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评论毛泽东(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续)
郭罗基是前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
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
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
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
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
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
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
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
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
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
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
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
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
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
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
“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
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
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
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
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
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
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
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
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
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
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
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
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
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
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
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
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
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
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
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
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
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
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
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
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
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
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
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
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
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
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
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
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