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于动笔的那段回忆
____院系调整以后的高校经历 （2011-1-19提笔）
久远过去的一切比较容易回忆，美好经历使然，笔下一泻千里，没有顾虑，不怕得罪。后来就不一样了，说什么都会有人多疑、忌讳。提不起兴趣写，开头难，继续也难。可是历史不应被斩断，被淡忘，朝代更迭，大事指望有“司马迁”，个人的声音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吗？应该留给世界，不能任其渐行渐消，而这，人人有责。
步入大学
一辆绿色斯柯达大轿车满载着应届新生，驶向荒凉的北郊。古城墙尚在，轿车从刚拆的豁口出城。这些新生毕业于京城最好的两所中学，报考了“国家需要”的大学，又奉命提前报到迎接其他新生，同学们无比自豪，兴奋得一路高歌，希望汽车开得越远越好。
土城外一片开阔，桥车缓缓驶进一个去处，既像工地，又有农田。车停了下来，H学院到了——车上的歌者显然未能尽兴。
男女学生无一例外地背着重重的行李，有人带他们到新建的宿舍楼，分配房间，全体新生住这幢楼，男生住一、二两层，女生住三层。另一幢相同式样的楼里，住满了大二以上的学生。
上下水未通，楼里的卫生设备不能使用，楼外有临时公厕——老式的，附近农民不定时地前来掏粪。不记得晚上睡前如何洗漱，清晨，即使在滴水成冰的隆冬，也是用冷水在楼后坑洼不平的空地上洗漱，临时锅炉烧的开水仅供饮用，用来洗漱被认为是奢侈。洗漱完毕进食堂早餐，洗漱用具就置于食堂外窗台上。一天餐毕，发现我为上大学新买的白色蓝边搪瓷漱口缸不翼而飞，不知被那位大学生给换走了，留给我的也是一个白色蓝边的，但又破又脏。向往中的大学是路不拾遗的地方，万没想到如此现状，不禁心里发堵。明知没人会认错那两个天渊之别的漱口缸，还是写了寻物启事，指望当事者翻然悔悟。这事儿我没有告诉爸妈，大有维护新社会声誉的责任感，也深信在党的领导下，有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就只有用那个又脏又破的，但实在恶心，只有拼命清洗消毒，这还得背着同学，偷你东西的人是阶级兄弟（姐妹），嫌人家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只有自我改造的份儿，只能忍气吞声，心里着实窝囊。
新生来自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天津的居多，也有山东、东北、苏浙皖、冀鲁豫以及闽粤赣和湘鄂、陕川等地的。北京学生最看不明白上海来的，原本被灌输那地方特别资产阶级，他们的列宁服都透着洋气，可是其中不乏党员干部，还有地下党。北京解放早，又是首都，理应我们觉悟更高，可我们却不得不被他们领导，以致迎接新生时那种主人翁感觉，渐渐消失，也没有人记得我们的那一段“辉煌”。
院系调整后的大学
学校当时只有学生宿舍楼和教工家属楼各两幢，新生们心里纳闷儿：“教室在哪儿啊？”注意到高年级同学每天抱着书本，匆匆朝一个方向走，是去上课。跟着他们一定能找到教室，但是没有人这么做——接受了保密教育，国防院校很神秘，人家的教室，我们未必能进。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大家心中好奇，却不露声色。
终于盼到了上课，记得课程表是油印的，每班一份，总干事保管。总干事带队去认教室，方知所谓教室，就是大大小小的工棚，大工棚里上大课，小工棚里上习题课，包括工程制图。课桌课椅由未经刨光的木板钉成，黑板质地尚可。
我们就在工棚里开始接受大学教育，无人叫苦，反到为可与抗大比美的艰苦条件而自豪，抗大多了不起！1949年以来，在党的教育下，迫切要求改造思想的青年，真是这么想的，自觉自愿接受考验。
H学院是院系调整之后的新建院校，由十一所大学的H系合并而成。其实那些大学各有千秋，很多方面值得继承发扬，但是五十年代初，一边倒学苏联。在党的灌输下，学苏联是求之不得的。
开课之前分专业，让新生自报志愿。新生珍惜这份选择的自由，无不认真考虑。最热门的专业是“AP设计”，依次是“AP施工”、“AE设计”，报名最少的要算“AE施工”了。公布名单时, 恍然大悟选报专业只是一个过场，北京那两所最好中学的毕业生大多分配到施工专业。本以为我们是最先报到的主人翁，数理基础又好，会优先分配到设计专业，结果不免扫兴，但必须克服“挑肥拣瘦”思想，无条件服从需要。隐约觉得，国家需要总是跟个人意愿拧巴着。渐渐了解到，院系调整各校合并时，高年级分专业的原则也大同小异——有美帝国主义烙印的名牌大学来的，一律学施工，；前身有革命传统的大学来的，都学设计。这情况使优秀中学的新生聊以自慰，淡化了对良好数理基础的惋惜，终于不得不安心于所分配的专业，但是已经开始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那么被信任。
各门基础课的教材尚称正规，都是正式出版的苏联教科书译本：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萨哈罗夫的大学物理；力学有关课本也是苏联教科书译本，不记得作者姓名了；普通化学，与专业相关的概论课都不是公开出版的图书，而是大本儿的铅印讲义。专业课教材留下的印象颇深，粗糙发黑的纸张，手刻蜡版字体不工整的油印讲义，翻译水平不敢恭维，生硬晦涩的倒装句令人有气。这种讲义持续了多年，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仍有油印讲义，不过初衷截然不同，昔日是勤俭建国，彼时则是教师提职称之需——以油印讲义充当著作。
出入破烂简陋的工棚“课堂”，翻阅粗制滥造的油印讲义，讲台上罕见大师，------。儿时心中那幅高等学府蓝图渐被覆盖，美丽的憧憬荡然无存。不过，这是无产阶级的大学，我们是自觉接受改造的大学生，以艰苦为荣，无怨无悔，心中只盼有幸师从真才实学的教授。
十月中旬，终于开课了。天气渐冷，入冬后，四面通风的大工棚里，只靠一个大火炉取暖，坐在那里听课相当冷，但是无人叫苦，或许也是“激情燃烧”之故吧。
随着课程进展，来自优秀中学的学生同感，大学老师讲课不那么中听，板书不那么招看，远不如中学的
