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记住一点，老百姓才是所有制度、政权、官员的根本的靠山，忘记了这点必将走向灭亡。
我国前面做大了蛋糕，现在是要分配蛋糕的时候了，抛弃什么北京共识这个陷阱，我们的萧条的时候就是要做好蛋糕分配，在发展的时候做大蛋糕同时兼顾蛋糕的分配。
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实质
忧忧国愁 发表评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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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这本书
这个观点是对的.但过程不会那么简单.市场会经历巨大的洗牌运动,才会回归.
我听说过这本书
这个观点是对的.但过程不会那么简单.市场会经历巨大的洗牌运动,才会回归.
放飞心灵 发表评论于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内容姑且不论仅看看标题就让人触目惊心。这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中国乱不得！任何一个社会一旦陷入大面积动乱，受伤最大的还是底层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那么，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对立，乱象频生的现状，什么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正陷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亚洲拉美国家都曾遇到过。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个陷阱？
2010年，我国GDP总量大致是40万亿，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过3000美元这个关口后，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国现在已经走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能走出来吗？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般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上述特征一般人可能不好理解，简单的说，亚洲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社会基础的分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政权在利益集团的把持或影响下，往往侵占公众利益，不能推进符合全社会利益的制度改革，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政权频繁更替，政策左右摇摆，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发展初期，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蛋糕怎么分就成为主要的问题，如果分得不公平，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对照中国现状，与拉美、亚洲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何等的类似！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权力滥用，官员骄奢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仇富仇官几成潮流；制造业举步维艰，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产业升级前途迷茫；虽然我们理论上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虽然我们通过土改释放土地资源与享受人口红利还能支撑经济10来年的增长，但是，10年后，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我们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难道，2020后我们只能去迎接一个失去的几十年？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分配的问题。现在，可能也正是解决分蛋糕最好的时机。那么，中国现在该怎样来切蛋糕呢？
我提3点思路与有识者探讨。
第一，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简单的说，在税收这个蛋糕的划分上中央拿小头，地方拿大头。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为什么能节节胜利，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只管战略设计，地方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组织战役，反观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屡战屡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蒋介石喜欢直接干预前线军事行动，总裁命令经常指挥到师一级，连吃败战还死不改悔。
中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宏观调控一刀切的后果往往就造成不同地区的冰火两重天。在政府主导经济还无法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方式是弱化中央的宏观调控，强化地方的微观调控。中央下放财权、事权把主导经济的权利交给地方。中央在宏观层面控制产业布局，利用金融、货币政策做宏观调控。
现在中央提出一个扩权强县的思路，这是好的开端。但是，我认为扩权强县还应该尽一步扩大范围，不仅要扩权强县还要扩权强市。不仅要给政策还要给财权。
对于税收这个蛋糕划分，应该把增值税等流转税全部划给地方，所得税可以采取中央地方5：5开的形式。为了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还可以考虑仿照新疆、西藏例子把资源税留给地方，同时，让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结成1帮1组合，不仅让东部发达地区带动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同时促进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中小城市转移。
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意义非常重大。地方有足够的财力，才能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效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侵吞农民土地收益，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群体事件发生。
对于我们立刻就要启动的土改，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也有必然性。土改必然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进城不仅要有工作，还要看病、上学甚至养老保障，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完善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这些基础工作如果不到位，贸然把大量农民赶进城市，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
