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县夏季也是一天三出工：早饭前、早饭后、午饭后。
告诉我分到了第6小队的女生叫秋芳，临睡前我托她第二天带我去生产队。她说：头一天还是吃了早饭以后再去吧，早上好好睡会儿。
在知青宿舍迎来的第一个早晨。玻璃窗没有窗帘，射进来的光线能通知时辰。外边还是灰蓝色，还没有一丝阳光，出工的钟声就从不同的方向传来。从睡意中能判断出还是半夜。我可起不来，更别说下地干活了，真感谢秋芳昨晚说让我多睡会儿。怀疑这村子的干部是不是也从周扒皮那里学来了半夜捣鼓鸡叫的本领。献力起来了，别的人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睡懒觉的人不少。
早饭是馒头·棒子面粥。食堂实行饭票制，开饭的时候厨房门口用菜板挡住，那菜板就成了柜台，柜台上放着的咸菜盆，切成丝的腌白萝卜可以跟盐比咸。有人把它放在粥碗里，有人把它夹在馒头里。看样子有一半的人出早工了。
早饭后钟又响了。村子里没有钟表，也不需要钟表似的，一天分成清晌、前半晌、后半晌、晚晌，有这几个大的时间划分村里的生活就足够用了。出工这样的集体行动，队长根据太阳的位置和自幼积蓄在胸中的时间感决定。9个小队的钟声音色不同，除了偶尔重叠响起以外，都隔一点点时差。“你们队敲钟了”青年点的人们互相提醒着。
“怎么才能听出来哪个队敲钟了呢？”分不清钟声，怕没有秋芳时自己耽误了出工，我有点着急。
“啊哈哈哈，这还用着急，到时候就记住了。你要是看了钟的形状也许记得快点。走，我带你去。”
青年点在村子的东北角，6队在村子西南，正好是对角。走到6队可以路过4个小队，出工时秋芳特意带我绕远去看钟。一个像钟样的钟也没有：从那里捡来的破铁块、不能用了的农具的一部分、破铁片、还有细长的小铁棒……，挂在不高的树叉上。哪个也算不上钟，可人们都称它为钟。敲钟的工具也是与之相配的别无他用的物件。真像秋芳说的，看了形状就能知道为什么会有混浊的、清彻的、尖利的、厚重的声音传来。
秋芳说，上午接着干早上的活，跟年轻姑娘们到玉米地里除草，秋芳替我借好了锄头。8月下旬了，玉米快成熟了，草不是那么多，遇到了除断或拔下来，没有多少难度。姑娘们寻找不结玉米的空杆的热情远远超过看地上的草，找到一个空杆的话，从根部砍断，再把断头送到嘴边舔舔，周围的姑娘看着她的表情，希望能甜。从玉米秸中寻找甜味，寻找“甘蔗”，北方农村的孩子都有一套经验。
因为有早出工，上午出工的时间相对短，感觉只有3个多小时。收工的时候不敲钟，可是分散到各个小队的青年几乎同时回到青年点。
午饭又是馒头和盐水煮海绵般的炒茄子。我掏出饭票买两个馒头时，排在我后边的谁说“多吃点，顶不到下午”，简单的一句话，给人“家”的感觉。
厨房里有两个男知青给大家做饭。知青们出工前把暖瓶放到厨房，上午蒸干粮后剩的蒸锅水给大家灌到暖瓶里，收工回来时取走。蒸馒头用碱，蒸玉米面饼子用苏打，不管哪样蒸锅水都是黄绿色的。现在人们去郊游都背着水壶，那时下地干半天活也不带水，知青们收工后，都先奔水去。女生走之前把黄绿色的蒸锅水凉在自己的搪瓷饭碗里，男生回来后钻进食堂，随手抓个什么食器到缸里舀水然后咕嘟咕嘟，连气都来不及喘。
下午出工的路上秋芳给我讲了许多事情：6队加上我一共有5个知青，其中两名男知青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太困难，厂里跟公社商量让他俩到公社的农具修理厂上班。青年点的人们讲汽车发动机厂的时候都说“厂里”，好像自己也是工厂的一员那种口气，当然他们是听父辈那样讲贯了。知青的零用钱完全靠家里给，那两个男知青家里没有富裕，这个情况厂里掌握，所以出面给他俩说情。在公社的农具修理厂工作，属于6队的农民的身份不变，但每月可以领到现金，这现金除去买生产队的口粮外，其余的可以作零用钱。另外一名女知青的父亲刚刚去世，回家陪母亲去了。从秋芳的口气中感到那个女生很会说，秋芳只会干，所以好处常常被那个女生弄走。
下午出工的钟声敲过有20分钟了，人们才稀稀拉拉地聚到6队的队部。说是队部，只不过是残垣断壁围着的两间土坯屋而已。那两间土坯屋，一间是牲口棚，一间是仓库兼会计办公室。生产队里谁干什么活由队长决定，我要和队长见面了。
