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谈改革

(2012-03-08 15:20:24) 杨万国,新京报记者

陶斯亮,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

期待十八大能端出一盘广泛认可的“牛肉”

记者:今年是小平南巡 20 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 30 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现在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

陶斯亮:改革开放,咱们在前 30 年主要取得的成就是经济改革。对于后面的改革,我认为着重应该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我们应该全面的去贯彻邓小平的思想,邓小平不光讲经济改革,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改革的思想理论,他说中国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去年中央领导有很多讲话。政改的紧迫性高层也是认可的。

陶斯亮:如果不做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整个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保不住,我们整个社会也就崩溃了。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推进,路径在哪里?似乎各种争论都有。

陶斯亮: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执政党的改革,执政党改革的核心就是对它权力的改革。

现在大家对改革可以说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的方面是说大家都敢说了,比起万马齐喑的年代,言论畅通了很多,这是个好的现象。但是不好的是各说各的,很混乱,分歧非常大,几乎是南辕北辙,有什么极右、极左,中间派,改革派,革命派,西化派,议会派,各种各样的都有。

记者:分歧这么大,该怎么办?

陶斯亮:左的里头很多是我们的老同志老党员,右的里头很多是知识分子,属于我们国家的精英,其实不管左和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即便是极左的,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救党,所以左和右有以下共识,第一,在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这可以说是基本共识;第二个基本能达成的共识是中国还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西方的道路走不通,回到过去也走不通,要继续往前走,还要走出自己的特色;第三,大家基本上要走和平、渐进、改革的路,不要搞极端的天下大乱。

记者:这种共识很重要。

陶斯亮:社会还有这样大的共识。就是我们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机会。至少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你这个执政党的。包括韩寒,韩寒是 80 后的领军人物,他说一个党 8 千万人,涉及到他的家庭已经是 3 4 亿人,这就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了, 3 4 亿人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说不管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有这种共识,就给我们执政党一个机会:我们现在承认你来领导。

记者:我们的民意基础还是雄厚的。

陶斯亮:现在走的这条路大家还是认可的,特别是这几年,政府也用心良苦,搞了很多民生工程,社保、卫生改革、养老保险、保障住房等,功德自在人心。做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老百姓认为和平渐进改革的路子还是对的。

这个机会很宝贵,但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执政党在十八大以后,真的要端出一盘完全让老百姓广泛认可的“牛肉”出来。而且这个机会可以说不会时间很长。

吏治改革突破口是一把手书记的差额选举

记者:在你看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陶斯亮:是。特别是腐败,现在腐败已是制度性的。如果十八大,在遏制腐败上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我估计人民没有太多的耐心来等待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要泛谈改革,十八大以后一定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到首位。

记者: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路径吗?

陶斯亮:现在都在呼唤要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主要是执政党最高层要拿出最大的决心。老百姓全都有这个要求,改革会得到全民响应,不管“左中右”大家都会响应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你讲到改革就是执政党的权力改革。权力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放权让利是最难的。

陶斯亮:首先权力要分散,不能太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咱们现在是超级权力,咱们的书记几乎没办法监督。我做市长协会。以前只知道有市长腐败,特别是管城建的市长。现在书记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是它的突破口,因为这个突破口是大家都能认可的,选择反腐为突破口,我觉得能得到最大的响应。在反腐败里头,突破口又是吏治的改革。好比治疗癌症,我们用干细胞治疗,让新生的细胞快速的生长去代替那些癌细胞,比化疗直接去杀死癌细胞好。

记者:你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陶斯亮:我是医生出身,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对整个肌体摧毁得很厉害。所以有的人不做化疗还好,做了化疗反而死的更快。

现在新的方法是干细胞的治疗,我给你种植干细胞,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记者:这个比如怎么解释现实?

