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10）处理家务
5月4日，北京高校的学生在大游行之后，在天安门广场发布了“五四宣言”，然后宣布从5月5日开始复课。我松了一口气：终于消停了。因为4月份半个月的学潮，四通的营业额一落千丈，现在要抓紧时间，把家务事处理好。激情过后，生活还得继续。
听到当天赵紫阳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之后，我心里更踏实了。赵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对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我深表赞同。当时，赵的讲话似乎赢得了一片叫好。
5月5日，我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出席了“中加友好月开幕式”的招待会；
5月6日，接受了台湾《远见》杂志温曼英女士的采访；
5月8日，出席了美国旧金山、圣何塞的两位市长举办的招待会。
回到公司，我召集了四通的干部会，有40多人与会。地点是在公司的咖啡厅。
我的这次讲话的内容，主要是谈四通的家务事。关于学运，几乎只字未提。因为我认为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时四通内部正在为理顺财产关系、如何股份化展开热烈的讨论，有个别人提出要分家、要散伙……不了解这一段四通故事的朋友，看了下面的讲话可能会一头雾水。但我要写的是“我的1989”，应该把当年自己每一天、每一刻从事的活动和真实的想法呈现在大家面前。下面是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
刚参加了一次招待会，回来晚了。这是美国湾区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已经去了上海和南京，这次到北京，说是要看看“中国的硅谷”。出席招待会的，有电子部副部长张学东、北京市副市长张建民，计算机总局局长李晔。我们都被安排在主桌。席间，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大家很关心电子一条街，也关心四通。
我们四通现在名声在外，但内部问题成堆。甚至有人问：四通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在全国工商联开会的时候，遇到天津开发区的叶迪生。他说，选拔人才，要把“长于合作”放在首位，我也认为这一条很重要。四通这个事业，是大家一起开创的，下一步怎么干，是分，还是合？我认为都可以。如果非要把大家捆绑在一起，有人会觉得憋屈，这又何必？而且，中国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太少，四通就像是一所学校，你们在这里练了本事，将来从这里分出去，各自闯出一片天、各领风骚几十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件事，未必是坏事。四通是不是就因此完蛋了呢？不会！四通还会发展。但是要留下来一起干，就要遵守一起干的规范。
中国人为什么难以成事？一是受制于自身的素质；二是外部环境的制约条件。四通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自身也在改变。崔铭山有一句话讲得好：我创造了四通，四通也创造了我。去年（1988年）初，田志强说：“我们起码可以自豪地说，四通到了五亿了，我们还没有散伙！”现在我们还可以再吹一回牛：“四通到了十亿了，我们仍没有散伙！”问题是，如果到了二十亿呢？一百亿呢？其实，要散伙也可以。我们正在委托一些专家在拟定股份化的方案。财产关系一定要理顺。但不是有了一个好的方案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要看环境是否允许？自身素质是否适应？我们面临的问题好比是求解三角形内切圆的圆心。三角形的一条边是环境允许的边界，第二条边是自身素质的限制，第三条边是我们事业的发展状况。
北京计算机三厂的厂长蒋如华，一直关心和支持四通的发展。她对我说：“你们四通不仅是在行业里有经济上的影响，你们还发明了好多词汇、语言，对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关村这一条街上，其实很简单，有什么样的人，就能办什么样的企业；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企业，就能吸引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要头脑清醒，我们不是没有问题，是因为公司的高速发展掩盖了许多的问题。去年的经营决策，有许多严重的失误。有人说，如果是一个小公司，其中一个错误就可能完蛋了。但因为我们其他方面太成功了，发展太快了，问题被掩盖了。人的素质也一样，有的人在一个部门不行，被退到人事部，别的部门还抢着要。有些人可以周游四通，原因是公司发展得太快，到处都缺人手。
人的素质的危机，关键在于头儿，在于我们在座各位。你们在第一线指挥，在带队伍。有什么样的头儿，就带出什么样的队伍。
四通人际关系的准则。第一条还是要信任人，让人放手做事。不要因为有了一些问题就毒化我们的环境。还是要宽松、宽容、宽厚。有问题，没关系。在公司创办之初，就遇到过问题，刘海平把70万弄到山西，后来王燕成又转走20万。如果我们因此就怀疑所有的人，能行吗？还是要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我经常受到批判，说我晚年了，糊涂了。说我太宽松，所以惯出了这些问题。但我的看法是，没有这样的宽松环境，四通就不会有今天。有得有失嘛。严格管理，职业化管理是需要的。这和尊重人，对人宽容、宽厚、宽松的环境不是矛盾的。毛主席当初对人也很宽厚，到后来做了亏心事，觉得大权旁落了，变得疑神疑鬼了。人不能有心病，人一有心病就麻烦了。我认为整个公司还是要有一种信任感，要有宽松的环境，才能使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把四通当成自己的事业干。
理顺财产关系，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宏观环境不允许。在过渡阶段，可以一方面保留大锅，一方面开一些小灶。总的想法是鼓励大家出来多创业。要鼓励创业精神。四通舞台的无限可扩充性，这是我们优势。
四通的规模现在越来越大，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保持小企业的气氛。人各有志，允许你出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可以和四通有关系，也可以和四通没有关系。王安时的香港四通是一种模式，今年赢利500万，80%是四通集团的。殷克的南方四通是另一种模式，南方四通有25%的股份是四通的，以后的利润每年交200万。模式还可以创造。赵平模式也可以。他很早就向我推荐一本书：《内企业家》，说明这个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分出去干，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国德州一家公司很关注四通，他问我会不会有人离开四通去另办企业。我说会。他问我怎么办？我说给他创造条件。日本有名的大企业只有几个，其他的都是小企业。想当头是好事，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殷克自己干，打四通的旗号，有人说，对他有利。对他有利又有什么不好？不要说别人是群魔乱舞，人家看你四通也是一魔。
四个月下来，四月份没完成计划。一季度总结我看了，问题很多，不可能一个早晨解决。危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现在的国营企业都是大滑坡，整个天津市的利润是负的。我们第一季度仍有700万元的利润，算是相当不错的。起码是赢得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模式。可以开一次危机及对策的座谈会。首先，危机是什么？职工素质问题是什么？干部的问题又在哪里？解决办法是什么？谁来做？经济规律有其普遍性，“堵”，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顺应人的本性，找到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今年的5月16日，是公司成立五周年。在这次干部会上，还讨论了“五一六”相关活动的安排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