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才能从根本上清理地方行政部门乱收费的现状（包括收费公路的清理，没有这个前提很难得到彻底的执行）。从而降低地方的负担。
第二、减税！减税！减税！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大规模减税的时候了。这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管理层一再强调我们产业发展的出路是产业升级，但是，当我们制造业平均利润只有3%的时候，我们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的时候——我们的产业拿什么升级？没有大规模减税，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基本为0！
最近，我们通过土改释放土地资源还能支撑经济10来年的增长，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再也不能浪费了，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减税，给企业留出空间与时间实现产业升级！
减税可以降低商品价格，抑制通货膨胀，是藏富于民的重要手段。企业收益增加了，老百姓收入才可能增加，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我们的内需才能真正实现增长。才能让我们的经济基础更牢固。减税虽然会带来国家财政收入一段时间的下降，但是，根据拉弗定理：“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较低的税率能培育民间的经济活力，最终实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减税可以考虑以下措施。逐步用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增值税率考虑6、11两档，同时企业劳动力成本应该可以抵扣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设计为8、12、15等3档，最高不超过15%。个人所的税由地方根据当地经济水平确定起征工资，但是最低不得超过3500元。
这么大规模减税会带来国家税收大幅度下降，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可以考虑将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央企）交给人大管理，央企每年上缴的利润不得低于50%，这个钱就用于我们的社保缺口，让每一个民众都可以分享垄断央企所创造的利润。
第三、重塑宪法的尊严。
目前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干群对立，官民仇恨几成潮流——仅仅一个维稳就要消耗我们大量的精力与财力。这种现状不解决，不要说发展经济了，一旦社会发生大面积动乱，很可能就让我们30年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法制角度思考出路。我们虽然建立了庞大的法律体系，但是有法不依，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何对权力有一个基本的约束，如何保障老百姓基本的权利——解决办法就是重塑宪法的尊严，让宪法成为约束权力滥用的一根红线。
我们可以按照以下途径来重塑宪法的尊严。任何政府官员上任前必须先到人大宣誓：在任期间将维护宪法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如有违宪行为，将自动辞职。人大选举一个维宪委员会，对官员的违宪行为（或投诉），可以召开听证会质询，一旦确认违宪，行政官员可以直接启动罢免程序，DANG 政官员则可以提出弹劾（DANG章应该补充规定，凡是被人大弹劾的官员则自动免职）。
如此，则权力滥用则得以约束，人民的基本权利有一个可靠的保障。政府也可以重塑自己的公信力，
让宪法的光芒普照每一个民众，让弱势群体也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
最后引用一首诗，与有识者共勉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政府也可以重塑公信力，政府也可以重塑公信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正陷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亚洲拉美国家都曾遇到过。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个陷阱？
2010年，我国GDP总量大致是40万亿，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过3000美元这个关口后，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国现在已经走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能走出来吗？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般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上述特征一般人可能不好理解，简单的说，亚洲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社会基础的分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政权在利益集团的把持或影响下，往往侵占公众利益，不能推进符合全社会利益的制度改革，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政权频繁更替，政策左右摇摆，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发展初期，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蛋糕怎么分就成为主要的问题，如果分得不公平，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对照中国现状，与拉美、亚洲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何等的类似！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权力滥用，官员骄奢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仇富仇官几成潮流；制造业举步维艰，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产业升级前途迷茫；虽然我们理论上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虽然我们通过土改释放土地资源与享受人口红利还能支撑经济10来年的增长，但是，10年后，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我们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难道，2020后我们只能去迎接一个失去的几十年？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分配的问题。现在，可能也正是解决分蛋糕最好的时机。那么，中国现在该怎样来切蛋糕呢？
我提3点思路与有识者探讨。
第一，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简单的说，在税收这个蛋糕的划分上中央拿小头，地方拿大头。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为什么能节节胜利，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只管战略设计，地方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组织战役，反观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屡战屡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蒋介石喜欢直接干预前线军事行动，总裁命令经常指挥到师一级，连吃败战还死不改悔。
