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实行9年一贯制教育制时，河北仍然保持了初中—高中的升学体系。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才下乡，下乡完全是按照年龄，并不看你是否有知识。初中毕业后主动放弃读高中的孩子，要么在家呆到下乡年龄、要么到工厂去做临时工，挣两年钱以后再下乡。我去的青年点多数人有作“临时工”的经历，跟他们聊天，话题中多是“俺师傅”，很少听到“俺班同学”这样的字眼。我那时正经以为自己是高中毕业，“老老实实”地自报“高中”毕业。
石家庄汽车发动机厂是集体制企业，在这里工作的老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公私合营前的零散搬运工和零散冶金工匠，青年点的知青多数是这些工人的子弟。南寺庄是有9个生产小队的大村，五十多个知青分散在9个小队。发动机厂按照当时的规定给青年点派了一名带队干部，负责指导知青的生活和政治学习。要当知青的带队干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一定是共产党员；2离开一年工厂的工作不受影响。工厂从满足以上条件的人中再根据家庭情况，如孩子已经大了、长期离开家没有问题的职工中选出最合适的人。宗师傅是农村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转业到石家庄汽车发动机厂。尽管宗师傅如此优秀，受户口制度的限制，他的妻儿仍不能跟他一起进城，仍在老家务农。宗师傅一人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派他当带队干部再合适不过了。
“师傅”是工厂里用的最多最方便的敬称，这个称呼也带到了青年点。大家称带队干部“师傅”。石家庄方言的一大特点是把第1声发成第3声，这样“宗师傅”就成了“总屎夫”了。对于宗师傅来说，这些孩子又是自己的师傅们的孩子，准确地讲他的“干部”劲儿挺难拿。
青年点的人们彼此称呼不带姓，直呼小名，从那亲切感中知道他们要么从小一起长大，要么父辈互相熟悉。我当天就被“入乡随俗”，他们免掉了我的张，叫我“xǐnli”，只有小时候住过的大院的人们这样称呼我，这叫法让我产生了“回来了”的感觉。
晚饭后，宗师傅召集大家开会介绍两个新来的人。村子里能看到电线杆子，屋顶上也吊着灯，但是没有电流通过。大家围着煤油灯，有的挤在宗师傅的床上，有的坐在门槛上，有的席地坐在院子里。吃午饭的时候差不多的女生都见过了，男生没有见到几个。说是为了互相认识开的会，可是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太清谁，凭声音能断定认识的几个女生。
青年点的人们早就知道要来两个新人，一点也不感到稀奇，这会也是例行公事。让他们感兴趣的倒是这次怎么来了个东北人。听她们背后称我“东北人”，心里很不高兴。东北说“关里人”时，只因为口音不同，而关里人说“东北人”时有贬他们“性急、粗暴、野蛮”的含义。我想申辩自己原本也生活在这里，又一想：东北人有什么不好？！听人说过青年点里分派打架的事，我只身一人来到别人的部落，要是有人弱肉强食的话，“东北人”也许能保护我。我带着戒心，准备顶着“东北人”的称号跟他们打。
宗师傅对散散慢慢聚来的孩子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介绍了我们两个以后说：今后你俩有什么困难及时跟我商量。
他话音刚落我就举手说有困难。说话前举手显得有些幼稚，但是不光宗师傅，在场的人都认真地听了我的困难。
“下午我去合作社买肥皂，那店员不卖给我，说要‘挤蛋’。我没有怎么办？”
我还没说完，在场的人都“啊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为了把我的困难如实地反映给宗师傅，我模仿了店员的语音，竟招来如此大笑。
肥皂在城市要凭票供应，香皂可以随便买。妈说乡下肥皂不要票，只给我带了香皂，没带肥皂。下午我跟供销社的店员说“买一条肥皂”，那店员面无表情地问“要几袋？”我又重复了一遍“要一条”，她还是毫无表情地说“要几袋？”愣了一会儿，悟出来她说的“几袋”是“挤蛋（鸡蛋）”的意思。
宗师傅也笑了。
“明天我跟负责人说说，你再去一趟”，宗师傅等大家的笑声静下来后说。
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的合作社（也称“供销社”）是国家经济体的末梢机构，农副产品通过合作社收购，再由合作社提供给城市的商业机构，供应给城市居民。国家设定的收购价格比较低，农民都把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合作社完不成国家规定的收购任务，制定了土政策：农民买肥皂、火柴等生活必需的工业产品时要交一定数额的鸡蛋。
宗师傅是吃商品粮的干部，一日三餐在合作社的职工食堂吃，跟那里的负责人很熟，从我举手提出困难以后，知青买肥皂就不用“挤蛋”了。
