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 [2]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3]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4]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5]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6]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请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7]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8]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1]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2]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1937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3]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
[4]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
[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29。
[6]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7]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57。
[8]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