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贴了一个关于大跃进的资料.有人认为应当贴一些扫描资料才是令人信服的.今见
三千万是国内学者研究计算出来的概数，并不是一个统计数字。以下为部分史料，仅供参考。
毛泽东关于印发几个重要文件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467页）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四月十六日） 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产增百分之二，即亩产由原包的五百三十一斤增包至五百四十一点六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胡乔木给毛主席的信在下面几本书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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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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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木英回忆“文革”前的胡乔木（节录）
时值1961年春季，胡乔木的工作也处在紧张时刻，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拟制，他带领一个调查组深入湖南农村调研。……他建议女儿随自己在湖南走走。追随父亲的近两个月的乡村生活中，她目睹了两桩终生难忘的事。一次在湘潭县，胡木英搞完调查，从农家走出，看到一位从宁乡县讨饭到湘潭的姑娘。她17岁了，可皮包骨头、身材矮小，看上去就像10岁左右。经询问，才知她父母都死于饥饿，她孤零一人，靠捡野菜糊口，可队干部竟不允许，还打她并踢坏了菜篮，她于无奈中逃出来讨饭谋生。
……回到招待所吃饭的时候，胡木英和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和调查组的同志都责怪他们没处理好这件事，没帮姑娘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在这之后不久，胡乔木听到调查组关于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干部却不敢向上反映的情况汇报。他立即改变自己原工作计划，亲自到湘乡去做调查。胡木英也跟着父亲去了湘乡，她看到了她一辈子也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场景：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呈菜色的大人、孩子……
那天回到韶山招待所，已经是深夜11点了，可当胡乔木得知毛泽东也到湖南视察的消息，立即伏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信，于翌日即4月15日将此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让他阅后将信及四件附文"印发给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毛泽东还在当天下午听了湖南省档案局局长毛华初关于农村真实情况的汇报，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试点解散食堂。至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 《人物》杂志2000年第2期
（文/王 凡）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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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万里《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页。
“自从1959年10月到60年10月，全省共死亡190万，仅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在200万人以上，这是我省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 。
——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2日)。 转引自《大跃进狂澜》203页
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 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 。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 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 ，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 死亡的比例还高。 ——帅孟奇主编 《忆钱瑛》解放军出版社,1986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1962年6月28日下午……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1000万人。他问我，你这个1000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爲1000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250万，有文件可查的是1000万，再加250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