最不适应的是，大学的教材里，所有的发明家都变成了俄国人，小时候熟悉的发明家都不见了。老师们照本宣科，无条件地佩服、宣传老大哥的伟大。青少年被灌输，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摇篮，他们一切都好，世界上只有这个国家强大，而且无私地帮助中国。
只上了两个多月课，就期末考试了。一律口试，准备时间充裕，比如，斯米尔诺夫高等数学第一册也就讲了半本儿，却给了七天准备时间，现学都来得及，正好弥补了授课水准的遗憾。毫不夸张地说，那本斯米尔诺夫真的是临时抱佛脚，自己学会的。这样的自学倒也扎实，不敢自以为学得好，考试却也混得全优。
寒冬遭遇
宿舍楼里虽有小小的淋浴间，但没有热水，冬天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听说T有很大的浴室，星期天，数人结伴而行。自知无权享用T的福利，擅自去洗澡当时大概叫违法乱纪。进门时战战兢兢，买票时怕被盘问。进入浴室开始沐浴，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淋浴过程中无心说话，更不敢唱歌，生怕暴露身份，被人汇报“组织”。
浴罢，傻了，所有人御寒的毛衣毛裤和棉衣统统不翼而飞，只是罩衣罩裤扔在一旁（大概不值得偷）。大家站在原来挂衣服的墙边，绝望之极，我心里猜测着偷衣服的会是
有人提议报案，有人说报了案也找不回来，还暴露了自己违规，就认了吧。最终一致认为隐瞒不报是错上加错。于是找“组织”，天下组织是一家，可T校的组织在哪儿？旁观的好心人告知这事儿归校卫队管。于是，一行人找到了校卫队，先真诚检讨错误，才报了案。校卫队只让我们登记，并未批评——毕竟我们在他们的辖区丢了大量衣物，T大学也不光彩。
寒冬腊月，身着单衣徒步回校，人人手脚冰凉，辫子冻成硬棍，上下牙不自主地高频碰撞，深刻体验了什么叫“透心凉”。扫兴之至，追悔莫及，众人无话，先后钻进被窝取暖。
消息传得飞快，校团委书记来宿舍安抚——怕我们不堪挫折，动摇军心，毕竟我们是被动员放弃了名牌大学而来的。此前，校长曾亲临宿舍问寒问暖。这一切拉近了我们普通新生和校方领导之间的距离，同学们非但没有怨言，反而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大学很有人情味。感动之余，我们又傻傻地检讨了所犯“错误”，书记未予指责，但也没说那不是错误——那时指导思想是宁左勿右。
不记得多久以后，宿舍楼里的小淋浴间终于供水了，尽管拥挤，同学们也非常知足。大家有序地排队等候，充分享受那里好得出奇的音响效果，边洗边唱，自娱自乐，全然忘却了条件的艰苦——当时的大学生对日常生活似乎没有高要求，只知自己得努力改造思想。后来“浴室大合唱”简直成了大学时期最美好的回忆。
一边倒学俄语
中学学了六年英语，上大学后，教育界和全国各个方面一样，一边倒学苏联，外语课一律学俄语，于是从字母开始。学语言应符合语言的规律，从生活入手，可是，大学的俄语是从专业入手，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记忆大量的专业词汇，而难以学到语言。加之，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习惯于英语的语法结构，语音特点，英语学得越好的，对于俄语就越不适应。比如，早已非常习惯英语的主谓宾结构，初学俄语时，总觉得句子里没有谓语，变格、变位很繁琐，------。总之，不像初学英语时，因为是从生活入手，学了就能自己试着用，学俄语时，满脑袋孤立的专业词汇，日常用语最多是你好、再见，基本上是哑巴俄语，以致兴味索然随学随忘，若干年后曾遇到学过六年俄语的人，竞连字母也不认得了。
教材是自编的铅印本，师资多为俄专毕业生。他们学俄语之前，多为初中程度，汉、俄语言水平都不高，又不懂专业知识，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前后学了三年，仍不觉得俄语是自己的。多年以后，事实证明了学习外语符合语言规律的重要，中学的英语助我打拼事业，大学的俄语则难以运用自如，只能阅读科技书籍。说也奇怪，俄语学习收益微薄，考试成绩倒并不差。
我辈算是很幸运了，当时年轻记性好，英语转俄语还算容易。大学教授也被迫改学俄语，集中起来突击，学习期间不准回家。老教授们大都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偌大年纪改学俄语实在难为他们。听说他们记单词很费劲，学不好又涉嫌对老大哥的态度问题。他们挖空心思背单词，记忆法别出心裁，比如按发音，把“任务”记成“炸大虾”，“星期日”记成“袜子搁在鞋里呀”等等，苦中找乐。
实习
大一的“工厂实习”就在学校的附属工厂，旨在培训车钳铣刨焊铸等基本技能。大二大三的“生产实习”，就到正规工厂去了。
钳工实习，要求锉一个六角螺帽。我手艺还不错，锉成了规整的六角形，连阴螺纹都攻好了。可是一不小心，锉刀碰了螺母，抹掉了一个角。我自作主张锉掉残痕，做成一个小一号的螺母，外形更加美观。交作业时，
铸工实习从翻砂做起，当时学的是很古老的方法，但是模型放在上下箱的沙子里，打实，留出浇口、冒口，过程与儿时蹲在沙坑里拍燕儿窝雷同，好玩儿——后来不用，现已忘得一干二净。
焊工实习是焊一个油壶，给机床上油用，全班同学焊了几十个油壶，少有不漏的。
共有两次生产实习，第一次在夏天，在极其炎热的N市，温度超过摄氏40度。从驻地到车间，一路像是烤着火，人人无心说话。我们的驻地是废弃的工棚，临时弄些很简陋的双层床，被褥是自己千里迢迢背来的。那里很潮湿，没住几天，衣物就发霉了。车间里就好多了，但是厕所令人难忘，狭窄漆黑的空间，一开门便有篮球大小的一团蚊虫扑面而来，入厕者除了撤退，别无选择。实习中干了什么，学到什么已没有印象，倒是记得实习队曾在一个很不错的大剧场里，为工人演出节目，还有体育表演，把平衡木、高低杠都搬上了舞台。