陶斯亮: 意思就是首先从我们干部的任命上改革,保证每一个提上来的干部,像这个干细胞一样,优秀的,健康的,而且让他从始至终都是在监督之下,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那就要有一套机制跟上去。

记者: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陶 斯亮:首先在要深化党内民主,给党员更多的权力,把竞争机制、竞选机制和差额选举,引入党内书记的选拔上。这点要像越南学习,我们现在连县委书记都不敢差额选举,一把手书记基本上是任命制。

《党章》规定得很清楚,党章是支持差额选举的。差额选举后,卖官买官成本也大了。这样,咱们所有干部从开始是健康的,再强化监督,腐败就能得到治理。

网络,媒体监督最有效

记者:你刚才说的差额选举从基层做起,看起来很容易,为什么一直这么难实行呢?

陶斯亮: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搞差额选举)其实组织部门的权力也没有减弱,因为考察提名的候选人是由他来提的,而且干部到位了以后,监督考核,也是组织部门负责到底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这样做党的权力也没有缩小,是很安全的。

陶斯亮:是很安全,候选人也是组织部门遴选的,肯定不会是异己分子。只不过增加了差额。

记者:党内的民主,像你的父亲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

陶斯亮:那个时候书记是绝对的权力。但我觉得那是两代人,他们那一代人有强烈的信仰。所以他们就不会腐败。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层层监督,我觉得他们自身能产生的一种免疫力。

记者:人都有私欲。现在靠自身产生免疫力似乎很难。

陶斯亮:现在杀那么多的人都不管用,最先杀鸡给猴看不管用,然后杀猴给猴看也不管用,最后杀虎给猴看都不管用,就是这样的。

记者:所以你刚谈到监督的重要性。

陶斯亮:对。谁一开始就是贪官啊?一开始都是廉洁的,也想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他基本没法被监督,权力越来越大,他又接触到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很容易就产生腐败了。

记者:现在各种监督似乎很多,但效果有限。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

陶斯亮:我的感觉现在最有效的监督就是媒体,网络。网络就是很好的监督方式,让老百姓敢讲话了,敢于去检举,绝对是有效的。 不能在网上造谣、煽动,但是又要让网上言路畅通,创造空间,让大家能够说话很重要。

平时潜水微博了解社会

记者:你刚才说到韩寒,像这样的社会热点,你平时还是很关注的?

陶斯亮:对。我平时上网看新闻,也开微博去潜水,看看年轻人在说什么,关心什么。

记者:你谈到社会的“左中右”。现在大家似乎不愿这么去划分。

陶斯亮:大家希望是摒弃左右,能够回归理性,这个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各个立场的人是一个客观存在,你没有办法让他们完全统一到一个理性的不左不右的上面来。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经历,有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也看乌有之乡,虽然他们对我有些微词,但是我觉得我挺理解他们那种着急,对党恨铁不成钢的那份儿感情,对社会现状的那种愤怒,其实我还是能理解的。对《炎黄春秋》,我觉得它是一个用理性求实精神研究问题的杂志,敢于讲真话,而且勇于把一些过去的事件真相披露出来。我是炎黄春秋的编委,我对它怀有敬意,这群人是很有良知的。

记者:温总理年初在广州考察的时候说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包括人民日报前不久也发表了,说宁愿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现在可能有人认为现在改革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现在是需要二次改革,你是否认为现在改革的形势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

陶斯亮: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经济改革,还是全面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现在不要笼统的讲改革,就是突出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已经摸索了很多经验,至少它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了,现在是提高质量的问题。

记者:当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了一次全面深化改革,30年过去了。有人说现在需要“二次南巡”。

陶斯亮:怎么叫做二次改革?太笼统了。我觉得经济改革,30年来应该是有一些基础,但是现在又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就觉得我们是补救式的,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说经济改革还要从头再来。经济改革现在是已经有向好的方向走了。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从无到有。我们过去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行政层面上的,没有涉及到真正的体制核心的东西。所以,这次十八大一定要接触到核心问题,就是体制本身的问题,不是行政层面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就你的身份和你的交往圈,你知道上层对这个是什么态度?

