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我的父亲去世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我这个做儿子的总是怀着一种歉疚的心情。我一直试图尽力把那些尚未淡漠的记忆写出来,以稍稍缓解这种歉疚。
父亲是河北蠡县人。在当时冀中算是富裕的农村,我家算是中等人家(土改时定了个富裕中农),但是也不过是冬天除一件厚些的棉袄还有一件夹袄,到极冷的日子两件是要套在一起的。亲戚之中,也不乏日子过得可以的做小生意的。过年过节,小孩子能拿到吃的玩的可以开心若干日子。
父亲是长子,也喜欢念书,所以家里一直供着上到高中。但是再往上恐怕是念不起的。如果不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大概终其一生做个小学教师,同那年代无数乡村知识分子一样。
但是那是个中华民族多难的年代。在他在保定(当时的省城)念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大摇大摆的驻进了北京城。他跟我回忆起童子军在城门外操练木枪,列队听城头上宋哲元将军训话。“七七”之后风云突变,有民族意识的青年纷纷投入打着各种抗日旗号的队伍。父亲也是在那时约了几个相好的朋友去投了八路军三八五旅的补充团。
在那时八路军里上了初中的就是了不得的知识分子,所以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被分配到指挥机关里做情报或政工。他自己被派去学(粗浅的)日语,后来就一直在各级敌工部工作,先是在团里,后来又到旅和师(一二九师)里。主要做对日军的反战宣传,也做日俘的工作。当然日俘的数目很少。在他的回忆里,听不到惊心动魄的故事。多的是吃不上饭,每次打了日本人的据点之后一连几天行军被飞机跟在后面炸。有一次拉肚子,卫生员只给了一把镁盐,折腾几天后居然好了。但是从此落下病,终生不能吃任何水果。共产党的事业,就是靠无比坚强的组织,和坚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个人。父亲当时的一位同事,曾经被打散了,讨着饭过来一个多月又找到了部队。而他后来的一位同事,曾是冀中威震敌胆的武工队长。看现在的影视,那一代幸存的人就一句话:“瞎掰”。
日本投降之后国共继续开打。这时土八路已今昔非比。父亲跟着刘邓部队打过黄河,打进大别山,又经历了淮海战役。部队越来越壮大,年轻的干部也担上重要的带兵职位。
建国时父亲已经是某个分区的政治部主任了。
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开始收到苏联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组织制度上的指导。军队抽调出有文化的年轻干部系统地学习俄文以直接吸收政治军事理论。父亲被送到大连俄文专科学校,一去就是几年。
在那里,他遇到了我的母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