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医学院实习医生“光荣捐躯 ”(上 )
祭奠母亲
清明节前一星期的早上，我正准备去上班， 守护着母亲的大儿子打电话来 : “ 妈，外婆不舒服， 胸口疼痛。我该怎么办？”
“立即送她上医院。”对母亲的身体状况甚为了解的我当机立断地下达了指令。
“送往哪家医院 ? ”儿子急切地问道。他大学毕业不久，为照顾外婆，便和她同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里。
平日生龙活虎，年近七十六岁的外婆，每天能走四 , 五里路，拖着个手推车，精力充沛，乐呵呵地到处拣瓶瓶罐罐，拉到环保回收处卖， 然后把钱捐献给教堂去买那张通往天堂的“票”。今天一大早，她却“唉唉喲喲”地直叫唤。一年多来，儿子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状况，颇为惊慌失措。
是啊，送往哪家医院？
记得来美不久后，常听人们说起美国有四大行业是欺诈最甚的行业 : 官司诉讼，保险， 汽车修理和医院看病。因此，为避免当无辜的受害者，无论是在买保险，请律师， 修车，还是上医院看病，我脑中的某个枢纽便会自动开启防范警戒筛选程序，对所有的交易都打个问号，然后进行分析，过滤，得出正确合理的选择，减少被欺骗的概率。
尽管每次都小心谨慎，但上当吃亏的次数也常让我对这些行业的欺骗手法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分明知道上了当，可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在对付房客的一些案子中，自己深深领教了一些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律师们的宰割；在公司里处理一些汽车保险理陪中，吃尽了一些保险公司理陪员的傲慢，无理，质疑，拖延，以及找任何藉口拒绝陪偿的苦头；在面对汽车的机器出了故障时，尽管自己也在修车这一行 ( 车身修理 ) ，仍遇到一些机修员虚报价钱，把不该换的部件换掉，让我花了不少冤枉钱；至于看病这事，从多年来带母亲逛泡医院的经历中，就探出了医院这浑水里的一些深浅。
自我懂事起，母亲的心脏就仿佛成了磨练我毅力和心智的炼炉。那时父亲被当作走资派被关在劳改农场，母亲为了生存，带着我们六兄弟姐妹和外婆到乡下公社工作，为体现她对党和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常累倒在生产队的田野里，由农民们放在门板上扛回家，或送到公社医院。而后，我作为家中的长女，虽不到十岁，便得接过为“革命干部早日康复”的“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 公社书记来看望母亲时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如是说 ) ， 在医院的病床边，配合老中医，日夜陪伴侍侯她，直到她的心脏恢复了活力出院为止。一出院，我和家人又不知要等到母亲大人何时再被农民们用门板扛回来，才能面见她的容颜。
而母亲的心脏病发作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每年的收割季节之后，我那幼小的脑子就开始莫名的紧张， 预感到那 “光荣而艰巨 ”的护理任务即将来临。而每次我的预感都百分之百的灵验，我那一至两个月的“护士实习 ”生活总是如期而至。在这每年一到两次的 “护理实习”中，我对母亲的心脏病从惊慌恐惧，到习以为常，到最后认为这是母亲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现象。
公社的老中医王爷爷总是慈祥地对我说：“小妞，别担心，你妈的心脏没问题，她只是累过头，心脏供血不足，只需好好休养一阵，多补充些营养，就没事了。”
