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地上非常流行的一句口号。那时候，中国的确也是踩着苏联的足迹一步步地朝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迈进。今天，当苏联变回了俄罗斯，“民主”的俄罗斯的今天也将成为我们的明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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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晚，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宮上空缓缓降下，最高苏维埃解散，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此不复存在。
曾经第一个把马克思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俄罗斯民族，终于扔掉了专制的邪恶，拥抱民主，拥抱自由了！
然而，民主自由真的是治疗痛苦和创伤的一帖良药吗？
在苏联倒闭的20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步步走向衰退的俄罗斯，分裂的俄罗斯，民生倒退腐败横行的俄罗斯！
难道这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宿命？为什么俄罗斯从专制走向了民主，却又掉进了贫困腐败的深渊？
那么俄罗斯是否真的获得民主了？
在英国权威的“经济学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的全球民主排行榜中，世界上167个国家按照民主程度（以五个指标为准：选举程序与多样性、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被从1- 10 打分，然后分成四大类：“完全民主”（8至10分）、“部分民主”（6至7.9分）、“混合政权”（4至5.9分）和“独裁政权”（低于4分）。
俄罗斯在2008年享受了“混合政权”（4.48分），2011年的调查显示，俄罗斯又退回到了独裁政权，尽管俄罗斯人还拥有“一人一票”！（俄罗斯得分3.92，排名第117；民主程度居然低于海地和伊拉克）。 这也就是说，当控制政府的各个党派都是一丘之貉，当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 “一人一票”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
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原苏联分离出去的白俄罗斯，哈萨克，阿塞拜疆，塔吉尔，乌兹别克，土库曼都属于独裁政权。民主排行榜倒数第一的当然是朝鲜，而土库曼倒数第三，乌兹别克倒数第四！
民主倒退也就罢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显示， 以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俄罗斯名列第66位，低于利比亚和墨西哥！
同时，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腐败指数排名中，俄罗斯名列第143位！（中国第75位）无疑，俄罗斯已成为腐败的天堂。连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都说：“腐败是俄罗斯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俄罗斯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目前，没有人对反腐工作的实际情况满意——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甚至连腐败分子都不满意！我们的反腐工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当然， 作为“民主“国家，俄罗斯也建立的一系列的法律制止腐败，包括《反腐败法》，该法律要求国家公务员公开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子女的收入和财产情况，并对官员接受礼品做出限制，禁止官员接受价值超过3000卢布的礼物。但是，2009年俄罗斯每起受贿案的平均受贿额为2.7万卢布，较上年增长了1/3，重大受贿案件的平均涉案金额高达90万卢布！
俄罗斯的腐败已经制度化，合法化，甚至有人认为，腐败已经成了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成了时尚，成了社会文化。
制度难以改变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民主制度下的俄罗斯也就对腐败奈何不得，俄罗斯民族的文明之路走的如此艰难！
我们必须看到，这绝不是个例，南非、印度、菲律宾以及南美和各穆斯林民族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都是跌跌撞撞，偷鸡不成，反抓了一巴掌屎。
为什么，我真的没有看到哪个非基督教文明的民族不是在英美的枪炮和威逼之下自动以民主为契机走向进步文明。
咱们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后的100年里，对民主这面西方旗帜充满崇敬，可每每浅尝辄止，代价不是人头落地，就是血染广场。然而，同样是西方的幽灵共产主义却在中国如鱼得水，至今仍在不断发扬光大，值得深思。
一个民族的特性，难道真的决定了该民族注定在历史的轮回中徘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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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上溯950年，时空穿越到北宋。
繁荣昌盛的大宋帝国其实内部也是危机重重，冗官、冗兵、冗费使得国家不堪开销，加上政府征收大量税赋，百姓负担严重，农民起义自北宋建立就没有停止。同时，官僚、世家大量兼并土地，北方地区民族不断侵扰威胁，社会危机四伏，改革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安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并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
在以后的15年时间里，王安石颁布了诸如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将兵法等大大小小十多项“新法”，在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施行革新变法。
可是，这样温和的改良却遭到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因为，“变法”多多少少都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根本利益，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宫廷的勾心斗角最终导致王安石和司马光决裂，“路线斗争”最后也演化为权力之争，这两位都善于作“道德文章”的“君子”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王安石继续艰难地变法，司马光一甩袖子，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去了。