中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宏观调控一刀切的后果往往就造成不同地区的冰火两重天。在政府主导经济还无法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方式是弱化中央的宏观调控，强化地方的微观调控。中央下放财权、事权把主导经济的权利交给地方。中央在宏观层面控制产业布局，利用金融、货币政策做宏观调控。
现在中央提出一个扩权强县的思路，这是好的开端。但是，我认为扩权强县还应该尽一步扩大范围，不仅要扩权强县还要扩权强市。不仅要给政策还要给财权。
对于税收这个蛋糕划分，应该把增值税等流转税全部划给地方，所得税可以采取中央地方5：5开的形式。为了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还可以考虑仿照新疆、西藏例子把资源税留给地方，同时，让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结成1帮1组合，不仅让东部发达地区带动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同时促进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中小城市转移。
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意义非常重大。地方有足够的财力，才能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效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侵吞农民土地收益，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群体事件发生。
对于我们立刻就要启动的土改，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也有必然性。土改必然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进城不仅要有工作，还要看病、上学甚至养老保障，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完善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这些基础工作如果不到位，贸然把大量农民赶进城市，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
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转移财权才能从根本上清理地方行政部门乱收费的现状（包括收费公路的清理，没有这个前提很难得到彻底的执行）。从而降低地方的负担。
第二、减税！减税！减税！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大规模减税的时候了。这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管理层一再强调我们产业发展的出路是产业升级，但是，当我们制造业平均利润只有3%的时候，我们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的时候——我们的产业拿什么升级？没有大规模减税，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基本为0！
最近，我们通过土改释放土地资源还能支撑经济10来年的增长，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再也不能浪费了，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减税，给企业留出空间与时间实现产业升级！
减税可以降低商品价格，抑制通货膨胀，是藏富于民的重要手段。企业收益增加了，老百姓收入才可能增加，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我们的内需才能真正实现增长。才能让我们的经济基础更牢固。减税虽然会带来国家财政收入一段时间的下降，但是，根据拉弗定理：“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较低的税率能培育民间的经济活力，最终实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减税可以考虑以下措施。逐步用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增值税率考虑6、11两档，同时企业劳动力成本应该可以抵扣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设计为8、12、15等3档，最高不超过15%。个人所的税由地方根据当地经济水平确定起征工资，但是最低不得超过3500元。
这么大规模减税会带来国家税收大幅度下降，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可以考虑将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央企）交给人大管理，央企每年上缴的利润不得低于50%，这个钱就用于我们的社保缺口，让每一个民众都可以分享垄断央企所创造的利润。
第三、重塑宪法的尊严。
目前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干群对立，官民仇恨几成潮流——仅仅一个维稳就要消耗我们大量的精力与财力。这种现状不解决，不要说发展经济了，一旦社会发生大面积动乱，很可能就让我们30年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法制角度思考出路。我们虽然建立了庞大的法律体系，但是有法不依，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何对权力有一个基本的约束，如何保障老百姓基本的权利——解决办法就是重塑宪法的尊严，让宪法成为约束权力滥用的一根红线。
我们可以按照以下途径来重塑宪法的尊严。任何政府官员上任前必须先到人大宣誓：在任期间将维护宪法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如有违宪行为，将自动辞职。人大选举一个维宪委员会，对官员的违宪行为（或投诉），可以召开听证会质询，一旦确认违宪，行政官员可以直接启动罢免程序，DANG 政官员则可以提出弹劾（DANG章应该补充规定，凡是被人大弹劾的官员则自动免职）。
如此，则权力滥用则得以约束，人民的基本权利有一个可靠的保障。政府也可以重塑自己的公信力，
让宪法的光芒普照每一个民众，让弱势群体也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
最后引用一首诗，与有识者共勉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政府也可以重塑公信力，政府也可以重塑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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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拼命要保8，还是受美国的影响。
最近看到一本书，叫美元刀，很多观点和博主一致，不过对ZF的说的很少，估计考虑到出版的问题吧。
另外，在技术论坛看到有个人提出“房产抄底”的批驳，说按照目前的形式，根本没有什么底，按照目前中央的路线房产将回归至基本属性即居住，不在是投资和投机的对象了，不知博主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最近看到一本书，叫美元刀，很多观点和博主一致，不过对ZF的说的很少，估计考虑到出版的问题吧。
另外，在技术论坛看到有个人提出“房产抄底”的批驳，说按照目前的形式，根本没有什么底，按照目前中央的路线房产将回归至基本属性即居住，不在是投资和投机的对象了，不知博主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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