二、三十个人零零散散地站着，我混在年轻姑娘中间，队长往我们这边看了，看见了我，那眼神不光是不友好，简直可以说是“讨厌”，就像是要跟你吵架又觉得你不值得一理的那种蔑视地瞪了一下儿后慢慢地转过去了。
“别往心里去，他就是这样人儿”，秋芳赶紧安慰我。
“因为他不通人情，特别严，才把队里管好的，不是坏人”，秋芳又补充说。
秋芳的担心是多余的。也许是“见多闻广”理解农民对知青的心情，我一点儿也没在乎队长那恶眼神。心想：你不愿意收，我还不愿意来呢，咱俩都是没办法的事，有意见，你找毛主席找党中央说去！
不知带队干部怎么带的队，也不把新知青送到生产队作个交待，我被分在6队是秋芳说闲话似地传给我的，去6队也是秋芳带妹妹玩儿似的领去的，没有任何人作个正式的交待和介绍，更没有学校教育我们时说的“受到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的场面。跟我一起来的那个男知青比我老练，主动去跟队长打招呼，申明自己“举胳膊肩疼、猫腰肾疼、蹲下痔疮疼”，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工。
生产队接收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已经不耐烦了。能不烦吗？不知是哪一级机关作的规定，反正当时说是“上面”的规定：知青不论男女，不论乡龄，一律不参加生产队的工分评定会，一律一天挣十分。十分是满分，是最壮的男子一天的工分，女人最能干的挣8分。连农具都不会拿的城里孩子，凭心而论我干活的速度和质量顶多能挣5分，却拿人家十分，队长能不瞪你吗？这哪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明明是来掠夺。
“上面”还规定，生产队必须每年给每个知青540斤粮食，其中270斤小麦，270斤杂粮。5个知青每年从生产队领走1350斤小麦、1350斤杂粮(玉米为主) ，当是小麦的收购价格0.1元／斤，玉米·杂粮平均0.09元／斤，这是收购公粮的统购价格，超出国家规定的部分按超购价(提价30%)收购。我们5人领走的口粮数，也是农民收入减少的数量。那生产队长要用多少智慧，三十几户农民要费多少力气才能创造出我们5人口粮的利益。
给初·高中毕业生冠以“知识青年”，强令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哄他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质上是把城市安置不了的青年送到农村，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常常读到当年知青写的文章，让今人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侧面的知青情况。更想读到接收了一千多万知青的农村干部·农民写他们真实感受的文章。
队长派活前，先骂了昨天去远处干活的几个人。他说的话我多半听不懂，也没认真听，反正我跟着秋芳就是了。听完派活，大家先回家取农具，然后再一起出工。
队长分配姑娘们摘棉花。秋芳去她要好的农户借工具，顺便也借来我的份。小学4年级以后每册语文书后面都有一页介绍与课文没有关系的专用名词，有一年全是农具名称。那里面没有写着，在赵县却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家织粗布做的大包袱皮。它起着筐的作用，但比筐的容积大，可以随物体改变形状，用起来方便。摘棉花时把边长近2米的大包袱皮对折后系在腰间，像袋鼠一样腰间挂个大口袋。
没多大功夫，姑娘们的口袋里就有了4—5只袋鼠，我的口袋里连个双胞胎还没有。她们眼到手到，我是先用眼睛寻找绽开的棉壳，再挪过去摘下来放进口袋。幸亏秋芳时常伸过手来把我这条垄的棉花摘下来，才没让我落后太多。口袋越来越大，上半身被口袋拽着前倾，腰疼肩也疼，腿被口袋绊得迈不开步。我觉得快支撑不住了，姑娘们却聊着天轻快地往前走。掀开草帽看看太阳，它还在脑顶上。又熬了很长时间，再看看太阳，它好像被钉在了正空……。
