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
我的1989（18）SOTEC讲话
5月27日，被软禁在上海的万里发表了违心的书面谈话，恢复自由后回到了北京。
当天，王军涛出面召集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发表了包遵信牵头起草的《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5月27日这一天，我本来应该在香港出席IDG举办的世界信息产业研讨会。上一次会议是在1987年11月，我出席了。这一次，因为国内局势的动荡，李玉建议我不要离开北京，所以我推迟了行程，先递交了大会讲话的书面稿，当天只好请香港四通的总经理王安时在会上代我宣读。
这篇讲话的要旨是“要了解中国的信息产业和市场，不能不了解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其中，我引用1989年3月14日电子部《计算机信息报》公布的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来说明民办科技企业的地位。当年的综合排名如下：
1、北京四通集团公司（102,635万元）
2、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79,412万元）
3、北京市京海计算机集团公司（19,138万元）
4、长江计算机（集团）联合公司（18,890万元）
5、浪潮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15,633万元）
6、北方电脑公司（15,000万元）
7、国营南京有线电厂（14,722万元）
8、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即现在的联想公司，14,000万元）
9、国营北京有线电厂（即738厂，13,612万元）
10、太极计算机公司（11,888万元）
在这前十名中，有四家公司，即四通、京海、北方电脑、计算所公司（联想）是民办科技企业，他们的总销售额占这前十家的49％。四通一家就占这前十家的33．6％。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国信息产业，民办企业和国营企业基本上是平分秋色，四通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我在讲稿里表示，欢迎投资者来和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合作，因为我们离市场更近些，所以你们离成功也会更近些。
虽然这一天我没有亲临会场，但为了出席这次会议，我办了赴港的签证，这帮助我在六四以后，得以从容地离开中国。当时，因为出国很频繁，我同时有三本护照，一本是为出席IDG国际会议办的赴港签证；一本办的是去澳大利亚的两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还有一本是去芬兰的签证。中国科技代表团预定6月9日赴芬兰访问，我是代表团成员，团长是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当时办一个签证的周期很长，有许多时间是重叠的，只能办多本护照来应对。
5月27日那一天，我没有在香港的国际会议上讲话，却应段永基的要求，跑到在四季青的北坞发表了一次谈话。那一天，是中日合资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成立两周年。在SOTEC，我是董事长，段永基是总经理。
我讲话的主题是：“四通应当成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下面是这次讲话的录音记录：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清华学习，当时蒋南翔校长讲，清华培养的干部，二十年后，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刚开始有点明白了。
今天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四通培养的干部，要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题。谁是经济增长的支柱？是企业家。四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说过：“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总是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一支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的成长，在中国的环境下，有特殊的困难。中国新一代企业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企业家，这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这些人，他们原来就没有铁饭碗，一旦进入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政策环境，他们的能力、胆量、创造性就充分发挥出来。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将近一半的份额，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大约是10000亿左右。1987年乡镇企业是3300亿，1988年是4500亿。二是科技企业家，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离开大院大所出来办企业。三是从国营企业脱胎出来的经理、厂长。
成为企业家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眼光，第二是能力，第三是胆量。一般来说，科技企业家有眼光、有能力，差的是胆量。而农民企业家胆量足够大，也有相当能力，他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远非我们所能想象，但他们的不足是眼界不够开阔。出身国营企业的，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可畏。
在中国办企业有两个很大的制约条件，一个是中国的传统体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里面长不出真正的企业家。那里都是按照政府指令办事的官员，而不是独立的有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的企业家。第二个制约条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分析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美国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办事靠人情，陌生人社会办事靠契约。在中国如果不是熟人，就不好办事。熟人社会在组织上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血缘组织，一类是地域组织。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半径方面便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不可能成为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企业。我们创办时提出要办中国的IBM, 其含义不仅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最有影响的最大的企业，而且它在体制上、组织上、机制上是现代化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新市场的开拓，也包括管理方式的创新和组织机制的创新。
这种组织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很难生长，基本上没有可能。这就需要吸收、引进西方文化。SOTEC是个合资企业，跟外界有比较多的联系，一开始就吸引了一批知识、能力、眼光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条件首先从这里搞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创新的过程是艰难的，和传统文化之间会有许多碰撞。《SOTEC之声》要我为SOTEC周年写几句话，我说，四通要在国家的经济主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SOTEC要在四通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有人讲，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是信息技术，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市场经济。四通、SOTEC正好是这三个集合的交。我们从事的是信息技术产业，我们是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企业，而我们的观念最接受民主政治的规范。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希望在四通，四通的希望在SOTEC。
我们正处在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不管局势怎么发展，有一条大家要有信心，就是中国只会越变越好、越变越光明。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不仅要把企业的事情办好，而且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我们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我们最希望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我们的发展。社会不安定，我们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我们捧的是泥饭碗。四通是一个企业，还应该是一个学校，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大学的管理学院培养不出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在企业里培养的。
至今的中国企业界，四通子弟满天下。被认为在中国职业经理人中出类拔萃的李玉琢，就是当年四通SOTEC的一员大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