第二次实习在北方的H市。赶上了汛期，实习被迫中断，大学生们义不容辞参加了防汛。经常夜间集合，到指定地点挖泥，装进麻袋，扛到江边筑堤，一直干到天明，中间发下脸盆大小的俄式列巴，大家分而食之。这次实习的细节几乎不在记忆之中，唯一不忘的是我因高温铝水溅身下意识地躲闪，被指“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毕业前实习是在西部小镇B市，那里只有一条街，显得古老落后、闭塞。当地百姓似乎少见多怪，我坚持晨练，跑步时，挑担的老大爷总是放下担子，坐在扁担上观看，拿我当个稀罕。这次实习收获颇丰，我似乎有了些悟性，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做法与众不同，受到带队老师的赞扬。前不久学工艺课时，老师对我设计的夹具颇有微词，未具体指正，只说像个玩具，可是我给工厂设计的夹具，技术人员却赞许有加。这是工厂要用于实际生产的，不是纸上谈兵，说明我能为祖国建设服务，令我喜出望外，受工艺课老师的那口窝囊气也因而烟消云散了。
以前非常期待生产实习这个教学环节，希望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而且学工的人志在当工程师，自然要到工厂去。然而三次实习之后，我极不喜欢工厂的嘈杂、纷乱，也尝到了离家之苦，心灵深处不再向往成为“红色工程师”。少时曾有继承父业从医的志向，受“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感召，改主意上了工科大学，再想从医已不可能，厌烦工厂之后，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儿时的首选——当教师。
红与专
民国时期的学校都有校训，尤其是大学。我上的是院系调整后的大学，一边倒学苏联，也许苏联没有校训一说，我的大学也是没有校训的。当时不论大学中学，都强调又红又专，也许这就算是新社会的统一校训吧。红是指思想进步，专是指学习成绩。功课好的多有只专不红之嫌，容易成为历次运动的靶子。没有只红不专的提法，一“红”遮百丑，只要“红”，专的方面没人计较。红没有明确的标准，根据需要，最要紧的是听党的话。党，可以是遥不可及的党中央、毛主席，也可以是班里的党员干部；可以是转战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打下红色江山，想来很抽象的党，也可以是正在对你说教的，具体的某个党员，这一切，解释权属于“组织”。
F同学是红专标兵,极其听话，一本正经从不玩笑，也不懂别人开玩笑。听相声也不笑，而是打破沙锅问到底，接连不断问为什么。他倒是老实巴交，不浮夸张扬，因病做了大手术后一如既往，终日埋头用功，不事课外活动。苦学，表明学习态度端正，术后，又是带病坚持学习，在难有英雄行为的校园里，他就成了众人瞩目的英雄。英雄当然不是一夜之间炼成的，他有基础。英雄的必要条件是立场鲜明，原则性强，阶级感情深——他，都已具备。有人在日记本的扉页，抄录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序中傅雷献词的语句：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刻，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这段语重心长的警示也是我的座右铭，励我勇往直前，记忆至今。可是F同学看后不屑地说：“你干嘛把这话抄下来，什么‘情操’？！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喜欢这种词？”日记的主人顿时无语。我惊讶，大学生居然不理解情操二字，断言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表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感情——不是想歪了，就是过于无知。那年月，这种如今看来有点“二”的表现，颇受“组织”青睐。
刚入学时，班干部由校方指定，自然是欣赏他们的政治品质。但雄辩的事实说话了，他们中有的基础太差，专业学不下去，不得不转送别校。还有个别的因操行卑劣被开除出校，严格的“政治”选拔未能把住道德品质关，不能不质疑选拔原则。
红是没有标准的，由“组织”掌握。专也不完全看成绩，以红为前提，重点看态度。
“运动了”
电影《芙蓉镇》里，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穷困潦倒，只盼乱中浑水摸鱼，文革使他无比激动，积极而幸灾乐祸地喊：“运动了”。
大学之初，新生忙着“向科学进军“，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学习空气。一位中学老师曾说，我选择的专业是“高深的数学和物理”，所以上了大学就把弦儿绷得紧紧的。那些基础差的就更苦了，他们入学时的数理基础，距离“高深”实属天渊之别。大家都知道我国工业落后，都有责任感，所以都很努力，再难也要攀上科学高峰。夜深人静教室忆旧灯火通明，我校因而被誉为“水晶宫”。
可是小小芙蓉镇都“运动了”，党领导的大学岂能落后？做学生的不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待运动的态度，成了衡量人的政治标准，不可以“只专不红”。运动一个接一个，以致后来对这一段的回忆是运动多于读书求学。
那时的学生极其关心政治，而当时最大的政治是解放台湾。有歌为证：“扫荡了东北战场，扫荡了西北战场，扫荡了华北战场，扫荡了中原战场。渡过长江，渡过珠江，解放台湾，解放两广。” 一天黄昏，宿舍暗暗的走廊里沸腾了，一些同学奔走相告：“台湾解放了！”吵吵了一阵子，才弄清楚，是一江山岛解放了。大家之所以盲目叫喊，是因为党领导的军队势如破竹，两广解放了，热血青年深信解放台湾易如反掌。半个世纪后方知，连一江山岛都是靠“潜伏”才一举拿下的。
解放台湾并非易如反掌，“宜将剩勇追穷寇”，“剩勇”显然远不够用。从此宣传，大陆既有国民党残渣余孽，又有潜伏特务，蒋介石一心反攻大陆，所以必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
此后高校的确“运动了”，首当其冲的是肃清反革命运动。
不了了之的敌我矛盾