退居二线的司马光将宫廷中的实践归纳成书本理论，再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他一边著书，一边不断发挥着他的余热，多次上书朝廷，力陈新法弊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司马光更是不顾一切尽罢新法，“举而仰听于太皇太后”，“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告终。而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可见，被当今领袖推崇倍至的《资治通鉴》是什么货色！ 从此宋朝进入了派系斗争的泥潭，不可自拔。这也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历史，真是一面镜子，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何止王安石？但是起因和结局竟是如此的相似。戊戌变法不过又是一个翻版，以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四五，六四更加的激荡壮烈，却也没有动摇封建专制的大厦，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先锋王安石，光绪皇帝，赵紫阳等，其命运都已悲剧终结，下场一个比一个凄惨。
中国真的走不出历史的宿命了吗？
回到今天的重庆闹剧，在那黑沉沉的铁幕背后，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宫廷中那些伪君子们披着面纱在相互揣摸对方的心思设法打败对方，二十一世纪的大国领袖们一定都对《资治通鉴》了如指掌，这种表里不一，一面温文尔雅，另一面阴毒奸诈的权术文化在华夏历史上长盛不衰，造就了中国专制文化的精髓，以至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参与者们都运用得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到当今薄温争斗，一幕幕大戏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要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再版，今天的现实一定能成为一个个新的章节而为这些古籍增添不少华丽的色彩，为古老的文化增添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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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了。文化，首先和地域有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纵观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以如此广袤的地域横跨欧亚大陆，千百年来，欧亚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
然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占其国土面积的８０％以上。虽然俄罗斯民族从人种来说是白色人种，但无论从地理因素还是民族特性，从历史还是现实，俄罗斯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亚欧国家。
历史的看，俄罗斯的文化始终在亚欧之间来回徘徊着。
在10-11世纪的“野蛮与光荣”时期，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将东正教正式定为国教，为襁褓中的俄罗斯文化注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因。
然而好景不长，从 13世纪上半叶开始，成吉思汗后裔两度横扫东欧，占领了俄罗斯公国，建立起金帐汗国。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鞑靼统治下，幼年时期的俄罗斯被强制注入了东方专制文化的血液，它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的影响力，使其后的历史发展与欧洲渐行渐远。
因此，俄国学者认为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含有“成吉思汗的遗产”。马克思也曾评论说：“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近代俄罗斯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种而已。”
真是历史的嘲讽啊，近代的中国被苏联老大哥蛊惑，而古代的俄罗斯却在中国（蒙古）专制的铁蹄下讨生活；苏联的专制加深了近代中国的黑暗，而俄罗斯原始的专制文化却来自中国！是报应还是轮回？
无论如何，在此后长达数百年的岁月中，东方专制文化将俄罗斯塑造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即使在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之后，它仍然用专制集权手法控制着通过不断向外扩张而征服的其他民族。
直到17世纪的下半叶，彼得一世前往欧洲微服私访，令其眼界打开，决心“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文化，从此拉开了俄国历史上第一轮“西化”与改革的序幕。那时在俄国上流社会中，穿西服、讲法语、开爬梯、办舞会蔚然成风……。
之后，俄罗斯又折腾起了叶卡杰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有限自由主义改革”，在进行司法、教育和管理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却把俄国的农奴专制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最终使得彼得大帝开创的“西化”之路在断断续续经历了两百年之后终于走到了尽头。俄国人就顺势掉过头来，开始了一场面向东方的变革。
在这样一个历史契机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俄罗斯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7年到1991年的74年里，在东方式的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也通过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仅用了短短５０年的时间就将苏维埃国家发展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二大强国，达到了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历史还是无情的，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较量中，苏联终于败下阵来，俄罗斯人又一次满怀激情地投入了中断一个世纪的“西化”进程，揭开了俄罗斯历史上“脱亚入欧”的新纪元。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再到普京，俄国领导人无不急于向西方看齐，但不管用“民主化”还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思维”，或是所谓的“休克疗法”都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俄国社会却到处漫延着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获得众多选民的拥护，该党提出“复兴强大的民主和繁荣的俄罗斯国家”。在1993年12月12日第一届杜马选举中，获22.92%选票，占63个议席，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党。
俄罗斯仍然以一种世界大国的心态与美国进行着力不从心的抗争，这种既向往又防备同时又抵制的心态，实质上也阻断了“西化”的进程。