陶斯亮:我听到大家对十八大还是蛮期待的,希望他们有所作为。

坐一次出租车就能看到危机

记者: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以往的改革,初期的改革多半是党,或者是行政机关放权让利一部分人,所以改革拥护的人非常多,容易推进,但现在可能改革更多的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的调整,阻力特别大。

陶斯亮:会有非常大的阻力。所以我为什么拿干细胞治疗癌症这个比喻来讲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其中选择突破口很重要。

记者:你说的阻力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

陶斯亮:对。他们就是现在最大的阻力,有人说是一个特权阶层,我现在倒没有想好怎么表述这个特权阶层,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权是很宽泛的。

其实我说的一切改革全都是符合党章,符合宪法的,但改革就会从一部分人手里去拿掉一些权力,这就会造成阻碍

记者:放权似乎很难。

陶斯亮:所以要看他们决心大不大,我觉得中央如果有决心,排除万难,还是能做到的。

记者:其实上下都是一体的,这种阻力说白了是自己减自己的权力。

陶斯亮:所以先党内改革。

记者:改革就是放权,放权很痛苦,所以有人认为,危机不到眼前,就不会去改革。

陶斯亮:怎么没有危机。我现在满眼都是危机。

记者:什么危机?

陶斯亮 : 危机就是执政党不改革你可能就失去执政的权力和地位了。

记者:但是很多人也许认为不存在这个事,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长这么多,形势一片大好。

陶斯亮:好什么?我觉得不要做“鸵鸟”,假装看不到危机。

记者:你看到的危机都指哪些方面?

陶斯亮:我看的到处都是危机。

记者:比如说呢?

陶斯亮:我只要坐一趟出租车都能感觉到危机。我觉得中央应该是很清醒的,是有这个判断的。上面不是说,我们不搞改革,死路一条,不是危言耸听的事。

记者:社会底层确实有很多怨言。

陶斯亮: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激进,不能搞激进,不能搞革命,我是特别反对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变革。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经历过文革知道,这样搞中国不知道得倒退多少年,过去的动乱让人民遭受的苦难难道还少?

记者:当前社会上有两种“分蛋糕”的说法,一种认为现在主要精力还是把蛋糕做大。还有一种说,现在要着力分好蛋糕。你怎么看?

陶斯亮:我觉得蛋糕无论大小都应该把它分均了,但是你肯定是做的越大,每个人分的越多,两个命题不抵触。难道蛋糕做大了就分不均了?还是说分均了蛋糕就做不大了?不是这样的。蛋糕无论多大,都应该往均里分,但是你应该尽量把蛋糕做大,让每一个人能得到的那块多一点。

记者:是不是重点在于什么方式去做蛋糕,比如说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市场经济,自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分均了?

陶斯亮:只有经济发展了,蛋糕才能做的更大一些,大家才能分的更多一些。但我们共产党过去是劳动人民,工农大众的政党,现在我们变成全民党了,即便这样我们也应该要关注最广大的弱势群体,我觉得只有关注最广大的弱势群体才能把蛋糕做的比较公平一点。所以一点都不矛盾。

记者:说到“分蛋糕”,国家分配制度改革这块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陶斯亮:分配制度改革中我觉得首先应该推进税收。国家现在已经富裕到这种地步了,拿了那么多的钱,有些地方大手大脚花钱,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太超前。比如高铁和航空,就应该做好整体规划,否则高铁建多了,航空又亏损了。

国家高税政策已经30多年了,我觉得应该适当的减点税了,国已经富了,民还穷着呢。现在应该变成一个“国强民富”的政策。国家有钱不一定强大,国家的强大重点是她的软实力,她的凝聚力,她的文化,她的思想。

记者:有文化,有思想,产生这个东西基础在民富,如果民不富,天天为生计奔波,国家也产生不了优秀的文化、思想。

陶斯亮:原来叫“国富民强”,现在应该主张“国强民富”。民富促进国强,应该让富于民,通过减税,征收富人税,让老百姓多提高收入。老百姓有收入了,才能产生内需,从而来拉动我们的经济。用内需拉动我们下一轮经济改革,这是我们核心的问题,中国现在外资拉动型的经济模式不可能长久了。但是民不富不可能有内需。

个税起征点应提到8000元

记者:大家认为现在税收太高。

陶斯亮:我觉得现在国家税收起征点那么低,我们家阿姨(保姆)就得交了。农民工都得交个人所得税,可是企业老板可以不交,因为他不需要工资,企业就他的,他没有工资。这公平吗?