王爷爷的话当时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是冬日里最温暖的 “炉火 ”，是药物中最见效的 “定心丸”。他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胜过任何神仙，因为，母亲每次如死人般地被抬回来后，经他的一副中药和针灸处理，母亲便神奇地活了过来。一或两个月后，她那瘦小的身躯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生产第一线去“革命加拼命 ”了。
文革后，她的心脏随着父亲的平反和职务恢复，渐渐地回归了正常，只是在各种评劳模和先进的激烈评选时刻，她的心脏病才会时而发作，但每次我和家人们都似坐过山车，最后又回到了平地。
母亲伴随着她的“心脏病 ”活过了两个弟弟和父亲。
来美国后，为了能多享受几年这如天堂般的生活，母亲怀揣着联邦医疗卡，有病没病总是和唐人的家庭医生预约，定期检查，视医生的话如圣旨，虽舍不得自己体内那宝贵的鲜血，但只要医生说 : “化验一下，看你的心脏是否正常。”，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卷起袖子，眼不眨，心不跳，镇定自若地看着护士整试管整试管地把血抽走，然后晕乎乎地由我把她带回家。一接到医生的化验结果 , 说她的心脏及其他器官都正常时，她便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又加倍地去拣瓶瓶罐罐，为教堂作奉献了。
前年夏天，医生只是提醒她，不要吃太多糖，否则会得糖尿病，她便视有糖的东西为毒药，一点不沾，结果因低血糖昏倒在路旁，被一位好心人及时发现，叫来救护车 , 送到一家私立医院。
我赶到医院时，医生说，母亲得了心脏病，需要马上动手术，否则她有生命危险，要我立即签字。我觉得母亲肯定是老毛病复发，只需输液，输葡萄糖水就会恢复健康。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看看母亲有何反应。这时，母亲已神智清醒。我问她愿不愿意动手术，因为医生说她有心脏病，不动手术也许有生命危险。
母亲则问 : “医生能担保我不死在手术台上吗？”
我把这话翻译给医生，医生的回答是“没人能担保。”
母亲听说后，死活不肯上手术台。最后医生只好给她注射葡萄糖水，让她服用补充血糖的药物。四天后，她不用拐杖，不用我搀扶，“笃、笃、笃”地走出了医院。
和母亲同在一个加护病房的老人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位七十几岁的老人比母亲早几天进医院。她自己走进医院时，只说胸闷，医生却给她动了心脏手术。而后，医生给她输血，进行各种化验，跟踪治疗。结果，她开始发高烧，被放到冰盒里降温，从冰盒里抬出后，七窍出血。被折腾了一星期后，她在昏迷中去了极乐世界。儿子痛苦地哭着骂医生是凶手，害死他母亲。医院却说：他母亲死于心脏病，他们尽全力抢救了，很抱歉，没能挽救她的性命，幸好他母亲有政府医疗卡，否则，那十几万元的医药费要让他倾家荡产。
那同病房不幸者的遭遇着实让母亲心惊胆颤。
出院后，她特意到家庭医生处，要求看心脏病专科医生。心脏病专科医生对她进行了各种检查，结论是：她的心脏正常，只是供血不足，有时缺血会造成心力衰竭，要她注意营养和休息。
因此，对今天的状况，我斟酌再三，在电话里和母亲交谈了几句后，觉得母亲有可能是老毛病复发。尽管政府支助的市立医院看病的人多，但为了对得起纳税人为母亲提供的联邦医疗福利，也不让母亲无端地成了私立医院谋财害命的刀下鬼，还是赶紧把她送到市立医院去挂葡萄糖，由医生给一些增强心肌功能的药物，不用几天，母亲就能如往常一样康复。随即，指示儿子把母亲车到市立医院急珍部，我在那儿等候他们。
我刚在市立医院急珍部门前的停车场停好车，儿子的车就跟着来了。
在阴雨和寒冷的晨风中，我和儿子搀扶着“唉唉喲喲”的母亲走进了急珍部。幸好，时间还早，不到七点，看病的人不多。我把母亲的情况简略地向注册的护士介绍了一下，护士立即电话告知里边的临床护士和医生出来把母亲接到急珍病房珍断室。
因医院规定，只允许一位家属陪病人进急珍病房。鉴于儿子对母亲这次的发病情况比我熟悉，而且 , 他是学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和医生沟通也许比我容易，也可以避免自己抓耳挠腮找医学术语和医生交流的尴尬。因此，就由儿子跟了进去。
在外面忐忑不安地等了五分钟后，我还是要求进病房。守门的护士看我坚持，便开恩放我入内。