虽然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不是“欧亚大国”而是“欧洲大国”，但俄罗斯骨子里一个具有东方专制色彩的民族，由于横跨亚欧大陆，俄罗斯就成为一个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国家”。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化上看，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从来没有被“全盘西化”过。
终于，今天的俄罗斯和那几个加盟共和国又退回到了独裁的道路之上。这究竟为什么？
我只能从文化和历史上找原因。尽管东方的专制影响了俄罗斯，那作为国教的东正教难道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吗？
我对宗教没有研究，但粗浅的看来，东正教和天主教、新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世界范围内，东正教占主导的国家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这些国家对于欧洲而言都在“东方”，所以叫“东正教”，也就是东方的正统。东正教相信，东正教信仰就是耶穌在世时传给信徒的教导，是正统，所以它非常保守性，坚守古教义和古礼仪，基本不做任何调整。
东正教没有经过类似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所以它拒绝理性主义，倾向神秘主义。东正教相信，基督的教导从不改变，教会在二十世纪的信仰，与第一纪、第十世纪、第十五世纪的没有两样。东正教把圣典看是操练，通过修炼产生圣洁，通过顺服，可以塑造成新人。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东正教的仪式，可以发现它还保留了除洗礼和圣餐之外所有的其它七件圣事，“礼制”是不能更改的。此外，东正教还发展了一整套圣像神学，东正教的圣像都是平面的图画，表明基督、圣母、天使、圣徒以及彼岸，是一个我们不能用五官所测度的奥秘世界。在东正教徒眼里，圣像不只是艺术品，圣像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完美的人，他们是神化了的人，被恩典所充满、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所以东正教徒会亲吻圣像，以表对圣像所代表的人物的尊敬。
自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施行政教分离，教俗二元的结构，而东正教历史上一直强烈的依附于世俗政权，并受其严格的控制。
在信仰教义上，东正教特别重视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敬，注重道成肉身教义的意义，它不强调人的原罪，也就不注重“赎罪论”。东正教强调信徒得救靠信仰上帝的同时，应通过自身的善行作为外在的表现。在东正教祈祷仪式中, 主要一项是颂唱以9首经文赞美歌为基础的9首颂诗。
总体而言，东正教派的神学和对于经卷的解释都是遵循基督教兴起初期所传下来的典范。东正教信徒的所有努力都是“为往圣继绝学”。神学上的创新往往带来质疑，如果一个见解和最初的教会所教导的不一样，那这很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
所有这些，对于大多数对东正教一窍不通的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呢？
看来，俄罗斯虽然横跨亚欧大陆，但要真正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还有漫长的道路，虽然他们有西方的宗教，但却是偏离了原来轨道的东方式教义，加上俄罗斯固有的以宗法原则为基础的农民村社也为东方的专制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东西方不同的封闭和开放型文化，既使俄罗斯民族富于个性、自由和创造性，又使俄罗斯的社会接纳了专制制度，因此真正的西方文化在俄罗斯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俄国思想家别尔加耶夫一语中的：“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的。”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
中国几千年的“皇天后土”文化，造就的是黄色的文明，而人类社会是通过跨过黄土，迈向大海，当思想和手脚不再被土地束缚之后，人类才进入了蓝色的海洋文明。
黄土是有限的，而大海则深不可测，广袤无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人，几千年来只能以一种古老的文明沉浸在自欺和麻木之中，以此掩盖了自己的贫穷和落后，愚昧和无知，而正是这种愚昧，纵容了专制的残暴和血腥。
不堪回首的往事在这个泱泱大国有成百上千，我们暂且从明代大儒方孝孺身上一管窥豹吧。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当短命的明惠帝早逝允炆继位后，方孝孺成为顾命老臣之一。
不久燕王朱棣（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打到南京，成了新皇帝，但方孝孺死保旧皇帝。朱棣召见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拒绝，投笔于地并慷慨激昂痛斥叛贼。朱棣大怒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夸我何？”这“十族”就是他的学生。据史书载，受株连而死的“十族”共有八十七人。
当然，方孝孺也被砍了头，死时才45岁。
后世多将方孝孺堪称是忠孝的楷模，守道的模范。有这样忠心孝顺的奴才，暴君要杀“十族”，将“逆贼”杀个干干净净，历史不轮回也不可能了。可叹这吃人的文化，中国人对人格，对人性的诉求离开真正的“道”，竟是越来越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方孝孺是一条钢铮铁古的好汉，坚守自己的理念宁死不屈。可是，方孝孺大概到临死一刻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对君主的忠诚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如果这一代鸿儒能像苏格拉底那样通过辩论告诉国人，“君”为什么要高于“臣”，那么他将会成为超越孔子的历史伟人，儒家文化也将成为华夏的文明支柱。
可惜，方孝孺就这么死了，还要莫名其妙地搭上几十条清白的人命。
这里，我们需要再穿越对比一下。
方孝孺死于1402年。那时，文艺复兴在欧洲如朝阳正在慢慢升起。1401年德国人库萨打破“地球中心论”，100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论”，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地否定自己的学说，但他坚决拒绝。最后被判处烙刑。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株连到其他人。同属黑暗的专制，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已经初现端倪了。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距万里，时差两百年，但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都是大义凌然威武不屈，但二者的“义”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忠君”，一个是捍卫“真理”，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也尽在其中了。从方孝儒和布鲁诺的身上我们是否也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中人的性格和基因，是不是也可以为历史轮回找到一点点答案？
