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是我的邻居，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社区，但并不属于左邻右舍的范畴，所以平时也见面不多。他的小儿子和我儿子同岁，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年级上学，而且他倆是好朋友，因为这个，我和大卫总免不了要偶尔见面，慢慢就熟了。
大卫是个木匠，手艺精湛，因此平时的活计不断。教育孩子的任务，自然落在他太太身上。但是我总觉得，实际上他对孩子在教育上的关心程度，要超过他太太。
有一次在学校门口碰到他，他问：“你知道吗？咱们的学区可能要变了，变成XX小学。”
这里不得不先介绍一下美国的中小学学区分配。美国的中小学按照居住的社区分配学区，孩子上那所学校完全由住址来决定。学校当然有高低之分，如果想送孩子上好学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好学校所属的学区买房子住下。当然，某个社区属于那个学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每年各社区的居民人数都会变化，如果分配不当，会出现某所学校人满为患，而另一所学校学生不够的状况。实际上，学区的划分几乎每年都要重新调整。当然，有可能被调整的只是那些位于两个临近学区的社区。换句话说，如果住在学校对门，是永远不会被调整的，除非学校搬家。我和大卫所在社区正好就是处在两个学区的中间地带。
我说，我听说了这件事，但是从一般的标准看，这两所学校都不错，上那所都一样。
“不，不一样。”他摇着头。“要换成的那所学校体育场非常小，远不如我们现在这一所。”
“可是...我们对此无法改变，不是吗？”我说。
“不，是有办法改变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传单样的纸。“县教育委员会为这件事情要举行两次公开听证会，第一次就在下周，时间地点在这张纸上。你能来吗？”说着他把传单递给我。
我迟疑地接过来。“我可以去。但是。。我还是那个意见，我不觉得换所学校是件坏事。”
“好，到时候见。”他跟我握了握手，开车走了。
听证会那天，我去的晚了点，进入能容纳五六百人的会场时发现里面已经座无虚席，连走道里都站满了人。心里感叹没想到老美对孩子学校的关心程度并不比我们中国人差多少。
听证会开始，在县教委的一名官员介绍了听证内容后，全体教委成员开始聆听公众发言。每位发言者有三分钟的时间，发言开始后，一个计时装置立刻启动，从三分钟开始倒计时，时间一到，发言者面前的麦克锋将自动关闭。
大卫的发言显然没有经过太多准备，多半是即兴的，想到那儿说那儿。我听后觉得，不知道教委的人怎么想，至少我没有被说服。
听证会结束后，我在停车场碰到大卫。他也显然对自己的发言不满，但是他说：“我们还有一次机会，下次听证会我要好好准备。你瞧我的吧！”
第二次听证是两周以后。一开始的情形和第一次差不多，甚至我已经开始觉得有些枯燥乏味。很快，轮到大卫出场了。这次，他还没开始发言我就已经看出他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十个，而且每人身穿统一的蓝色T恤。
这十个人分成了五组，每组两人。每次发言上去一组，一个人讲，另一个人站在旁边举着一块一米见方的纸板，纸板上是为配合发言内容而专门制作的各种图表。举纸板的人根据发言者讲话的内容不断更新（翻动）纸板上的图表。发言完毕，下一组继续。这支由五个组组成的团队分别从交通距离，社区人口，文化多样性等五个方面，对更换学区的提议提出反对意见，每一个组重点阐述一个方面的内容。发言者口齿清楚，语言流畅，发言内容有理有据，条理清晰。不仅如此，这个团队显然经过了精心演练，每个组的发言都被精确控制在了2分58秒到3分钟之间，基本上都是话音刚落时间即到，丝毫不差！
说我不吃惊那是装出来的。不仅我，在场所有听众都几乎沉浸在他们的精彩表现中，很多人干脆不再关心他们的发言内容，而纷纷拿出照相机给他们拍照，教委的成员们也纷纷点头表示佩服。
他们的发言结束后，全场掌声四起。大卫和他的团队站成一排，面对大家鞠躬致谢。
两个月后，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消息：我们这个学区的变更计划被取消，原定学校不变。文章说，这是本次所有学区变更计划中唯一被取消的一个，原因是“（对该计划表示反对的）辩论团队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是十年来最令人难忘的一次，令人无法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