农民工,打工者不应该交税,国家在他们身上拔什么毛?富人应该加税,咱没有富人税,应该立法,征收富人税。

记者:你认为个税起征点提高多少合适?

陶斯亮:起码是以那些被定位为白领的人的工资为起征点,至少得8000元起征。

记者:现在课本的一些红色文章删掉了,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对推行红色教育,你怎么看?

陶斯亮:红色是共产党的基本色,应该把它作为一种传承的基因潜移默化,而不是靠形式。

记者:那怎么做呢?

陶斯亮:我觉得我们要传承红色的基因,而不是涂一层红色装饰,应该是潜移默化。

记者:日常潜移默化,不要运动式的。

陶斯亮:不要运动式的,那样效果不是特别好。

记者:怎么潜移默化呢?是不是红色文化有凋零的危险?

陶斯亮:现在开展红色旅游,电视台走基层特别好。去年因为郭美美,官办慈善机构遇到很大挫折。但却是草根慈善的元年,原因是因为央视的“走基层的”,这个“走基层“把基层的贫困现状,通过媒体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所以那些老百姓都自愿的去捐,把中国人的善良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做好事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种扶贫帮困的传统也是一种红色文化。值得弘扬。

记者:我的理解基因不在于外表做什么,而在于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

陶斯亮:对,用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一种更巧妙的办法。

记者:你认为好的传统是什么?

陶斯亮:好的传统就是有信仰,有奉献精神,有坚定的目标,有利他主义,有理想主义。陶斯亮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谈改革

(2012-03-08 15:20:24) 杨万国,新京报记者

陶斯亮,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

期待十八大能端出一盘广泛认可的“牛肉”

记者:今年是小平南巡2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现在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

陶斯亮:改革开放,咱们在前30年主要取得的成就是经济改革。对于后面的改革,我认为着重应该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我们应该全面的去贯彻邓小平的思想,邓小平不光讲经济改革,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改革的思想理论,他说中国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去年中央领导有很多讲话。政改的紧迫性高层也是认可的。

陶斯亮:如果不做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整个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保不住,我们整个社会也就崩溃了。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推进,路径在哪里?似乎各种争论都有。

陶斯亮: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执政党的改革,执政党改革的核心就是对它权力的改革。

现在大家对改革可以说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的方面是说大家都敢说了,比起万马齐喑的年代,言论畅通了很多,这是个好的现象。但是不好的是各说各的,很混乱,分歧非常大,几乎是南辕北辙,有什么极右、极左,中间派,改革派,革命派,西化派,议会派,各种各样的都有。

记者:分歧这么大,该怎么办?

陶斯亮:左的里头很多是我们的老同志老党员,右的里头很多是知识分子,属于我们国家的精英,其实不管左和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即便是极左的,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救党,所以左和右有以下共识,第一,在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这可以说是基本共识;第二个基本能达成的共识是中国还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西方的道路走不通,回到过去也走不通,要继续往前走,还要走出自己的特色;第三,大家基本上要走和平、渐进、改革的路,不要搞极端的天下大乱。

记者:这种共识很重要。

陶斯亮:社会还有这样大的共识。就是我们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机会。至少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你这个执政党的。包括韩寒,韩寒是80后的领军人物,他说一个党8千万人,涉及到他的家庭已经是3、4亿人,这就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了,3、4亿人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说不管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有这种共识,就给我们执政党一个机会:我们现在承认你来领导。