政治学习必不可少，连居民都不例外，党领导的新型大学当然是突出政治的。1954年夏，不仅学习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联系实际，真刀真枪处理起来，肃反运动开始了。
工作组下到班里，主管我班的是一个上海口音的女干部，她与班里上海籍支书配合默契，动员揭发检举反革命言行。一天，召集部分同学开会，说是积极分子会。有入党要求者，都算积极分子，是积极分子就有责任揭发检举，应做到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同学们不理解同窗学友会有什么反动言行，毫无思想准备。女干部指责大家政治嗅觉不灵敏，文件学习不深入，警惕性不强，信誓旦旦地说班里的L同学“性质已很明确”，启发同学揭发。我不理解，L同学不过是爱说些不中听的大实话，怎么就反革命了？
终于，女干部干脆说L同学属于敌我矛盾，证据确凿不容置疑。
一天下午，校体育代表队训练中，团支书推来一辆自行车，叫我参加搜查L同学的家，说他家里窝藏枪支。我说换好衣服就去，支书说来不及了，“敌人”很狡猾，去晚了枪支会被转移。于是赶忙骑车奔向L家住的市中心。一路上市民好奇地驻足向我行“注目礼”，目光惊异地盯住这辆飞快的二八大男车，以及身著运动短装的骑车女生。当时没有女孩这样出现在街上，我无地自容，但不得不牢记支书的警示：面对激烈的阶级斗争，你不能有杂念。于是目不斜视，玩儿命地加速，总算来到了L家门前。
这等外观的女生怎能进入陌生人家？我还是犹豫了。
正好支书也到了，我说：“这样子怎么进去呀，我就在这儿等吧。”他白了我一眼，就带着其他同学进去了。
良久，一行人败兴而出，我问查出什么了，没人理我（视我临阵逃脱？）。后来知道他们一无所获，就回校了——二八男车，短装女生又出现在街上，沿途的大爷大妈们一定以为我家教不严。
事后，我落下了阶级斗争面前不坚决的“群众意见”。
运动过去了，L同学的问题不了了之，显然他不是反革命，可是整了也就整了，毛主席教导说，“矫枉必须过正”。
文革中，我在八面槽的全素斋遇见了L同学。看到他身边端庄温柔的妻子，我暗自为他庆幸，世态炎凉，有个温暖的家就有幸福。问及他这些年来有否麻烦，他说还好，略谈了他挨整的事。他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已经去世，仅此而已。然而这所号称政审要求高的大学少见多怪，如此家庭背景，又惯于直言，L就成了众矢之的，一定要整出敌我矛盾时，他就首当其冲难免倒霉，整错了也“好得很”。近年，我曾打电话给他，聊中听得出他坚强，淡定，没被整垮。
品学兼优的H同学
1954年伊始，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教导，革命不知不觉革到了刚刚成年、自以为是主人翁的我们头上。一天，突然通知开批判会。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空气凝固。我的发小，H同学孤零零地站在讲台旁的“被告席”。我的思维回到了十年以前。
小学二年级时，来了一个插班生，个头高于一般同学。她身著姜黄色蓬蓬袖的绒布上衣，宝蓝色绒布的工装裙，身材修长，文静高雅。我是第一个接近她的，因为她的神态告诉我，她不是那种多事的孩子。同窗时间不长，她就离开了这个班。到了高中，我们又成了同窗，然后又都上了H学院——她就是眼前孤独面对残酷现实的H。
我和H一路同行，深知她是品学兼优的纯正青年，自律自强，不可能走偏。然而激昂愤怒的批判声耳边躁动，教育青年的警示话语滔滔不绝，不明真相的多数极易被挑动，矛头直指H。女生Z的发言最为激烈，揭发H欣赏资产阶级音乐，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然后抱头痛哭；“阶级感情”鲜明的Z拍案怒吼，质问“这是什么感情！”试图引出一片口号声。我对此记忆犹新，因为发言者孤陋寡闻，多管闲事，还因为悲怆的怆字，她只读了半边。由于运动中的激烈表现，此人被上面认为是坚定分子，经受了考验，从此越发备受重视。至于留给与会者的警示，不外是“革命革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不自觉改造，思想阵地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就会走向反面”之类。
批判言也好，警示语也罢，都是左耳听右耳冒，唯独H接受批判的表现印象深刻难忘。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子，众目睽睽之下，淡定自若不卑不亢，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若非铁骨铮铮，堪能临危不惧、不惊！我暗自赞美。
H何以成为运动的靶子？其父母均国民党员，爱国教育家，某些找茬儿的，说他们是国民党残渣余孽，H学业出色又被归类为只专不红。党发动一次运动，下面就争先恐后地证明运动的必要性和发动者之英明，必得揪出一些“革命”的对象，必得有人倒霉。那时被灌输，我们党就是通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走向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思想有了准备，一次运动结束，就等着下一次运动的来临，否则国家焉能兴旺发达？文科也好，理科也罢，一律政治挂帅。
H因社会关系毕业分配至非保密单位，不知跟随她的档案是如何记载的，不仅她，连她的孩子，都入另册。后来不得不离开她深爱的故土，远走异国他乡，舍弃满腹经纶，开店谋求生计，力图淡忘过去。然而，无法摆脱积郁之疾，花甲之年撒手人寰。
H就这样解脱了，带着发小的怀念，安息吧！
“革命越来越深入”
革命的确日益深入，大学里一切服从政治运动，以致那个时期大学生的印象里，大学阶段所受的“教育”，与其说是专业教育，不如说是政治培训，思想改造的记忆远远多于科学知识的掌握。