其实，我陪母亲已来过这儿三，四次了。因此，我没问路，自个儿就熟门熟路地摸到了那间摆满各种仪器的急珍室。
只见母亲已被安置在电动病床上，周围围满了十几个穿着不同颜色工作服，有些外边罩着件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如临大敌，一个个表情严肃，一边互相急速地交换着似暗号的话语，一边往母亲身上套上各种仪器。只是这一次看上去，穿白大褂的似乎比以往多了好多。再仔细看看，这些白大褂的一边袖子或胸口处都标着某著名医学院的代号。从他们那光滑年轻的脸上，看得出，这些是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医生或刚毕业不久的新手，只有一个头上有白发的医生似将军一样在发号施令。
母亲对这一切有点受宠若惊，为这一次医院对她如此重视，让这么多医生护士围着她转深为感动。在她看来，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在中国只有省级首长才能享受。因此，她忍住疼痛，咬住嘴唇，不再嚷嚷，既使一位护士笨手笨脚地无法解下她的金项链，她也没说什么。看到我后，她才叫我把那缠在一起的金项链解了下来。
在做完简易 X- 光检查后，一位年轻的印度裔医生（也许是实习医生）冲着我和儿子说：“她得了心脏病，血管被堵塞了，急需动手术。”
一听要动手术，我马上紧张地问 : “一定要动手术吗？没有别的办法 ? ”
“她的一根主动脉管被堵塞了，血进不了心脏，必须把这血管立既疏通，否则，有生命危险。不过，我们还要把她带到楼上 X- 光室进一步确定。”他那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大眼睛紧盯着我说道，语气是那样的肯定，不容我有任何质疑。而为了减少我的阻碍，他又补充说：“别担心，这是个通血管的小手术，不需切开胸膛。”
继而，他们找了个说国语的 X- 光师给母亲说了几句，告诉她，她得了心脏病，要被送到五楼去做详尽的检查。
儿子比医生们还急。“妈妈，这 ….. 这血管要是不 …… 不马上疏通，外婆的生命会 …… 会非常危险的。”他紧张地口吃起来。
一医生拿来了几张文件叫我签名。头一页是表示我已收到病人的一切私人物品（放在一个蓝色塑料袋里随身穿的衣物和一个小透明胶袋里的所有金银手饰），后面的几页在他和儿子的催促下也没看清楚内容，只知道是入院手续之类的文件，便找那些签名的地方涂了几笔。
紧接着，那位印度裔医生和几位穿白大褂的以及两个护士便风风火火地把母亲推进电梯。母亲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双惊恐的眼晴望着我，看我的脸上没显出太大的惊慌神色，她也就慢慢地安下心来。
到了五楼，母亲被推进了 X- 光室，我和儿子被挡在门外。这时，一位年轻的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向我介绍了自己。她叫 Steward ，是临床医生（不知是实习的还是刚出道的），母亲手术后将由她来照顾。接着，她把我和母亲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上。我问她，母亲要在里面检查多久，她说要两到三个小时。
于是，我叫儿子去把车移到收费的停车场去，免得车子被拖走，我在一旁等着。
儿子回来后，我老板打来电话，询问了几句，立刻言归正传：“既然要检查几个小时，你还是先回公司把一些急事处理完再回去处理你母亲的事。你母亲的病也不能耽误了生意，对吧？”
我只好吩咐儿子：守护好外婆。
两个半小时后，我回到医院，母亲已被转到了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临床研究中心）的 ICU （加护病房）里。进门前得拿着挂在门边的电话请求入内。
得到准许后，我进了 ICU 。第一个房间里的病床上躺着的就是母亲。她手上，脖子上，大腿上和嘴巴里被插进了几十根大大小小的塑料管和针管，几台监测仪表显示着心跳血压的各种数字和频率，病床两旁的支撑架上挂满了大包小包的白色，或透明的液体，还有两包浓浓的血液。这些液体正通过那些横七竖八的管子进入母亲的身体。透过一根从她嘴巴深处延伸进一个小桶的管子，鲜血不停地从母亲的体内涌出，流向那个小桶。而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就跟上一次那位不幸的病友一样，双目紧闭，面色苍白，生命的气息只能透过那呼吸机以及那些仪器中好似天文密码的图象和数字来辨读了。
