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评论毛泽东(在哈佛大学的讲演)
郭罗基是前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
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
“大灾星”。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
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
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
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尼克松也可能成为一个大独裁者。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
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
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
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
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
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
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
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
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
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
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
的外衣。 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
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
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
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
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
遗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
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的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
个。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要
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
的分析。
就拿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来说。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
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
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
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
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
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
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
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利用群众的力量为政治服务。第三，最终当然也
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关于“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
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
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
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
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
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
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
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
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
“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
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
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
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
“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
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
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
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
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
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
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
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
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
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
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
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
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
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
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
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
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
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
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
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
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一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
回过头去拣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
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
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
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
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
“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
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
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
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
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
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
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
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
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
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
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
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
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
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
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
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
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
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
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
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
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
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
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
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
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
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
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
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
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
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
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
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
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
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
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
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
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
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
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
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
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
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
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
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
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
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
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
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
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
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
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
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
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
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
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
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
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
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
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
“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
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
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
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
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
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
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
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
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
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
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
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
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
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
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
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
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
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
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