1956年4月，毛泽东有个《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宣部长陆定一特别给知识分子讲话，说是提倡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创作和批判的自由，也有发表、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后来党中央还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个时期叫做“大鸣大放”，共产党号召党外人士提出自己的想法，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共产党如此勇于自我批评，感动了当时的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共产党的伟大形象一时深入人心，都以为党不愧是争取民主自由起家的。
运动照例是先务虚，认真学习文件报纸，领会精神。社会上批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言辞已十分激烈。有强烈主人翁感觉的大学生都坐不住了，“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前进”，当时的大学生满腔热情，一心一意跟党走，当然积极响应号召，争相投入运动，结合班里的实际，批判、揭发、检举。
由于专业变动，班级重分了。原班同学首先想到的是L在肃反中无辜挨整，本着帮助党改正错误的觉悟，有人起草了一张大字报，为L鸣不平，他确实不该挨整。那时候人们还有打抱不平的正义感，没人不为L同学鸣冤叫屈，一致认为工作组轻率地给L定性太不负责任，大家难掩由衷的愤怒。
社会上“反对党天下”，“各党派轮流坐庄”等论调，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容忍的底线，加上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斯大林，毛泽东开始担心“复辟”，在党内说“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日报跟着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说“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又说“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要倾听当外人士一切善意批评”。
怎么衡量批评是否善意呢？解释权握在党的手里。此时已不再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类曾经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整风结束,反右开始了。
人们心中觉得号召鸣放是阴谋，可是伟大领袖说这是阳谋，就是要“引蛇出洞”，牛鬼蛇神出笼才好歼灭，毒草出土才好锄掉。社会上揪出一大批知识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称为极右分子。
那时，伟大导师不允许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学本来就是知识多必反动的地方，岂敢不紧跟形势？反右是朝着整风去的，整风中都响应号召积极大鸣大放过，社会上从鸣放中揪出了右派，知识成堆的大学里怎能没有窝藏反动人等？毛主席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于是，全校首先批判了整风时公开崇拜铁托的一位政治教师（按：日后世界潮流证明，他很有见地）。接着，各系教师、学生都连日开会挖掘右派。
原来班的有关同学突然被召集开会，团支书严肃指出，为L鸣不平的那张大字报有问题。他读了大字报的最后一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向官僚主义斗争到底”。支书说此话性质严重，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还说是血淋淋的。与会者都是在大字报上签了名的，顿时都懵了。毕竟不能随便承认自己反党，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地辩解：“说的是与官僚主义斗争，不是跟党啊”。我想起了工作组女干部给L定性的话，问道：“不是都说了L问题性质已定，还搜查他家，那就是整错了，应该改正”。支书声色俱厉：“我们从来没说L属于敌我矛盾，就是帮助他认清自己的问题吗！”大家一致回忆起当时定性的误导，支书见势不妙，干脆下令不许争了，每人写一份检讨，深刻检查对党的态度、感情以及阶级立场。我写了三次，才勉强过关，但从此不再被做为积极分子了。
新班集中火力批判总干事J。他是个很成熟干练的同学，看不惯盲从浅薄，往往直言揭了某种现象的底。他没想得罪谁，可有人“拣骂”，这些人就是运动中激进的左派。激进者有的根儿红苗正，也有出身不好趁机来个咸鱼翻身的，我们班的G就属于后者。她紧紧抓住J被批判的时机，整材料、上纲上线，同时还不遗余力去批判一些老师。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党小组依靠的主力，因为他们牢记上面规定的指标，班里揪出右派说明领导运动得力。她也莫名其妙地成了“标兵”，群众自愧政治嗅觉不如她灵敏，阶级立场不如她坚定。J被打成右派这件事，G无疑立了头功。J当然是错划的，没让他读到毕业，发配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改造。到了工厂的右派分子因祸得福，工人阶级并不另眼相看，工厂还很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能力很强的J就被任命担任有关“深挖洞，广积粮”机密工程的重要工作。J的故事中最感人的是他当时的女友W，迫使划清界限的巨大压力下，她泰然自若，不卑不亢。后来他们结为伉俪，相伴终生，近年移民海外。出于对J的遭遇不平，特别是出于对W的敬重，只要他们回国，我必看望，比读书时更亲近。
