石广慈刺焕卿

陶成章和同盟会的矛盾在筹备广州起义过程中有了缓和，但随即又重新加剧。　　
　　
光复会重建后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对孙中山的攻击不得不停止下来。1911年，黄兴电邀李樊和等参加筹备，计划在广州发动一次新的起义。李燮和出席了在槟榔屿召集的发难会议，会后努力动员华侨捐款，胡国梁、柳聘农等并赶到香港，向起义指挥机关报到。陶成章应李燮和等电召，也到达香港。这样，长期分裂的两会关系就出现了转机。但是，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很久。广州起义失败后，身兼光复、同盟两会会籍的革命家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却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 1911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发刊《锐进学报》，作为秘密联络机关。　　
　　
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嵩山路沈宅开会，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
　　
陶成章虽然走了，但是，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合作。11 月3日，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李燮和不同意，于11 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这样，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回国。两天后，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被推力总参议。当时，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二十五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 11月9日，陶护送前浙江巡抚增韫到上海，并为之买好船票，命其于10日返回东北。 13日，《民立报》上刊出一条消息，声称“增韫允浙军政府，筹赠经费二十万”，并称增与其母女“确已押送赴沪交纳”。陶成章认为这条消息意在影射，于11月27日刊登广告，表示对此“置之不理”。《广告》并称：“杭城谣言叠出，对于仆咸有猜疑，甚有谓仆挟有南洋巨资二十五万，往绍兴练兵谋独立之举，可笑孰甚！”陶成章表示：“今南北未下，战争方兴，仆何敢自昧生平，而争区区之权利？谓仆得增韫款二十万及绍兴谋独立，其视仆不亦左乎！”
　　
苏沪光复后，革命党人的急务是攻取南京。11月下旬，陶成章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一带练兵。 12月2日，南京攻克，但陶成章的“练兵”计划并未停止。加上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间有讥评”，自然容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 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于蜗角间。”正是看到了这一危险。
　　
12月15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在他回国之前，马君武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题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其中谈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又称：“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这里所指，当即陶成章。批评虽然是不点名的，但见之于公开报刊，可见其尖锐程度。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消息。陶成章在沪已大不利，于是，避居客利旅馆。后又迁居国民联合会、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等处。 12月29日，同盟会会员欢迎并宴请孙中山宴席上，陶成章遇见王金发与褚辅成。王长期与陶不和。 30日，陶成章移居广慈医院，给夫人孙晓云写了张便条：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吾姊鉴。
　　
未署“从弟东生”，未署真名。 1912年1 月7日，陶成章在上海《民立报》发表通告，中称：
　　　　
当南京发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问题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是陶成章耍的一个手法，他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故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希望藉此保身免祸。
　　
在孙中山回国前夕，《民立报》曾大肆宣传孙中山将携带美金巨款及兵舰若干艘回国。及至孙中山抵沪时，却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部分成员发生误会，以为《民立报》的宣传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1 月11日，陶成章得到孙中山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疑再次泛起。恰在双方都不大痛快的时候，又发生了浙江都督继任人选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是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但陶成章却没有因这一片呼声而忘记自身的处境，于1 月12日发表通电，推荐属同盟会系统的蒋尊簋继任浙督，意在向陈其美等人表示，自己无意于争权。但是，陶成章的这一意图却未被他的旧属理解，沈荣卿等致电陶成章，宣称“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要求陶早日回浙，筹备一切，不能“一再退让”。　　　　
　　
同日，沪军标统蒋介石向光复会系统的张伟文、曹锡爵表示，与陶成章本无意见，想见陶当面言明，庶免误会。当即决定下午2时在光复会机关一晤。在蒋陶二人见面的时候，“融洽异常”，蒋介石询问陶成章的地址，陶即书一条相告。当夜12时，有人持函到广慈医院，声称是通过蒋介石转交的杭州快信，署名临时协会， 13日，陶成章将该函出示张伟文，张伟文认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而无临时协会，对此表示怀疑。次日凌晨陶成章即遇刺。

犯众怒老蒋遁日本

关于刺陶案的凶手，当时人已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前几年，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底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诋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 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 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苏，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 1907年，徐锡麟依靠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东京等地“诋毁”孙中山，“掀起党内风潮”，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又云：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来□（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己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容，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这一段文字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明显地不实。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但是，蒋介石的这份自白对于说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既有远因，又有近因，远因是同盟会长期的内部矛盾，近围则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的尖锐冲突。　　
　　
光复会竟作烟云散

陶成章被刺，上海舆论哗然。1 月1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批评说：“弹丸匕首者威敌之具，所以济军队之不足地。若以纤芥微嫌，循环报复，甚至片言龃龉，亦借此以泄忿，甚惧乱之无涯矣。” 19 日，再次发表时评说：“恃拳铳之威而强人以从我，否则必杀之，拳铳之专制。执拳铳者，尝愿革专制而希共和者也。”21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旅沪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人们当着陈其美的面，纷纷发表演说，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为。沈剑侯说：“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吾同胞当必代为雪仇。”孙铁舟说：“陶君之死，必死于争竟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毕，即将手枪扔到桌上。会场上充满了悲壮激烈的气氛。在舆论的强烈批判下，蒋介石不得不“辞职东游”，躲到日本去了。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雇人杀死。
　　
光复会是辛亥前后东南地区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后，该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遂逐渐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