从此以后的200多年中，欧洲在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中，摆脱了封建专制的桎梏，人性得到解放，尤其经过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结束了神权统治，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
反观同时代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或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宫廷内的杀戮争斗，宦官、昏君的专制，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直到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满族人取而代之成了“龙的传人”的主子，在留发不留头的恶令之下，在扬州十日之后，汉人脑后也多了一条猪尾巴。
又是几百年，当民国来临，西风东渐之时，剪辫子却又成了对祖宗的污辱。可悲啊，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千百年的天空还是那一尘不变，中国还是那个千古永恒的君主帝国。
这千百年中国人都在干什么了？我们大都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圣人的训诫。否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除了像猪狗牛马一样生活在动物庄园里，在驯服感恩中转化为忍辱负重知足常乐，沉醉在人妖犬媚、声色狗马、纸迷金醉的世界里追求福禄寿喜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于是，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也就演变成了一种停滞在家门口的走不出家门的自家文明。
窝在自家门里，整天只能捉摸着如何对付他人了，于是中国文化的着重点就落在了人和人的关系上——如何盘算揣摩他人心思，如何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要么就躲避尘世，找个“世外桃源”修身养性。
其实中国人并非愚钝，只是聪明才智都没有用在正道上。咱们整天相互揣摩心思，对人类的心理不可谓研究的不透彻，虽然弄出了“心学”，却没有创立心理学；咱们有不乏推理的“纵横学”，却没有几何学更没有逻辑学。这也难怪指南针被用作算命，火药被拿来驱鬼，印刷术和造纸虽然值得骄傲，但中国各朝各代所禁所毁的书，大概也是世界之最了。
究竟是人种遗传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还是文化基因定格了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对此我们虽然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西方历史上也有野蛮黑暗的一幕，但是正是由于有了布鲁诺的精神，西方产生了文艺复兴，这实质上是一次文化的革新，人性的苏醒。
文艺复兴让“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有了崭新的文化和人性的觉醒，才有了推翻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有了人的解放，人们才意识到人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不是教会（国家）的附属物，人不是国家意志的延伸；人的生命和尊严至高无上，空洞的“国家”也不比人更重要……。
在一个“灭人欲”，不重视生命的文化里，统治者箝制思想，扼杀人格，践踏人权，蹂躏生命，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我们又怎能期望历史能有实质的进步呢？
所以，即使以西方人自居的俄罗斯民族的宿命也脱离不了他们特有的文化特征，无论什么民族，他们各自的历史命运总是与民族文化连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就产生什么样的人文精神。
俄罗斯和中国在近代都受到了犹太民族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侵蚀，这也不是偶然。毕竟，共产、纳粹和极权专制是一丘之貉，他们都只有在专制文化的土壤里才能茁壮成长。
“共产主义的党和政府的级别结构接近于复制儒教学者和官员的级别结构。这种结构甚至相似到它们在权力实行上的相互解释和穿插。实际上，1917年在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旗帜下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主义专制国家表现出与传统中国官僚的实行，原理，和偏见有显著的亲近性”（William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中国很多史无前例和旁无佐证的极黑暗的政治现象，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结婚生下的一个文化怪胎”。（杨小凯《历史沉思和未来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 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 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金观涛《毛泽东思想与儒学》）
身处黄色文明中面朝黄土背朝天，手握锄头镰刀的人们已不可能再次用这些工具作为武器起来“革命”了，他们只有站起来拥抱蓝色文明，才能看到希望，只有面朝大海，才会春暖花开。
最后，我对中国的民主文明做一个预言：文化的改良，渐进的革新是唯一的出路，也是一条漫长艰难的过程。不管是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人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人的素质有两条硬指标。一，领导层精英不能靠土包子或留苏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当中国出现马英九那样的英美海归来执政，政改才有可能；二，中国社会根本的进步或民众的觉醒，不可能在农业文明中实现，只有当中国人口总数中农村人口不再占绝大多数的时候，一个以工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才有拥护革新，接纳文明的良好土壤。
我为本文拟定的原标题是“民族·历史·文化”，后来觉得这个标题太大了，于是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作为参照，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结束之前，我想说的是，前人的历史我们无法改变，而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在为后人书写本民族的历史，我们是延续历史的宿命，还是书写崭新的篇章，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反省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我们的传统与文化，并在反思中改变自己。今天的世界，连物种的基因都可以改变，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吗？如果我们拒绝从根本上变革，留着辫子穿西装，打着赤脚穿皮鞋，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成为绅士的。
不愿继续愚昧下去，不愿继续被奴役的人们，一起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