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朦胧的背影
父亲1913年12月9日出生于山西代县一个柳氏大家庭，家族务农亦商，也重视教育。祖父在家留守，主持家族事务，父亲的大伯在山西政法大学毕业，做过洪桐县长，并在村里办了新式学堂，因此家族中子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多人继续外出求学和从业。父亲的一个堂兄留美后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在堂兄的带领下，父亲在家乡上学后去北京上了中学，1934年考取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系。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失陷，学校内迁，父亲辍学回到老家，但家乡也并不安全，因此短期暂住后他离家到外地谋生。由于战乱阻隔，从此基本没有回过老家。我从1939年出生到七岁都在老家度过，因此在童年的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是一片空白。1946年抗战结束后，父亲在太原一家纺织厂工作，接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来到太原，全家团聚，从此再未分开，我和父母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由于童年时父亲角色的空白，在家庭中我们更加依赖母亲。当七岁见到父亲时，印象中他是个陌生人，缺乏亲近感。很长时间，我对父亲的认识和感觉总好像有一层无形的隔膜，不够清晰。父亲生长在一个有浓厚旧传统的家庭，儒家礼教的影响很深。他谦和善良，忠厚诚实，处事轻重适度，缓急得中，不走极端，儒家中庸思想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然而他又在北京这个新文化的发源地上过学，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影响，这样他的思想行为就新旧交融，中西合璧，有矛盾也相容，形成他思想行为的基础，因此我看到的父亲是个复杂而矛盾的形象。他性格内敛，又少言寡语，很少和子女交流，所以我也很难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对他认识和理解一直不够准确。
做为父亲，说是‘严父’吧，他又平平和和，对待子女从不打骂，甚至连高声训斥都没有，很少严厉管教我们，倒是母亲比他严格；说是‘慈父’吧，他对子女严严肃肃，难得嬉笑谈心，能感觉到他的慈爱，却又隐隐约约，我们相敬如宾，客客气气，但并非无拘无束；说是‘老师’吧，他又很少说教，也极少辅导我们学习；说是‘朋友’吧，我们难得交流，很少沟通，总是严守父父子子的各自身份，从未想到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又觉得做为父亲，他既严又慈，亦师亦友，不必非准确定位不可。
多年之后，当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才发现我和父亲的人生轨迹如此相似，更让人惊异的是还有些巧合。我开始思考父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除了遗传因素，在二十多年共同生活的时光中，他言传虽然不多，而那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却无处不在。他对我从不苛求，甚至有些放任，即使在职业和婚姻等重大问题上都尊重我的选择，从不干预，但是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会果断出手，给以帮助。我还常常感到他有意无意地按他的理想模式，性格和理念，在不断影响和塑造我。在尊敬和仰视中，我也潜意识地按他的影响行动，而且关键时刻似乎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而我总是在跟着他朦胧的背影前行，同时还感到冥冥中好像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伴随着这个进程，让我相信这也许就是命运。
父子同行
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特别重视我的学业。七岁刚到太原，在搞到一个上学名额后，他首先让长子去，而让大我三岁的姐姐推后。这一方面反映他重视长子教育，同时也反映出他当时还没有对男女平权足够的认识，是一个新旧思想矛盾体。姐姐晚上了一年，却两次跳级，反而提前一年毕业，也算为男女平权争了气。而我虽然先上学，学习成绩并不好，性格急躁，爱玩好动，粗心大意，学习不努力。父亲当时肯定很失望，于是想改变我。我推想他详细分析过原因，然后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他没有采用加强辅导的方式，虽然他有这个能力，而是教我如何学习和考试的方法，比如怎样听课和作题，考试应该注意的事项等。这些措施和方法起了很大作用，使我对学习和考试逐渐掌握了规律，从而收益终身。