亲属中也有未能幸免的。我的一位伯父是经济学家，在旧银行里任要职。堂兄解放后大学毕业，在XX大学任教，是个开朗直言的青年。本职之外，他擅长滑冰游泳，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奢侈的运动。堂兄的出身、秉性使他成了反右中的靶子，挨了整，当了右派。组织要求堂嫂划清界限，堂嫂忠贞不渝，坚定地守住他们的家，得以有了后来的幸福。堂嫂也是我敬重、钦佩和爱戴的女性。
“火线”入党
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中，某班党小组闪电般地发展了一个新党员D某某——其貌不扬，脸色暗黑，不修边幅，符合当时概念下的无产阶级形象。之所以被吸收入党，是因为整风中，班里的同学“炮轰”党小组，强烈的不满如潮水涌来，党小组难以招架。D某某及时套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的架势，义愤填膺保卫党小组，于是他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典型，组织认为他经得起考验，运动中即时发展，谓之“火线入党”。
闻此消息，下厂实习我被批判的片段出现在脑海。这个火线入党者正是当时向“组织”反映我“娇气、下车间怕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工人中影响很坏”云云，“组织不由分说，令我检讨。此事源于在车间里看工人师傅熔化铝锭，师傅搅动的动作大了些，铝水飞溅到我裸露的手臂上。摄氏七百多度的铝水，使我觉得火烧火燎，本能地躲闪了一下，幸而凝成薄片，皮肤烧伤不重。这与邱少云烈士差距确实很大，但和“怕脏，娇气”根本挨不着。当时工人师傅还有些自责地问我是否烫伤，我说没事，因为痛感尚可忍受。车间里再无其他工人注意此过程，何以来得“影响”？ D某某捕风捉影，以显示他的“工农感情”。我没有错，当然不会检讨，可是“组织”不分青红皂白，说我不虚心接受批评，非要狠挖阶级根源不可。我虽非根红苗正，可也出身自食其力的家庭，家庭成员无不勤俭朴素，无可非议，我绝对不会为了表现进步，为了过检查关，而把父母兄姊说得一无是处。我历来只说真话，没做错事当然不能假作检讨，委曲求全。最后虽不了了之，但“组织”不免记了我一笔账。
批判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反右中成了无产阶级先锋，全校瞩目。形势所迫，我不由得自觉地找差距，不得不默认自己没改造好。同在大学环境里，也没见D脱胎换骨，可人家就“无产阶级”了——我将信将疑地承认这一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数年之后，文革中，这个火线入党的无产者自己证明了他这块料确是特殊的，他又一次成为全校知名的人士。只是反右的风光荡然无存，这次出名是因为他的下流行为。已经为人之父的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猥亵中学女生，被男生毒打，进了医院。据说他检讨深刻细致，言辞不堪入耳。
给右派平反时，他表现出极大的不服，靠整右派火线入党，右派平反了，他至少应被劝退吧。倒也没人痛打落水狗，他已臭名远扬，没人再买他的帐。
更“深入”的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
1950年代，一个说法家喻户晓，大意是，我们国家就是靠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克服了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路线发展壮大的，讲座报告里都这么灌输。1958年初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练就政治嗅觉的国人意识到，反右之后的下一轮运动要来了。果然，这篇社论拉开了“双反”运动的序幕，全国，特别是高等教育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运动群众，校园里，教学楼，宿舍，食堂，贴满了大字报，深入揭发“浪费”和“五气”（官气、暮气、阔气、还有骄娇二气）。学北大，把大字报叫“西瓜”，学校变成了“西瓜园”，给人贴大字报叫“送西瓜”。首先动员党员带头揭发党内外的浪费保守现象，以身作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哪里会有致命的缺点错误？就是有，也是党内机密。班上一个党员干部在全校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事实证明，他只是轻描淡写，算是带了头，目的在于改造群众，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引火烧身，更揭发别人。普通群众必须自觉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缺点错误，不留任何隐私，这，叫做“向党交心”。可以说，这是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中更加“深入”的一次，伟大领袖肯定说：“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固然强调按人民内部矛盾，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处理，但须人人过关，形势逼人。
一段时间里，运动压倒一切，频频开会，人人自觉引火烧身。党员检查轻描淡写，只是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们当然是改造好了才入的党，责任主要是教育别人。不显眼的同学也容易过关，仗义执言的人则必因“树敌”过多，而极易引发“民愤”，踩着这种人的肩膀最容易往上爬，踩错了也不承担任何后果。
