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六四屠杀23周年
润涛阎
六四是一个悲剧，乃地球人的共识。它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悲剧，也是参加学运的学生们的悲剧，亦是共产党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上文提出了六四结局的根本原因，本文着重探讨学运起因。
一提到八九学潮，大家一定会想到：由薄一波牵头、邓小平陈云拍板决定的罢免胡耀邦，导致了知识界的愤怒，胡耀邦抑郁而终便引发学运。其深层原因便是物价高涨、赵紫阳的儿子为首的高干子女带头搞官倒，导致市民对改革走向歧途的担忧。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上面所说的现象再结合共产党专制特征便下结论说八九学潮的起因已经明了，我们就把探究真相的历史机遇后移了。
从另一角度思考八九学潮的起因，我发现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源埋在里边而被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忽略了。如果您想听听润涛阎的另类思考，那您就再把板凳搬来，听我细说端详。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被上升为“改革开放”政策中的“改革”，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也不是赵紫阳或者万里提出来的，而是源于安徽凤阳小岗村18 户农民1978 年开启的包产到户。这个大胆的“吃螃蟹”行为被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肯定了。虽然在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村建设提出的25项政策措施第三项中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万里把小岗村分田到户的经济体制改革结果告诉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到了1982年，中央才下文件全国一盘棋走小岗村农村经济改革的道路。最早悄悄跟上小岗村等于背叛中央的是四川的赵紫阳和安徽的万里，这就使得在1979年就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全国范围的包产到户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让农民吃饱了肚皮，但要说有什么“万元户”也是搞副业、倒买卖的少数人。但中国的特征就是造舆论特在行，没有去过农村的城里人，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一看报纸电台充满了“农民万元户”的报道，一下子受不了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在 1985 年我离开中国前就已经看到知识分子或者城里人要找机会闹事的苗头了。我跟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聊友李老师谈论起这个预测，他愣愣地看了我很久才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便跟他谈论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读书人甚至城里人绝不会容忍农民成为万元户而自己还不是万元户。我那是由于研究课题的缘故，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对农民、城里人的收入情况非常了解，很清楚报纸电台上瞎吹的农民万元户根本就不是普遍现象，农民仅仅是刚吃饱饭刚有新衣服穿而已，整体收入远远没有城里人那么多，更别说远远比不上按照国家干部编制的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们听说农民万元户后心理无法平衡是有道理的，就拿我来说，那时候我这个讲师级的“城里人”、“知识分子”每个月的工资才114元，等于十年加在一起才一万元，还不吃不喝，远远比不上不读书的农民万元户。中国的报纸宣传仅仅是对邓小平的改革歌功颂德，或者也有把经济体制改革往城市推进的用意，但这离谱的宣传给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则是动荡。我跟李老师谈论这些，他听后苦苦思索，最后给我的评论是：“小阎啊，我就喜欢听你讲道理，哪怕是谬论，你说出来也跟真理一样逻辑严谨，无法反驳。”
第二天早上，李老师找我，郑重其事地说要给我道歉。我不知何故。他说昨天对我的评论等于是对我的诋毁，后来越想越后悔。我哈哈一笑，说李老师您道歉干嘛，我听着很舒服，是对我的恭维啊。把谬论推理成真理，那不算牛逼谁还算牛逼？李老师听后拍着我的肩膀大笑不止。正因为他的严肃道歉态度令我感动，也就无法忘记。我相信今天李老师看到此，也会想起那天的谈话。
随着时光的推移，农民万元户的报道更加甚嚣尘上。加上城里本来一些不三不四的无业人员包括刑满释放人员也搞起了餐馆、倒卖香港电子表等发了财，尤其是当官的如赵紫阳的儿子也水涨船高地成为百万富翁，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再也无法忍受了。掌握报社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就开始把胡吹农民万元户改成了“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等为知识分子鸣不平的大肆报道了。
胡耀邦的死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闹事的导火索。“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赵百万”等“官倒”也是拿得出手的口号而已。中国历来对官员的腐败都有很高的容忍度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城里人真正愤怒的有两项：一是“农民万元户”的大量报道令他们信以为真，城里人是瞧不起农村人的，何况知识分子那可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亦即“人上人”。最底层的农民竟然比知识分子还富有，那还了得？所以，铺天盖地的报纸比较的是“搞导弹原子弹的”与“搞鸡蛋茶叶蛋”的谁更富有，所谓的“脑体倒挂”现象。
