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考试结束，我如愿以偿地拿了第一。我知道班主任不会再看到我的分数，也不会再和我一起一边誊成绩一边聊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的欣喜，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看重。
见习结束后，正式实习开始了。我们的称谓，从医学生，变成了病人口中将信将疑的“医生”，变成了带教医生们口中轻描淡写的“同学”，变成了护士们口中呼来唤去的“大学生”。我们不再有朝九晚五作息有序的校园生活，而是和临床医生们一样开始了翻班。
第一个实习轮转，是在消化科。附属医院要接受全国各地的疑难病人，每天都有大量的病人入院，不仅是病房都收得满满的，连走廊上都加好多床，值班医生们都是超负荷地在工作。我们新开始实习的手脚又慢，每天早上写处方，下医嘱，简直是被护士追在后面一边骂一边做，大冷的天，头上热汗直冒。现在想起来，国内的顶级的附属医院，带教制度确实如此松散，连正经教医学生开处方的人都没有，也没有统一的药物剂量用法的小册子可以看，更不要说根据肾脏和肝脏功能的剂量调节之类的了。我胆战心惊地问身边的进修医生或者护士，然后 死记硬背下来，总算过了几个星期，那几个常见药物可以不用问了。后来在美国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palm,里面装好了各种药物查询软件，随时可以查看，当时就想，如果我当年有这个，可以省去多少次被骂得泪水打转的次数阿。
我第一次值班，收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男病人，因为母婴传播从小就得了乙型肝炎，二十多岁就开始出现肝硬化，这次因为反复消化道出血收入院。由于中国乙肝的高发率，消化科的病人大多是肝硬化引起的各种并发症，比如门脉高压引起的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和难治性腹水。正在作体检的时候，病人毫无预兆地突然开始大口吐血，因为躺着的关系，很多血呛进了气管，他一边吐血一边剧烈咳嗽。我紧张得全身冰冷，一边大声喊人，一边用力把他侧过身。值班医生和护士们冲进来开始插胃管，输血，把惊呆的我晾在一边。消化科主任随即赶到，给病人做了曲张食道血管的结扎。这场大出血才算平静下来。
深夜里，我坐在护士站一边写病史，一边透过监护室玻璃看着那个年轻人熟睡苍白的脸庞，第一次认识到，医生的成长过程里，书本知识只是最基础的一步，后面，我要经历的还有太多太多。
那天跟我一起值班的，是留学生阿巴达。在附属医院实习的时候，每个小组都会分配留学生。这是件很让人烦恼的事情。留学生们从一年级上大课开始，老师就要不停地放水，即便这样每年的成绩都大多惨不忍睹，当然我们都是很理解的，毕竟祖国语言博大精深，每个字都有繁复变化，医学中更是掺杂了各种象形象音，音译直译的，即便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都学得苦不堪言，更何况阿拉伯非洲的兄弟姐妹们。试想要是我哪天突然穿越到津巴布韦，要用他们的语言去上他们的医学院，我肯定二话不说子先自我了结了。
可是到了临床上，立场一变，就是两回事情了。考试复习，是个人自己的事情，老师放水跟我们也没关系，反正留学生不参加我们的排名。但是真的值起班干起活来，一个萝卜一个坑，留学生连正经医学书上的字都还抄不下来，要让他们一个晚上写八份大病史，几十个病程录，外加交班记录，家属谈话记录，运气不好的还有死亡记录，那还不如直接把他们逼得跳楼来得爽快。没有人愿意跟留学生值班，因为那等于一个人值两个人的班，却只拿一份值班费。虽然值班费只有六块钱，要在门口买一杯快可立胚芽珍珠奶茶还要倒贴两块钱才够。
我们小组的阿巴达，来自刚果，她说阿巴达在他们的语言里，是仙女的意思，但是她长得跟我们炎黄文化中描述的仙女，全然是两种概念，所以分到阿巴达的时候，我们组的男生女生都很失望，既然伸头缩头都要分到一个留学生，至少期盼着能够有个帅哥或者美女，就算不能干活，放在眼前看着高兴，那也是好的。
排班的时候，因阿巴达就在场，谁都没有开口说什么，但是每个人都用劲平生力气用眼波和我沟通，每一道眼波都是这么强大，织成一张无形的压力蘑菇云，压得我我只能在我自己名字边上写下阿巴达的名字，于是除了我皆大欢喜。自那以后，我和阿巴达开始了两年多一言难尽的实习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