互相揭发的结果，同学之间早就逐渐疏远的感情进而变成了隔阂。互不信任，只依靠“党”。历尽沧桑，才想明白，为什么大学时期，“友谊”一词渐从许多人的字典里悄然删除。
北大的大字报文情并茂，绝对好看，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学子。班里一个女生模仿北大风格，写了颇具故事性的“检查”。她说自己是灰色人生观，狠挖阶级根源和主观因素的同时，也全面提及社会根源、客观影响。她很动情地说，灰色人生观形成的重要客观因素是我对她冷漠。这真令我措手不及，但运动中只有虚心接受意见的份儿，何况她说由于我的冷漠，她觉得人间没有温暖，以致想寻短见；试想，如果出了人命，我又是诱因之一，岂不罪过？于是后怕，愧疚感油然而生，真诚表达了自己对于众生幸存应负的责任。
其实她事事争先，表现欲强，言行与灰色人生观无从联系，所以，我的检讨也难以深刻，此后还是看不惯她的张扬与造作。
不记得这次运动怎么收的场，大家听党的话，党说收说放都有道理，党是一贯正确的，群众只需紧跟。
大跃进中
大学的日子和全国一样，也是在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中度过的。每次动员时，我都不理解，甚至觉得不对劲，当时又是万万不敢说出的。跟不上形势，只有暗自谴责自己落后，被动改造思想，很费劲。久而久之，曾具有的主人翁感觉淡漠了，只有改造的份儿，不被信任，谈何主人？当然也不甘心“夹着尾巴做人”，人，早就进化了，哪里还有什么尾巴可夹。
就这样，还没有体味到理想中的大学气氛，大学已近尾声，到了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了。时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出台，称之为三面红旗。大学也必须政治挂帅，也得高举三面红旗。
那真是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家家户户砸锅回炉，大炼钢铁以超英赶美（之所以砸锅，是因为要实行人民公社，都在公社食堂吃饭，自家的锅就用不着了）。亩产万斤的报道显得玄乎，将信（因为是党报之言，得信）将疑（因为难以置信）之际，大科学
问题是，大学怎么大跃进？一个同学的弟弟是体育学院的，说他们开夜车练跳高——大跃进，就得加班加点，以达多快好省。
毕业设计
其时强调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我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部分同学得令，真刀真枪去搞科研生产了，并且内容保密。留下寥寥数人做传统的毕业设计，我是其中之一，说是为专业积累资料，很重要。但仍不免心中忐忑，羡慕被组织信任的“三结合”一线的大多数，怀疑自己政治上处于劣势。那多数人扬眉吐气，言行诡秘，少数人好奇，但保密习惯良好，“不该问的不问”。其实忐忑也许是多余的，能完整地走过大学学习之旅（尽管是“一边倒”），说不定是好事。
曾经觉得设计高不可攀，没出学门的学生能设计什么呀？不知从何入手时，最有权威的L教授动员我们破除迷信说：“设计么，就是照抄。只要有局部的创新、细微的改进，就很好了。”L教授早年留美期间发表过自己的理论，很轰动。他有学问，人又实在，平易近人，几乎是大学阶段唯一令我肃然起敬的老师，他的话我信。我遵照L教授的开导，认真读懂前人的设计，取其精华，略施自我。
我的导师因为给国民党服过役，也是个不被信任的人，但业务不错，理论实践兼备。因为学苏联，毕业设计也有苏联专家指导，好像中国自己没有过大学。好在我们系的这个专家称得上学者，有学问，人也和气。苏联专家好像只负责“指导”我们的老师，平时很少光顾。一次，他突然出现在设计室，并在我的绘图桌前驻足良久，然后对我的设计赞许有加。答辩由这位苏联专家把关，我被排在第一个，准备充分，加之已给专家留下良好印象，我不紧张，顺利通过答辩。
非保密的“三结合”小组
多数人仍在“三结合”中，“项目”是政治任务，毕业与否就不重要了。答辩结束后，毕业设计的这少数同学也大都获准加入了保密的“三结合”，我和导师则被派到一个非保密小组，搞民用产品，明显感到不被信任，心中不悦，导师来自旧社会，你们不信任，可我怎么了？ “组织”告诉我，是导师点的将，我不知不被信任的导师有无点将的权力，也不知自己有什么优势值得导师如此器重，仅只知道的是，不服从分配后果自负，所以不敢吭气。再说，若是政审真的不合格，还死皮赖脸要求参加保密项目，那就疑似“居心叵测”了。
这个非保密小组有三位老师，两位电工技师，还有十来个学生。老师里除了我的导师，还有一位党员和一位据说业务很强的实验室老师，后者几乎不说话，前者乡音浓重几乎听不懂。电工技师中，年长的是八级师傅，技术高超，另一个虽然年轻，但也高明、严谨，颇具素养。学生中，与我同届的二人专业不对口，其中的女党员学习很差，是来政治挂帅的，她不干活，只给干活的人读人民日报，后来只记得她读过关于美国原子讹诈的内容，因为她不厌其烦地说“原子化诈”；她觉得这个角色至关重要，保证了革命生产两不误。多数学生是低一届的，基本上被安排干粗活。
真刀真枪地干
导师只给了我一张原理图，要求判断可行性，然后做成仪器，说是整个项目的核心，真可谓“拿鸭子上架”。我先读懂原理图，提出一些质疑与导师商榷并落实，具体制作就是自己的事了。我不了解正规做法，也没有参考资料，只是看了些别的仪器内部。说也奇怪，不知受了什么启发，竟然突发奇想，觉得制作前得有个接线图，才不致接乱错综复杂的线路。考虑了该用的元器件，想象着仪器最终的可能样子，根据原理图画了一张“原理安装图”——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之后就开始制作了，同届的那个男生鲜有相关知识，不知怎样下手，也看不懂我的安装图，只能一步一步地跟我学。除了电路，有关的机械部分也得自己动手设计，画出图纸送交加工，本以为那男生可以承担，但他好像也无从下手，还是得我来干。
