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9日晚7时许，飞机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这是半年来我第二次回到上海。当晚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前往徐家汇的老窝“建工锦江”，而是搭乘的士在夜色中驶往上海西北方向的RADISSON酒店。墨尔本的独立电影人大卫就住那里，他正同中国合作一个项目，资金遇到困难，要我帮忙做些沟通工作，这样就顺便为我订了房间。本来为中澳两边撮合一些事情是我的强项，可是大卫这个项目，由国内几个地产商投资跨国文化事业，难免发生一些外行领导内行的笑话，看似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两年来大卫逆水行舟，一波三折，很是辛苦，好不容易理出了一点头绪，现在资金链又断了，真可谓命运不济。当晚大卫同两位中国同行在酒店的Lobby，讨论着项目的前景，我在为他们翻译的同时，也着实为之担忧，有文化的没钱，有钱的没文化，双方各取所需地走到了一起，就像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这样的谈话，我看不出有何实际的意义，但是对大卫来说或许是不可或缺的，他需要这样的谈话，把几近泯灭的希望重新点燃起来，犹如一剂精神鸦片，使他暂时摆脱投资没有着落的煎熬，可是麻醉剂效力的持续时间终究是十分有限的。
第二天，大概是为了感谢我不取报酬的帮忙，大卫请我在酒店28楼的行政酒廊共进早餐，这里的客人清一色都是老外，酒廊领班是个乌克兰姑娘，会说英语和普通话。一位身穿红色衣服，带深度近视眼镜，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招待穿梭在客人之间，用娴熟的英语招呼着客人。由于这里的西式早餐颇对我的胃口，隔天我一个人又来到了这里，吃了顿典型的Continental breakfast。还是那位娇小的红衣女招待，在我离开前递上了单子让我签字，我一看单子后悔不迭，一顿简单的早餐，居然花费人民币271元，可以申报吉尼斯了。就在我懊恼之际，红衣女孩不失时机地同我搭讪，显然她已经从酒店电脑里获取了我的资料，像发连珠炮似地问我有关澳洲的问题：留学移民，租房买菜，假日旅游，我礼节性地应对着，有问必答，这样蹉跎了七，八分钟，最后在我交出了名片，承诺“保持联系”后，才得以脱身，其实我确实也不能再耽搁了，下午1点的飞机去厦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