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六零年代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有过很好的总结（不是原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至今仍被人们广为引用，不少人将其奉为至宝大作文章，用来攻击当时的中国政府不顾民生。甚至还有人认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在极左路线下，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造成的农村经济的严重失衡，进而引起“大饥荒”。
如果认真的逻辑思考，虽然五十年代的中国农业基础差经济底子薄弱，就算是风调雨顺的常年，国家仍没有解决全体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中国那么辽阔，究竟有什么灾难（指天灾）能够造成饥荒、并且还延续三年之久呢？这在逻辑上好像讲不通。
要弄清楚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还得从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入手。
现在的人们都很有知识和经验了。比如说要造三峡大坝，光论证就论证的十几年。其建设对周围及长江下游和南部中国的生态环境、水文地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甚至将某年南方大雪，或者来年云南干旱的都怪罪在三峡大坝上。虽然不少是无稽之谈，但很多人还是健忘的，他们忘记了“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了。
我这里要提醒那些健忘或者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朋友们，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三年或更早些（主要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及农村合作化走人民公社道路后），中国农村进行了改天换地的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比如拦河筑坝、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闸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在一条河流上，大大小小的建立起十几座水库和水电站。所有这些工程，对国家水文地理乃至气候的影响是巨大的。
举几种可能的例子。一些良田因为修闸筑坝被水淹了，或者因为断水或者气候改变变得干旱颗粒无收了。当然也会有更多的荒地开始灌水可以播种，但因为它们很贫瘠产量很低，需要好多几年的调理才行，等等、等等。因为水利建设工程铺的很广泛，所以它们对广大地区气候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干旱暴雨、水患洪灾等。肯定有不少地方还需要整个村落的移民（移出来、移进去等）。
我不否认有些地方因为当地官员谎报产量造成部分农村饥荒、或者吃大锅饭坐吃山空等。但这些因素似乎不可能连续影响三年。而能够连续影响三年甚至更久的，甚至在这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后，继续需要调整或改造的就是农村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比如安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当时治理淮河（拦坝筑堤）很可能就会造成不少农田的丢失（原来是水泛区域）。
总之，将三年自然灾害的起因归咎为地方官员瞒报谎报粮产或因为极左实行吃大锅饭等因素是不对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国家政府在后来实行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并缩小基建规模是为证例。
当年中国农村进行的大量的水利建设，对后来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肯定是起到促进作用的。甚至今天的中国仍在吃这些老本。但在当时确实有点悲壮。假如我们当时的领导者头脑不要太热，水利建设的规模不要一下搞那么大，而是慢慢的稳步的搞；假如当时的建设者和领队者们对于水利建设对气候改变等有更多的认识的话，可能一些地方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刘少奇总结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自然灾害肯定也是有的，但不少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灾害就是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的。如果要我用最重的口吻批评的话，我也只能说这是“心急办坏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