仪器初具规模时，年轻的技师来把关了。他对己对人都绝对严格，我喜欢严格，但还是也有些紧张，等着他挑刺儿。严格审查后，他说：“你不是第一次做吧？”认为我整个制作过程有章法、很正规，布线文明而美观，焊点漂亮而牢固。从不夸奖人的技师如此评价我的工作，我只是松了口气，并不敢得意忘形；那年月，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则需检讨、挨批。但我还是庆幸自己能悟到正确的方法，交出令人满意的成果。男生做的那台有明显差距，这是公认的。
工作快结束时，换了另一女党员来政治挂帅，是那男生同班的同学，他们都是上海人。工作快结束时，在这个女党员主持下评选先进。她说一共两台仪器，一台性能特别好，一台根本不能用，并不具体说谁的不能用。所有的人都知道电工技师对两台仪器的评价，心中都是有数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这样比太不给那男生面子。不料，女党员领导接着大肆表扬了那个男生，我顿时丈二和尚了——他是我一步步教出来的，布线焊接又远不如我，性能会特别好，我做的倒根本不能用？！我想问个究竟，可是完全没有说话的机会，而且我知道说了只会被指责为争名夺利。那男生一言不发，全然忘却他follow me的过程，默认了他做得好。我没想到他好意思这么做，觉得无聊，就让他“先进”吧，反正我也不想混同于领导指定的先进。我更在乎真本事，这段时间收益良多。
毕业后，那男生留校了，并分到与“三结合”有关的专业，也就是他无从下手，基本不懂业务的专业。他倒算是一个老实人，后来见了我，总是有些不自然，也许那个“先进”会折磨他一辈子，我觉得他很可怜。他后来一直没有建树，怪他吗？先进不是他争的，是送到他手里的，在这个社会里，谁不要白给的先进，那真是出淤泥而不染了。从这一斑，我联想到，由点及面，如此这般，高校能有什么建树？
毕业分配
曾开会，让同学们畅谈工作志愿。大家谈得严肃认真，不过多数发言是表示服从祖国需要的决心。这个会是由党小组长主持的，之后的“生杀大权”也攥在几个党员的手里。谁都不明白，都是毕业生，为什么这极少数人有权安排绝大多数人的未来，无人反对，组织决定是天经地义的，而他们，就是组织——对于自己是组织，他们表现出无比的自信，不容质疑。
我喜欢教书，因为曾受益于许多优秀老师，喜欢自幼脑海里印下的真正大学教授的形象。但我不愿留校，因为大学阶段罕见学术人品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如果未来必须给不具创见和抱负的师长当助手，岂不浪费光阴？我想到水涨船高的去处，希望有些作为。这并非臆想，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比如有这样的老师，学生提问基本上得不到满意答复，甚至每每重复一句令人无可奈何的话：“这个问题，我本子上记的有”。这些事不宜细说，我只表示了自己敢挑重担，愿意做开天辟地的工作。
有苏联小说为证，苏联共青团员纷纷前往遥远偏僻的西伯利亚，建设社会主义祖国，那本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所以，我最后被分配到远离北京的地方，也只有自豪的份儿，就算与苏联接轨吧，
好在是让我在一所高校任教——当然不敢明示，喜欢高校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不过，负责毕业分配事宜的党员都留校了。此外也有些群众，出身好，听话，运动中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业务好的不多（回过头来看，高校师资队伍里有大量业务基础不好、不适合从教的人，高校数十年不作为应是必然结果）。
毕业时已经过反右，因为知识分子出了大批右派，党得出的结论是：大学生一毕业就评为12级，拿56元，生活太优越，不利于改造，1957年起，出台了“教行17级”，工资降为46元，这还是北京地区的。那时大学生考虑待遇的不多，考虑了也不敢明说，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没有职称的概念，没人说要当学者教授，一律当普通劳动者。其实知识分子远不如普通劳动者，得接受工人阶级改造，得遵从最高指示，夹着尾巴做人。如今的大学生都觉得自己是人物，那时候谁敢呢，只想到国家培养了多年，热切盼望报效祖国。
毕业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漫长的五年，竟没能感受到儿时理想中的大学气氛，无论学识与能力，我们都远不如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抗日战乱中的大学出了许多大师，新大学环境稳定，一板一眼地学苏联，学生毕业后却似一无所长。听党的话做好螺丝钉，当好驯服工具，就是觉悟高了，不必有个人的雄心大志，想成名成家就表明资产阶级占领了阵地，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把阵地夺回来。
六十余年了，才猛然想起，优越制度下的高校怎么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是这半个世纪的学子皆无用之辈吗？不是！接连的运动耽误了几代人，没有学术自由，为政治服务是祸根，院系调整毁了已有根基和享誉国际的大学，实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灾难。这是必须反思的，可惜有担当的大师已远去，连同他们的骨风、血性；偏偏留下堕落者为养尊处优而谬唱颂歌。
告别大学，渐渐体验了螺丝钉不一定被珍惜，驯服工具不一定被信任，人生犹如跋山涉水，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古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显然过时，草民不当人上人，却须吃得苦中苦。
大学毕业只是开头，从此踏上曲折艰辛的扑朔迷离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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