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一代的人,离休是颇令人困惑的事儿。对于这些十几岁就宣誓奋斗一辈子的老战士,离休了干嘛呢。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怎么奋斗法。干休所对这些老兵负有管理之责,说以保持气节为主。反正卸职的军队干部啥权柄也没有(这跟地方大不一样),想堕落也没门。
父亲对离休不很适应。其实,从离休前几年,他就想过转业到地方,降几级当个单位的党委书记什么的也不妨。他也更多的为家里打算,跟别人一样打造家具。而在此之前,我们家除了几把孩子排排坐吃果果的椅子,所有的家具都是营具科领来的。但是啥也不干,实在难以适应。他也跟着所里去旅游,也跟着别人去钓鱼--只是看,不钓。他又开始收集书籍,试着学英语。
最大的问题,是他对毛的忠诚和对邓的不满。他所受到的教育,包括民国的前一半和从军的后一办,使得他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报以本质上的不信任。他不相信能够照着这条路走而不“资本主义复辟”。所里的老人,多多少少都这样,但人老了气衰了,就没脾气较真了。
更使他困惑的是,他的孩子们都上了大学到了美国奔前途(这在他的同事里极少有),年纪越大对儿女本能的关心上升到了主导。在那时候,同他的交流很不容易。打一次国际长途二老要到长话公司排很长时间的队。我感觉到他尽力想伸出手去够到我们,但是够不到。
“六四”一定非常伤他的心。但是这是没法谈的事。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在这里公然把这两个字写出来,还会被过滤掉。
终于他病了。三零一医院把床位卖给军外的顾客创收,在走廊上躺了若干天后,一位老同事看不下去找了某总的秘书,终于住进病房。他没有坚持到他的儿女们赶回来。昏迷中他在念叨我们的名字。
我回到家里,打开橱柜,试图在洗得发白的旧军衣中寻找他的气息。
我现在努力做每一件事,感觉到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