与此同时他还别出心裁，在小学四年级时把我的名字由‘械’改为‘检’。以改变我顽皮急躁的性格，使我约束自己的言行。每当拿到试卷，首先会写上名字‘检’，就会想到考试注意事项，再加学习开始努力，成绩也越来越好，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太原五中。父亲曾经在五中教过数学，而我的数学成绩也很突出，常常拿满分。平时不善言谈说笑的父亲，拿着成绩单会喜形于色地认真看，但并不多说，也很少表扬。为了激励子女学习，他还实行过奖学金，我总是最高奖，不过很快他就停止了，可能他认为满则溢，有负作用。初中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父亲的综合整治是个重要原因。
1958年高中毕业时报自愿，父亲让我自己选择，他相信我的实力。当我选择清华建筑专业时，他表示全力主持。他上过北大学了纺织专业，但没有让我也学纺织，去子承父业。然而我却意外高考落榜，这对我们父子是个沉重打击。他很着急，让姐姐领他找到班主任，才发现班主任给我的操行评语是‘有不利于社会主义言论，不允许录取。’班主任虽然答应修改，但已无法挽回。彷徨中我无路可走，恰好这时太原新成立一个轻工业学院，无条件录取了我，而且是纺织专业。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阴差阳错，从此我竟然成了父亲的同行，子承父业不能不说是个巧合和天意。
然而一开始，我对纺织行业并不喜欢，认为那是女生的专业，也不知道当年父亲为什么选学这个专业，但父亲和他大学一个同学的谈话，让我有所了解。50年代初，父亲大学时一个同学叫李有山，来家探访。他‘七七事变’后随校内迁，后来去美留学，回国后在西北纺织工学院当教授。他探访父亲时我恰好在家，他又很喜欢我，还教我用扑克变魔术。他们的谈话我无意中听了一些，其中说到纺织行业，虽然不太懂，大约说纺织业那时是优势产业，可以有所作为，还有点实业救国的意识。后来我学了纺织，才知道中国纺织业在二战前发展很快，成为民族工业的支柱，荣毅仁家族就是代表。可以推测，纺织在三十年代应当是个热门专业，只是到解放后大力发展重工业，才发生转移。
他们的谈话中，还听到父亲也有过留美的想法，为什么没有去，我却没有任何记忆。后来推测，应该是受到家庭的拖累。父亲是个孝子，长兄长期离家在外，他就对大家庭承担起长子的责任。父母在不远行，尤其是在战乱年代。他选择学纺织，又没去留学，这基本就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我未能上清华学建筑，也就此改变了原先所计划的人生轨迹。但是后来父子殊途同归，无意中走到一条路上，而我大学的专业教材却又是李有山主编，当看到李有山的名字时我惊奇，怎么会如此巧合。
由于‘七七事变’的原因，父亲大学上了三年，中途辍学，学历应当是本科肄业。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我由四年本科缩短为三年而专科毕业。两人因不同原因都未能本科毕业。我61年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毛纺厂。父子在一个行业，都搞技术，但具体专业又有区别，两人也很少在工作方面交谈，但他关心我的事业发展。60年代，我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被北京纺织科技报道，我拿给他看，他很高兴，详细了解创意，包括方程式推导细节。他看到儿子的进步，喜悦和满足溢于言表，我也感到欣慰，没有辜负他殷切的期望。
60年代初，父亲接受工厂扩建新建任务，他们在离城二十多里的太原南郊征了大片土地，经常吃住在工地。由于没有公交车，他必须骑自行车往返。当时正在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工地有许多空地，于是父亲种了一些萝卜之类的蔬菜，收获时连菜带叶装入麻袋，足有几十斤，然后用自行车驮回，以缓解家人的饥饿。然而二十多里的负重行程，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是多么艰辛。家人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并不在意，还说当工厂建成后，我们家就可以搬过去住新楼。但64年工厂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他调到省纺织厅基建处当了个副处长，不再跑工地。而这一年，我奉调参与引进设备，筹建一个毛纺厂。由于父亲的工厂基建占地过多，有大片予留地，于是省里决定利用这块地建设，这样父子二人参与建设的两个厂，东西摆开，只一墙之隔。这时父亲已经调回城里，我却接他的班，骑车跑城外，到同一个工地工作。由于两个工程密切的关系，父亲又有基建工作经验，我和父亲的交流有所增加，会主动请教他，他也更关注我的工作。那时我二十五岁，已经担负重任，承担设备引进，工厂设计等重要的技术工作，父亲是这方面的行家，当然知道儿子的责任和能力。我能感觉他满意中的鼓励，同时也感觉我和他交流不再困难，已经不是父子的交流，而是两个同行的讨论。由于是省里的重点工程，工厂只用一年多就建成。我住进了新楼，这也是父亲原来的心愿，他未能实现，由儿子完成了。父亲退职后，父母就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时我已有了三个子女，60年代，生活虽然清苦，但三代人相处其乐融融。父亲对孙子们更亲近，没有和我交流时的拘谨。当我自己有了孙子时，才体会到爷孙比父子更容易交往的原因，爷孙是伙伴是朋友，很少有辈份的界限。