这些胡说八道的报道，彻底歪曲事实。我在1985 年年初还到过华山，亲眼看到往华山山顶背水泥的农民走在我前边。我问他们背一袋这么重的水泥怎么能爬山，要给你多少工钱。他们告诉我，一天只有两块钱。
背一袋水泥爬山，一天只有两块钱，一年也挣不到八百块钱。如果农民很容易或者说大多数是万元户，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农民去挣那每天两块背水泥上山的钱？何况背着水泥爬华山之险令我至今想起来腿都颤抖。
但不明真相的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竟然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真的以为农民比城里人甚至知识分子们还富有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与其直接相关的现象：什么物价都可以涨，唯独农产品一旦涨价，便有了导致城里人闹事的危机。所以，八九学潮的另一起因便是物价上涨，城里人或者知识分子们不能容忍的是米价粮价、肉价、菜价的上涨。即使六四杀完了后，一旦农产品涨价，包括猪肉涨价，政府就赶紧给城里人发铺贴。房子、家具等任何东西不论怎么涨价都不担心城里人闹事，唯独担心农产品涨价。而猪肉涨价，政府给城里人的补贴是不包括没有养猪的农民的。难道农民就不买猪肉吃？米价涨价而发给城里人补贴时，也不给不种粮食的养猪专业户农民补贴。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涨价，政府不给农民补贴。
知识分子们以为地球人“搞导弹、原子弹的”就应该比“搞鸡蛋、茶叶蛋的”收入高。我到美国后最吃惊的两件事便是：一位韩国同学假期拉我去他老爹办的养鸡场参观。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养鸡专业户竟然是那么富有。他老爹告诉我很多知识，比如，他的几十万只母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下蛋。我以为他们的鸡跟我们中国的鸡不是同样的鸡，中国的鸡一到夏天就不再下蛋，要孵窝。即使不给母鸡的鸡窝里放鸡蛋，母鸡由于激素的原因，也照样不下蛋而卧在窝里假装孵化鸡蛋。他告诉我，只要不让母鸡看到阳光，一直用日光灯照射，每天的周期不是24 小时，而是25 小时，母鸡的生物钟就打破了，它们就常年下蛋了。看他那豪宅，他何止是百万富翁。比较之下，那些搞导弹的教授科学家们，辛辛苦苦都难得到研究经费，收入根本就无法跟“搞鸡蛋的”相提并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法回答：凭什么搞导弹的就比搞鸡蛋的富有？理由何在？地球上没有搞导弹的时间是以千万年为单位的，但那时都不能缺搞鸡蛋的。
第二件事令我吃惊的是美国农民的富有程度。对于这一点，我就不赘言了。你随便搜索一下便知，只要当上三代农民的农场，别说有自己的喷药飞机、大量的康拜因之类的昂贵农机具，就是政府的农业补贴都不是搞导弹的科学家所能比的。不种粮食的地，政府给养地补贴，防止过分耕种土地。种粮食的土地，政府给各种补贴。而搞导弹的科学家们那点薪水，连一辆康拜因都买不起。
八九学潮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农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搞导弹原子弹的不如搞鸡蛋茶叶蛋的”是在抱怨他们，而事实上，他们搞鸡蛋的做梦都想让儿子考上大学去搞导弹。只要留在城里，搞什么蛋都成。倒是有三个农民，还是湖南的，去天安门毛泽东的画像上投鸡蛋。他们心里最明白：你们将来搞导弹的学生闹事说是要搞民主，反对独裁专制。而共产党独裁祖师爷、被你们城里人称为“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的画像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搞鸡蛋的农民把鸡蛋里边的蛋清抽出来，换上墨汁，投到毛泽东画像上去，看看你们学生的态度。
学生们把他们三人带到广场，然后投票，结果是把他们三人扭送到公安局！这三人的命运多么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坐牢绝不会受到王丹等学生们在牢里的待遇。他们出来后还有一人没有被整成精神病，出来后接见记者时还原谅学生。
这三位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其中有两位是农民户口。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老人要问那些投票同意把三位志士扭送给公安局的道理何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学生的，是全国人民的，也有那三人一份。是谁给毛泽东画像搞上鸡蛋的，应该由公安机关自己去查，除非你们学生认为他们三人的所为是非法的。他们是否非法，不是由你们投票决定的。问题是：为何你们知识分子可以在广场搞民主，人家就不能搞反对独裁？你们有把人家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为何他们三人没有把你们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你们搞民主，他们泼墨独裁者，干的是一回事啊，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大学吗？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专制制度，大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从城楼上拿走的历史时刻到来的那一天，把他们三位扭送到公安局的学生领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