记者:我们的民意基础还是雄厚的。

陶斯亮:现在走的这条路大家还是认可的,特别是这几年,政府也用心良苦,搞了很多民生工程,社保、卫生改革、养老保险、保障住房等,功德自在人心。做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老百姓认为和平渐进改革的路子还是对的。

这个机会很宝贵,但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执政党在十八大以后,真的要端出一盘完全让老百姓广泛认可的“牛肉”出来。而且这个机会可以说不会时间很长。

吏治改革突破口是一把手书记的差额选举

记者:在你看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陶斯亮:是。特别是腐败,现在腐败已是制度性的。如果十八大,在遏制腐败上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我估计人民没有太多的耐心来等待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要泛谈改革,十八大以后一定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到首位。

记者: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路径吗?

陶斯亮:现在都在呼唤要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主要是执政党最高层要拿出最大的决心。老百姓全都有这个要求,改革会得到全民响应,不管“左中右”大家都会响应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你讲到改革就是执政党的权力改革。权力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放权让利是最难的。

陶斯亮:首先权力要分散,不能太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咱们现在是超级权力,咱们的书记几乎没办法监督。我做市长协会。以前只知道有市长腐败,特别是管城建的市长。现在书记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是它的突破口,因为这个突破口是大家都能认可的,选择反腐为突破口,我觉得能得到最大的响应。在反腐败里头,突破口又是吏治的改革。好比治疗癌症,我们用干细胞治疗,让新生的细胞快速的生长去代替那些癌细胞,比化疗直接去杀死癌细胞好。

记者:你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陶斯亮:我是医生出身,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对整个肌体摧毁得很厉害。所以有的人不做化疗还好,做了化疗反而死的更快。

现在新的方法是干细胞的治疗,我给你种植干细胞,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记者:这个比如怎么解释现实?

陶斯亮:意思就是首先从我们干部的任命上改革,保证每一个提上来的干部,像这个干细胞一样,优秀的,健康的,而且让他从始至终都是在监督之下,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那就要有一套机制跟上去。

记者: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陶斯亮:首先在要深化党内民主,给党员更多的权力,把竞争机制、竞选机制和差额选举,引入党内书记的选拔上。这点要像越南学习,我们现在连县委书记都不敢差额选举,一把手书记基本上是任命制。

《党章》规定得很清楚,党章是支持差额选举的。差额选举后,卖官买官成本也大了。这样,咱们所有干部从开始是健康的,再强化监督,腐败就能得到治理。

网络,媒体监督最有效

记者:你刚才说的差额选举从基层做起,看起来很容易,为什么一直这么难实行呢?

陶斯亮: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搞差额选举)其实组织部门的权力也没有减弱,因为考察提名的候选人是由他来提的,而且干部到位了以后,监督考核,也是组织部门负责到底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这样做党的权力也没有缩小,是很安全的。

陶斯亮:是很安全,候选人也是组织部门遴选的,肯定不会是异己分子。只不过增加了差额。

记者:党内的民主,像你的父亲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

陶斯亮:那个时候书记是绝对的权力。但我觉得那是两代人,他们那一代人有强烈的信仰。所以他们就不会腐败。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层层监督,我觉得他们自身能产生的一种免疫力。

记者:人都有私欲。现在靠自身产生免疫力似乎很难。

陶斯亮:现在杀那么多的人都不管用,最先杀鸡给猴看不管用,然后杀猴给猴看也不管用,最后杀虎给猴看都不管用,就是这样的。

记者:所以你刚谈到监督的重要性。

陶斯亮:对。谁一开始就是贪官啊?一开始都是廉洁的,也想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他基本没法被监督,权力越来越大,他又接触到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很容易就产生腐败了。

记者:现在各种监督似乎很多,但效果有限。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

陶斯亮:我的感觉现在最有效的监督就是媒体,网络。网络就是很好的监督方式,让老百姓敢讲话了,敢于去检举,绝对是有效的。不能在网上造谣、煽动,但是又要让网上言路畅通,创造空间,让大家能够说话很重要。

平时潜水微博了解社会

记者:你刚才说到韩寒,像这样的社会热点,你平时还是很关注的?