太阳彻底躲进地平线以后，才开始往场里走，掏出那些“袋鼠”后发现腰和肩已经疼得麻木得像块案板一样不能动了。真想就那么爬在棉花堆里，可是姑娘们却像猛虎下山那样向村里奔去。出工的时候，她们手里做着针线活(纳鞋底子等) ，迈着方步，慢得让人难受，回去的时候快步如飞。不知该怎样解释这出工和收工的走速差。
每天被钟声从床上揪起来，被太阳盯着在田野里手脚不停地作着机械动作，这样的日子刚过三天体力就达到了极限。到极限的时候又看到了“救星”---宗师傅通知全体知青下午政治学习。从来没有这么感谢过政治学习！
没有电，也听不到广播，生活枯燥单调。政治学习不光可以休息，还指望它消除一些枯燥。
那天的题目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中央一直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还树立了一些典型人物在全国作讲演，中学阶段就开始接受扎根教育。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想扎根，都指望混两、三年回城。事实上，姐那批知青只要是没有结婚的都回城了。一旦结了婚就会被看作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安定了，加上在农村生的孩子城里落不了户口，回城的可能几乎为零。我们青年点前院住的曹姓知青夫妇就是典型的例子。下乡前谁家都叮嘱孩子“不许谈恋爱，结了婚就一辈子回不来啦”。
宗师傅念了一个号召扎根的材料后让大家表态。几十个人都表示要作“永久”，不作“飞鸽”。“永久”和“飞鸽”是当时自行车的两大名牌，没有工业卷买不到手。工业卷不像粮票布票那样每家都发，它只发到单位，有时一个单位才发一张，这一张也不会以公平方式分给职工，多是领导自己昧了。所以那时看到骑好自行车的，基本可以断定他家一定有“官”或“通着官”。不知哪位高人把扎根比作“永久”，把回城比作“飞鸽”，使这两个普通名词带上了政治色彩，使“飞鸽”变成的“女人的心，天上的云”一般的贬义词。
都发完言了，宗师傅的眼神在我和同来的男知青之间来回转，那意思是该你俩了。不用说也知道这次扎根教育就是冲我俩来的，看老知青们“永久”“飞鸽”用得那么溜就知道他们已经表过很多次态了。
同来的男生眯着眼，面无表情看不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一副蒸不熟煮不烂的样子。真羡慕他的细眯眼，大圆眼的人稍一走神就能被人发现。
我俩不表态，这会就散不了。但这表态纯粹是在作无用功，什么愿作“永久”，不作“飞鸽”？瞎扯！能回城的话，别说飞鸽了，变苍蝇蚊子都干。“口是心非”的不光是林彪，已经是全国人民的通病了。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命运的时候还说谎，不是在害自己吗？
“……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成为‘永久’‘ 飞鸽’那样稀缺的名贵物件，但我要踏踏实实地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高楼大厦最需要的一块砖、一捧石灰……”。
能感到大家“刮目”了。
“到底是高中毕业”献力说。现在觉得说自己“高中毕业”很不好意思。当时心里还觉得多上了点儿学真好，我毕业时已经流行“愿作一块砖，任凭党来搬”了。
表态以后，大家爬在床上，写了决心书，又把它贴在会议室的专栏上，政治学习才算结束。
“永久”、“飞鸽”和“砖” 在墙上挂到被穿堂风吹烂，也没有再换过。
(如果那些要当“永久”的决心书留到今天，一定会被看成当年知青多么愿意留在农村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