有两个原因导致学生领袖们决定把三人扭送到公安局：一是学生们内心的软弱，害怕政府把三人的犯罪行为栽赃给学生，令学生蒙冤，甚至改变学生运动的性质。这表明：学生们并没有与独裁者死磕的打算，也表明学生们没有反对独裁者的诉求，甚至认为那三人的行为是非法的而报案。二是学生们打从内心里认同毛泽东的“严惩投机倒把分子”、“打击资产阶级个体户”的专制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宁愿维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做人上人”的专制制度的文化根基也不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理念。
除了以上两个解释外再也找不到其它解释了。这个突发的额外事件本身给观察学生运动的性质开了一个小的天窗。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反对专制政府的运动都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民主运动，中国历史上凡是反对甚至推翻专制政府的运动都无一不是成功后自己当皇帝，与民主运动无关。把八九运动说成是“反腐败的学生运动”是合乎历史的，是可以经得起历史考察的。农产品物价上涨引发学校的伙食费增加，而政府没有增加学生的生活费，外面宣传的是农民万元户、个体户百万富翁，令他们无法得到心理平衡。如果政府加倍增加学生的生活费，胡耀邦死后是否会引发学潮，还很难说。如果那时有网络报道农民还很穷的真实面貌，万元户是媒体瞎吹，没有了“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等胡说八道，胡耀邦死后是否导致学生们上街就不一定了。从另一方面讲，政府的媒体大造舆论，给改革成果唱赞歌太离谱而引发学潮，也是政府的罪有应得。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上人”观念本来与民主、人权、自由所依赖的“人人生而平等”文化格格不入。八九学潮没有提出“取消农民户口”的要求与口号。要知道，把农民单独列出不能到城市生活的农民户口制度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甚至绝大多数独裁国家，都没有的。当然除了北韩等极个别小的国家外。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知识分子竟然歧视农民以堂皇的理由“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为心中怨气而寻找出气口，无疑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所惊叹。打从农村开始了包产到户，吹捧农民万元户的报道连篇累牍，以至于“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宣传充斥媒体，深入到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成了城里人、知识分子与学生连同一气找机会闹事的动力，甚至把农民已经成万元户而知识分子还没有富裕作为闹事冠冕堂皇的理由。尤其对农产品涨价非常反感，简直是怒火中烧。个体户可以富，知识分子却不是第一批富起来，那还了得！那叫“脑体倒挂”，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人上人”传统文化本末倒置。知识分子内心不能平衡，对政府的政策也就无法认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怎么想怎么生气，便寻机闹事。
六四的血腥镇压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它反映了独裁者的嗜血本性。不论学生的要求多么不合理，那也不应该是用坦克碾压的理由。不论下令屠杀学生市民的邓小平，还是推波助澜沆瀣一气的李鹏陈希同等人，都将牢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必须清楚，连同上文所谈，八九学潮的兴起与悲剧结局是有其历史文化原因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专制制度的产物。当然，六四学生的血也没有白流，导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独裁者政治骗子毛泽东的画像遭到首次泼墨，虽然“倒蛋”者是三个湖南农民而非大学生、虽然这三位勇士被学生们扭送到了公安局。他们三人的名字必将被历史书写，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画押已经上了雕塑，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后记：本文只是求真的探讨历史，并非对死难学生的责难，更不会减少对残暴屠夫的谴责。但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历史是无情的，必然回归到求真的路上。在没有打破腐朽的传统文化之前，一切反对专制的抗争都会以悲剧告终。
打从共产党掌权，怨气积压最多的是农民，饿死他们也要一平二调交公粮。但六四学潮跟共产党死磕时，农民不参与。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们的所谓的反腐败，只是知识分子们没有得到腐败的机会而已。事实上，六四后，淘气的孩子有奶吃，政府让知识分子们纷纷入党当官，他们立刻腐败透顶，再也不反腐败了。表明那些学生知识分子当年的所谓反腐败，不是文化层面的对“人人生而平等”民主文化的认同，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发财没有当“人上人”而恼怒。一旦自己当官发财，便把反腐败的诉求丢到脑后了。表明他们追求的不是民主制度下底层农民的利益与社会公正，而是自己个人的眼前利益。
再举一个例子，我跟一位当年同情学生支持学生的朋友聊天谈论起了北京高考录取分数，本来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水平就高出农村不知多少，可录取分数要比农村的考生低一百多分，而不是高一百多分！他听后立刻反驳说：“我反对政府任何政策，但惟独高考录取时北京市考生比农村考生低一百多分这一条我支持！最早要等到我儿子考上北大清华后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