陶斯亮:对。我平时上网看新闻,也开微博去潜水,看看年轻人在说什么,关心什么。

记者:你谈到社会的“左中右”。现在大家似乎不愿这么去划分。

陶斯亮:大家希望是摒弃左右,能够回归理性,这个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各个立场的人是一个客观存在,你没有办法让他们完全统一到一个理性的不左不右的上面来。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经历,有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也看乌有之乡,虽然他们对我有些微词,但是我觉得我挺理解他们那种着急,对党恨铁不成钢的那份儿感情,对社会现状的那种愤怒,其实我还是能理解的。对《炎黄春秋》,我觉得它是一个用理性求实精神研究问题的杂志,敢于讲真话,而且勇于把一些过去的事件真相披露出来。我是炎黄春秋的编委,我对它怀有敬意,这群人是很有良知的。

记者:温总理年初在广州考察的时候说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包括人民日报前不久也发表了,说宁愿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现在可能有人认为现在改革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现在是需要二次改革,你是否认为现在改革的形势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

陶斯亮: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经济改革,还是全面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现在不要笼统的讲改革,就是突出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已经摸索了很多经验,至少它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了,现在是提高质量的问题。

记者:当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了一次全面深化改革,30年过去了。有人说现在需要“二次南巡”。

陶斯亮:怎么叫做二次改革?太笼统了。我觉得经济改革,30年来应该是有一些基础,但是现在又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就觉得我们是补救式的,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说经济改革还要从头再来。经济改革现在是已经有向好的方向走了。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从无到有。我们过去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行政层面上的,没有涉及到真正的体制核心的东西。所以,这次十八大一定要接触到核心问题,就是体制本身的问题,不是行政层面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就你的身份和你的交往圈,你知道上层对这个是什么态度?

陶斯亮:我听到大家对十八大还是蛮期待的,希望他们有所作为。

坐一次出租车就能看到危机

记者: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以往的改革,初期的改革多半是党,或者是行政机关放权让利一部分人,所以改革拥护的人非常多,容易推进,但现在可能改革更多的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的调整,阻力特别大。

陶斯亮:会有非常大的阻力。所以我为什么拿干细胞治疗癌症这个比喻来讲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其中选择突破口很重要。

记者:你说的阻力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

陶斯亮:对。他们就是现在最大的阻力,有人说是一个特权阶层,我现在倒没有想好怎么表述这个特权阶层,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权是很宽泛的。

其实我说的一切改革全都是符合党章,符合宪法的,但改革就会从一部分人手里去拿掉一些权力,这就会造成阻碍。

记者:放权似乎很难。

陶斯亮:所以要看他们决心大不大,我觉得中央如果有决心,排除万难,还是能做到的。

记者:其实上下都是一体的,这种阻力说白了是自己减自己的权力。

陶斯亮:所以先党内改革。

记者:改革就是放权,放权很痛苦,所以有人认为,危机不到眼前,就不会去改革。

陶斯亮:怎么没有危机。我现在满眼都是危机。

记者:什么危机?

陶斯亮:危机就是执政党不改革你可能就失去执政的权力和地位了。

记者:但是很多人也许认为不存在这个事,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长这么多,形势一片大好。

陶斯亮:好什么?我觉得不要做“鸵鸟”,假装看不到危机。

记者:你看到的危机都指哪些方面?

陶斯亮:我看的到处都是危机。

记者:比如说呢?

陶斯亮:我只要坐一趟出租车都能感觉到危机。我觉得中央应该是很清醒的,是有这个判断的。上面不是说,我们不搞改革,死路一条,不是危言耸听的事。

记者:社会底层确实有很多怨言。

陶斯亮: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激进,不能搞激进,不能搞革命,我是特别反对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变革。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经历过文革知道,这样搞中国不知道得倒退多少年,过去的动乱让人民遭受的苦难难道还少?