宿舍的门窗都开着，从洒满月光的院子向屋里望去，就像黑窟窿。散会后各个房间又叽叽喳喳地热闹了一会儿很快都入睡了。
国家按照每人一间屋拨给的安置费，这个青年点按照两人一间盖的房，计划用余下来的钱盖食堂、仓库什么的。实际上都用在日常油盐酱醋的开支上了。三间一套的对面屋，两侧各住3人，计划中间的屋子放大家的农具什么的。可谁都没有买农具，干活时去农民家借，所以中间屋只放了大家的洗簌用具。每个人的替换衣服---每个季节只有两三件，春秋穿同样的衣服，全年加起来也不过十来件，有的放在木箱里，有的放在个大行李包里，堆在空床上。房间大，东西少，每间屋子都很整洁。
我住的房间一共6个人，同屋的凤珍因为家里有事请假回去了，对面屋的小芳回家养病也不在，三间大屋就住了4个人。
“这儿要是有个桌子就好了”，白天深深鞠躬的女孩指着我床边的空地说。她两只圆眼显得机灵，胖鼓鼓的圆脸显得厚道， 1.68的身高，粗壮的体型让人感到 “献力”这个名字配她再合适不过了。最麻烦的是“献力”跟“新力”只差一个韵母，喊她的时候我老跟着答应。
每个房间靠北墙的两床之间有一个水泥板的窄条桌，上面放了3个人的饭碗。哪个房间都没有桌子，看样子要写什么的时候都得爬在床上。想要桌子太不切合实际，但是床边的确需要一个睡觉时放衣服的台子或架子，要不脱下来的衣服就只能放在枕边或脚边。
“是啊，桌子太难说了，有个凳子椅子的也行”，她说的正是我也在想的问题。
“我早就看上了个东西，你跟我过来”，说着她把我带到菜园旁边。
“怎么样？不错吧”。
一块小学生双人桌面大的平滑的大理石半截埋在表土里。蹲下身子用手拨开上面的土，发现大理石上刻着林彪的手体“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字样。林彪事件后，各地都积极清除他的字迹和与他有关的痕迹。这么穷的村落忠于毛主席的心情再强烈也买不起这么高级的大理石，一定是汽车发动机厂的人想到在农村也许能派到用场拉来的。
“大小正合适，可是桌子腿怎么办啊，献力？”
“砖呗，找砖支呗”。
“上哪儿找那么多砖去呀？”
她想了一下，像作重大决断似地严肃郑重地说出一个字：“偷（tǒu）！）”
“上哪儿偷去呀？”
她像电影里看到的指挥大军的将领，侧着身弯着的胳膊一挥，意思是“跟我来！”月光下看她的动作又威武又好笑。
她把我带到院子南面的建筑工地，那里在建食堂，刚刚有个架子，就停工了。好像已经停工很久了，工地上零零散散地有些碎砖。
“翻（fǎn）！”她看了看周围又下了新指示。破砖当不了桌子腿，我理解她是让我找整砖。我按照她那1声变3声的简短果断的命令，立即蹲下用手摸索整砖。
借着月光，深一手浅一手地摸，终于找到了一窝整砖。带着几分兴奋的心情开始搬，大概往返了5趟，献力才发出“够了”的指示。
用笤帚扫掉大理石上面的土，从浇菜园的积水池里舀了几盆水冲干净，然后两人蹑手蹑脚地把它抬到屋里。
献力使劲撑开拇指和中指量了量大理石的长度，又用同样的方法量了桌子腿的距离，然后开始认真地摆起砖来。摆在砖旁边的煤油灯照着她的脸，十八的姑娘那朵花是在稚气和青春的活力撞击中绽开的。她的表情非常认真，与她那模仿木工或泥瓦工般的动作配合起来，怎么看都像是在认真地玩“过家家”。为了让桌腿结实，交错着摆砖；为了消除砖与砖之间的碰撞，她让我从院子里捧来土垫在砖缝之间。大理石桌面终于稳稳当当地坐到两排砖上去了。
阴凉的大理石摸上去很舒服。刻着“四个伟大”的凹凸不平的桌面与砖腿极其相称。下乡当天我就有了桌子，而且是大理石的。因为没有椅子、凳子与它相配，它最终只能起个台子的作用。从那天起，“四个伟大”每天晚上都压在我脱下来的衣服·袜子下面。从那天起我就成了献力忠实的跟屁虫。
没有表，睡下时不知几点。妈给我薄薄厚厚的预备了三条褥子，躺在上面舒服得几乎忘了自己是躺在砖堆成的床上。
爸不许我写日记，说是反右时有人被从日记上发现了思想问题打成右派；妈也不许我写日记，说是文革时有人的日记被同宿舍的人拿去告发了。下乡第一天是我人生中最独特的一天，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了。那天早上我还在城市里吃早餐，中午就到了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女人半裸肢体的原始村落，晚上就偷砖自制“桌子”了。二高的校办工厂里有个从农村抽调回来的女青年，她给我们讲过在农村偷了黄豆藏在枕头里的事情。听她讲“偷”的时候，一点儿罪恶感也没有，只有一种淘气的冒险，十六、七的孩子哪个不想试一试？没想到我到农村的当天晚上就去偷砖了，不过那些砖本来也是知青的财产，不能算偷，充其量是“没有经过允许挪用了”而已。不管什么理由，这事爸是绝对不会允许的，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离开爸是这样自由。
明天要下地了，真正的知青生活从明天开始。 (待续)
林彪手迹，我那大理石桌面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