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文娱活动等等，虽然也会提到，不过是次等目标。因为他的价值观念不同常人，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到他嘴里轻描淡写地一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而已。“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自恃“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有资格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以事业为重、为事业牺牲。这是一个：不惜与资本主义打一场核战争，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赤旗世界的人。在他的眼里，区区生活琐事，怎么能与实践革命理想、推动历史前进相比？人民付出的生命财产、艰难困苦，不过是社会试验的代价。就像败在其手下的国军将领说的：解放军打冲锋，动不动就是人海战术，真不在乎伤亡啊！
如此价值观念来自毛氏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方法。进城之前，毛泽东在党内搞同甘共苦，在军内搞官兵一致，在根据地平分土地，进了城还是供给制……。这等做法，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毛泽东对于物质享受的警惕与排斥。看他的经历，1927年上井冈山之前，他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武装割据游击战争，一干二十多年，直到“进京赶考”，中间只去过一次破败不堪的重庆。至于党给他安排的特权生活，不过“一天一只鸡”的水平而已。在中南海，毛的朴素生活虽然昂贵，相比后来的党员干部，种植的野菜、织补的衣物，似不至于消磨他的斗志、使他沉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泥潭。
但是，普通百姓、升斗小民没有这样的境界。其麾下的战士之所以参加革命，大半是“穷则思变”，不是变成苦行僧，而是要变富裕，不止为了温饱，还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平民百姓对于新制度的期望也是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革命党人劫富济贫的江湖意识浓厚，“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军路上的“草毯泥毡”舒服多了。封资修自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力所至难以抵挡。共产党内于是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进城不久就出现了特权阶层。
看似毛泽东早有预料：人为理想的付出有是有限的。群体中的意志薄弱者，革命激情先行消退，其追求享乐的行为对周围有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文革前的社会状态颇为暧昧，“饱暖生闲事”似地，人们开始萌生追求富足安逸的愿望，与革命意志共存。这原是本能驱使、自然而然，却不为毛泽东容忍。他认为，发展私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其结果将是“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封建主义的才子佳人、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会毒化人民心灵。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路，既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资本主义复辟就一定是中国的灾难云云。
这次，毛泽东看的对却估计错了。他清楚地看到：社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潜意识，中共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却错误地将这个前景估计成国将不国、人民沦丧。一面，他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他不甘心，人民需要历史朝国强民富的方向发展。人们穷怕了、乱够了、代价付的太多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富。至于什么主义、什么道路，姓资姓社又有何干？
毛泽东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着人们革命热情未泯，运用其全部智慧才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期“拨正中国革命的航向”，“抓革命、促生产”，在政治运动中让中国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走向繁荣昌盛。但是这次，其长期革命生涯中屡试不爽的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但辜负了他，还彻底败坏了他的事业。让他当了一回自己嘲笑过的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的失败在于试图违反自然规律，“欲与天公试比高”另搞一套。事实证明，高明高超如毛泽东者，也打不破这样的定理：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只能偶一为之；个别人可能殉道到某个程度，维持群体的政治觉悟，非得大量物质利益不断滋养浇灌。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前毛泽东强调的：党内有人在走修正主义道路，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非妖言惑众、骇人听闻。今天的局面，邓小平接手后，中共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比毛泽东的担忧的还要快、还要远。时间上正应了毛的预言：“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然而，党变修国变色的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估算：资本主义复辟给人民带来的是富裕，市场经济道路让中国走进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退位，国人文娱生活才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如果毛爷子真的是为人民利益着想，其在天之灵看到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状态，以其惯不认错、会说巧话的性格，也许会这样为自己缓颊：从解放到我撒手人寰是二十七年，不过历史的一瞬，我们不是敢于斗争、善于学习吗，也得付点代价、交点学费啊。再者，我说继续革命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无不积极响应、没人说过一个“不”字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