记者:当前社会上有两种“分蛋糕”的说法,一种认为现在主要精力还是把蛋糕做大。还有一种说,现在要着力分好蛋糕。你怎么看?

陶斯亮:我觉得蛋糕无论大小都应该把它分均了,但是你肯定是做的越大,每个人分的越多,两个命题不抵触。难道蛋糕做大了就分不均了?还是说分均了蛋糕就做不大了?不是这样的。蛋糕无论多大,都应该往均里分,但是你应该尽量把蛋糕做大,让每一个人能得到的那块多一点。

记者:是不是重点在于什么方式去做蛋糕,比如说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市场经济,自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分均了?

陶斯亮:只有经济发展了,蛋糕才能做的更大一些,大家才能分的更多一些。但我们共产党过去是劳动人民,工农大众的政党,现在我们变成全民党了,即便这样我们也应该要关注最广大的弱势群体,我觉得只有关注最广大的弱势群体才能把蛋糕做的比较公平一点。所以一点都不矛盾。

记者:说到“分蛋糕”,国家分配制度改革这块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陶斯亮:分配制度改革中我觉得首先应该推进税收。国家现在已经富裕到这种地步了,拿了那么多的钱,有些地方大手大脚花钱,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太超前。比如高铁和航空,就应该做好整体规划,否则高铁建多了,航空又亏损了。

国家高税政策已经30多年了,我觉得应该适当的减点税了,国已经富了,民还穷着呢。现在应该变成一个“国强民富”的政策。国家有钱不一定强大,国家的强大重点是她的软实力,她的凝聚力,她的文化,她的思想。

记者:有文化,有思想,产生这个东西基础在民富,如果民不富,天天为生计奔波,国家也产生不了优秀的文化、思想。

陶斯亮:原来叫“国富民强”,现在应该主张“国强民富”。民富促进国强,应该让富于民,通过减税,征收富人税,让老百姓多提高收入。老百姓有收入了,才能产生内需,从而来拉动我们的经济。用内需拉动我们下一轮经济改革,这是我们核心的问题,中国现在外资拉动型的经济模式不可能长久了。但是民不富不可能有内需。

个税起征点应提到8000元

记者:大家认为现在税收太高。

陶斯亮:我觉得现在国家税收起征点那么低,我们家阿姨(保姆)就得交了。农民工都得交个人所得税,可是企业老板可以不交,因为他不需要工资,企业就他的,他没有工资。这公平吗?

农民工,打工者不应该交税,国家在他们身上拔什么毛?富人应该加税,咱没有富人税,应该立法,征收富人税。

记者:你认为个税起征点提高多少合适?

陶斯亮:起码是以那些被定位为白领的人的工资为起征点,至少得8000元起征。

记者:现在课本的一些红色文章删掉了,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对推行红色教育,你怎么看?

陶斯亮:红色是共产党的基本色,应该把它作为一种传承的基因潜移默化,而不是靠形式。

记者:那怎么做呢?

陶斯亮:我觉得我们要传承红色的基因,而不是涂一层红色装饰,应该是潜移默化。

记者:日常潜移默化,不要运动式的。

陶斯亮:不要运动式的,那样效果不是特别好。

记者:怎么潜移默化呢?是不是红色文化有凋零的危险?

陶斯亮:现在开展红色旅游,电视台走基层特别好。去年因为郭美美,官办慈善机构遇到很大挫折。但却是草根慈善的元年,原因是因为央视的“走基层的”,这个“走基层“把基层的贫困现状,通过媒体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所以那些老百姓都自愿的去捐,把中国人的善良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做好事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种扶贫帮困的传统也是一种红色文化。值得弘扬。

记者:我的理解基因不在于外表做什么,而在于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

陶斯亮:对,用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一种更巧妙的办法。

记者:你认为好的传统是什么?

陶斯亮:好的传统就是有信仰,有奉献精神,有坚定的目标,有利他主义,有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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