一看到这情景，我的脑袋一“嗡”，两腿发软，差点瘫倒在地上，儿子立刻把我搀住。
完了，母亲这一次是死定了！她躲过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最终还是被这些医生做了。我不由得抓住母亲那被液体鼓涨起的手放声痛哭起来。
那位站在一旁的印度裔医生却心平静气，面无表情地对我说：母亲的一根主动脉管被堵塞了，他在母亲左大腿的动脉血管里塞进一根金属条，打通了堵塞处，并直通心脏。金属条的首端犹如气球似的助搏器，帮助母亲的心脏跳动。如果母亲的心脏一两天后能自己跳动，她就有生存的希望。为了强调他的手术是正确的，他还加上一句：“ Your mother’s heart is very ill, and she would have died if not for the surgery. ”（你母亲的心脏病得非常厉害，若没动手术，她已死了。）
他这种口吻和杀死母亲病友的私立医院医生的口吻是那般的相似，母亲在他的眼里仿佛是一只久病的狗或猫之类的动物，而母亲能多活了这两小时还多亏了他的大医大德。
我不禁怒火满腔，厉声质问他 : “我母亲进 X- 光透视室时还神智清醒，能说能叫，你们说只是通通血管 , 没危险。再说你动手术前也没征得我母亲的同意，也没征求我的许可，我以为你们只是在 X- 光透视室里替她检查，没想到你们竟擅自对她做这种危险性手术，置她于这种生不如死的境地，而生命却危在旦夕。她若知道是这种手术，她宁愿死于心脏病也不同意上手术台的。”说完，我不由得对回去上班的事后悔莫及。冲着母亲哭道 : “妈，我对不起你，这一次没能守护好你，就这么两个半小时，你竟成了这个临床研究中心医生和实习生的试验品了。如今也不知你能否捱过这一劫。”
这时，在旁边站了好一会的 Steward 医生对我说：“当时，你儿子签了名。”
“我儿子什么也不懂，你们叫他签字，他能不签吗？”我愤怒地反问她。
“是啊，当时，他们说，不马上动手术，外婆就会死。”儿子满脸无辜地说道。
“顺便问一句，你们怎能证明我母亲的主动脉血管被堵塞了 ? ”我充满疑惑地问 Steward 医生。
“ X- 光照出来的。”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有底片记录吗？能拿来给我看看吗？”我紧追着问道。
这时从后面冒出一位年轻的华裔许性男医生赶紧接过去说：“当时急着救你的母亲，他们没能拍下来。反正，你母亲的两根血管堵得很厉害，这是毫无疑问的。”
“究竟我母亲的几根血管被堵塞了，那印度人说是一根，你又说是两根。你们谁说的话是真的 ? ”我愤怒地提高了声调。
正当我们在争论时，那印度裔医生拿来一份准许母亲作手术的文件要我补签名。
这是哪家的规矩？害了我母亲，还要我替他们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背书 ? 我拒绝签字。
那印度人和许医生便异口同声说：“你若不签，我们就只好放弃一切抢救你母亲的努力了。”
上帝啊，这些医生究竟是救人治病的“天使 ”，还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如今已把母亲的心脏糟蹋了，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免于法律诉讼，竟然拿我母亲的命来要挟！ 此刻，那感觉真如上了贼船一般。我强忍住悲伤和愤怒，哽咽着问他们：“我母亲的生存可能性还有多少 ? ”
他们倆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那印度裔的傢伙平淡地说：“这没法说，若是她的心脏能自己跳动，就有希望活下来，现在是这机器在替她的心脏工作。”
他这话等于没说。但抱着对母亲的心脏能恢复跳动的一丝希望，我只好在那文件上补签了自己的大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