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两天车，穿过三个州，终于到了婆婆家。不用干任何家务的我，照例坐在摇椅上，一边看窗外婆婆种的花，一边悠闲地上网。上学期得到了一千美元奖学金，不确定下一学期的申请是否会成功，结果一查，自己的学生帐户里多了一千美元！
心跳加速的我，跑到客厅，手舞足蹈，全家人都为我祝贺，公公说：“你那样认真努力，这是你应得的。”
很多美国人都对我说过这句话，但我至今都不敢奢望自己“应得”。可能，从小被欺负的我已经习惯了被忽略，被剥削。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口语考试，好几百人都在大教室里等待。突然听到那个老师在喊我的名字和号码，全场一阵骚动，我也非常惊讶：太不正常了，我的号码在一百之后，才轮到二十几号，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提前考试？
按道理，我应该高兴，因为这象是走后门的特殊待遇，但我却很紧张，怕其中有诈。早就听说有官员走后门，把拿到高分的考生，和自己孩子“狸猫换太子”。比如我实际考了90分，但最后显示的结果，却很有可能我是58分，而得到了90分的那个人，则是动用了关系的官员富商子女。也就是我，我的高分被掌握考试大权的官员给偷走了。
忧心忡忡的我，和监考老师反复确认名字和相片，在无奈中提前结束了考试。分数出来后，我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以我的实力，根本不用担心是否会及格，但我却总要担心自己的高分会被人偷走。偷分数，偷身份， 当官的什么都敢偷，实在是把我这个草民给偷怕了。谢天谢地，那一次，我的高分没有被偷走，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安排我一个人提前考试。但我对权威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所以，我从来不敢去想自己 “应得”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应该”埋头苦干，即使最后辛苦的成果，被人家偷走。
到了美国后，教授总是说：“这是你应得的，否则那就不公平。”但这种“奖勤罚懒”的公正，却让教授对我不满。有个同学来自大陆，第一印象就不好，因为我听得懂他的满嘴“国骂”。他用普通话和我套近乎，我就用英语回答，一是表明我不想和他打交道，二是觉得这样对周围听不懂普通话的美国人不礼貌。有时拉丁裔同学突然改讲西班牙语，被晾在一边的我就不舒服：“为什么不让我听？是不是在讲我的坏话？”
但那个学生的脸皮太厚了，明知道我讨厌他，却总是一脸讨好的笑：“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作业？”
无法忍受和他近距离接触，我头都不抬把作业给他，不是因为我想帮他，而是想打发他，迅速从我眼前消失---早一秒也行。
有一天，总对我微笑的教授，突然板着脸，指着我的作业说：“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作业和他的作业一模一样？”
我一看名字，原来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就实话实说：“他说想看看我的作业，我就给了他。”
“让他偶尔看一下，比较自己错在哪里，这是可以的，但你不能允许作业脱离你的视线那么久，从而给他抄袭的机会。这是剽窃，违反了校园诚实政策。我知道这些作业是你长期思考、独立完成的，抄袭的人不是你，但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他没有思考，直接抄你的答案，却得到同样的分数，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我不知道教授是怎样处理那个学生的，谢天谢地，他只是给了我口头警告。我有多少刻苦，他是看在眼里的。 从小到大，有多少同学抄过我的作业，我记不清， 但还在小学的时候，临近考试，总有人给我买瓜子、或者糖果，满脸讨好地笑：“考试的时候，我想坐你旁边，到时候帮帮忙啊。”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美国有了大发现：作业属于知识产权！我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更何况这也是在维护社会公正。在某种意义上，我得到的圣诞大礼，不仅是这一千美元的奖学金，更是奖励优秀的美国式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