在毛纺厂工作了二十年后，我调到市纺织局，这时我们父子工作过的两个厂都下放到市，我成了包括这两厂以内的十几个工厂的主管上级。虽然是局长，但和父亲的级别差不多，只是名声大点，而且他是省级单位，我是市级，还是低了一级。
大爱无言 父爱无声
中年以后，由于是同行，我和父亲原来的同事有更多交往机会，他们往往异口同声地认为，我在音容相貌，言谈举止，为人处事上很像父亲。这当然有一些是遗传因素，但性格方面更多的是后天的形成，因为十岁前我的性格正好相反。当然父亲给我改名是个转折，但更多的是后来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父亲成了榜样，我逐渐在性格方面向他靠近。
父亲在思想和性格中有很多中国传统的影响。他信守儒家中庸之道，而中庸的境界是‘诚’。他诚实处事，诚恳待人，无论是家人，亲友，还是同事，都佩服他的品格和为人。他处人不远不近，虽然没有仇人，但也没有铁哥们，所以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没有交流谈心的对象。性格内敛，心思过重，考虑过多，反而顾虑重重，形成负担。在这方面我和他相近，有同感。
中庸的处世原则，使父亲对政治保持距离，既不激进，又不落后，更没有政治野心，因此他虽然是旧知识分子，却在各类政治运动中安然度过。文革初期受过点冲击，但那是全国数亿人的相互碰撞，他受伤并不重。只是他因性格所致，承受能力不足，内外相加反而创伤加重，从心理创伤，转为对心脏的创伤。对政治的不远不近，虽然使他没受太大挫折，但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利用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捞点政治资本，机会还不少，而他淡泊名利，选择无为，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
后来，我意外从政，但对政治并无兴趣。我和父亲有类似的性格，并不适合当官。中庸不太适合官场，官场需要耍谋弄权，虚虚实实，软硬兼施，仁慈和诚实很难适应。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中庸理念是他无法从政的一个原因。退休后，我与一位市长相遇，他得知我当局长十八年没动，他说市里压了太多干部，而我回答，自己适合这个岗位。我确实认为纺织专业是自己的优势，去其他行当并不适合，也不想挪动。当时官场有句流行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我确实属于不跑不送之类，也甘心于此。如果你自己并无‘进取心’，不去毛遂自荐，推销自己，也不能埋怨别人不动你。
父亲虽然在家话语不多，但在外面有所不同。他同事说他平易近人，容易交流，而且讲话思维清晰，逻辑严谨，有说服力。作为基层领导，必须要与人交流，经常讲话。家庭内外环境的不同，使性格在家内家外也有差别。我后来也当了基层领导，有了亲身体会。你必须通过与人交流和沟通去工作，甚至要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样的环境和锻炼，必然会改变不善交流的性格。不过工作和生活在语言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上并不相同。工作的讲话需要有所准备，讲究技巧，也要掌握资料。如果是内行，情况熟悉，日积月累，就熟能生巧，运用自如，讲起来也会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我和父亲的数学都很好，我一直认为几何学对自己思维逻辑和发言讲话帮助很大。我讲话从来不用讲稿，即使当了局长，常常给上千人的大会作报告，也从不让别人写稿照读。我只预先准备个讲话提纲，而提纲基本就是按几何证题的逻辑，然后加入要点和必要的数据，写在小笔记本上，就上台讲话。由于是内行，情况熟悉，思维逻辑严谨，就能抓住重点，步步深入，言简意赅，从而可以避免空话，套话，打官腔，以及照着讲稿念的呆板形象。我把这些体会还写了一篇‘几何人生’的文章。
我和父亲一样在生活上不多操心，家里由她们婆媳二人掌管一切，在家庭中成了甩手掌柜，我的孩子们有事也习惯先找母亲，时间一长孩子们也很少与我这个父亲交谈，交流就越来越差，甚至见面时都不知道该和孩子们说啥。现在孩子们更多用电话问候老爸，我只能应对几句，就把电话交给他妈。然而，老伴和儿女们竟有说不完的话。自己没多少话，又觉得老伴过于唠叨，尽说些没用的话。不过想一想，日常生活能有多少有用的话呢。我逐渐体会到父亲与母亲的区别。父亲想说‘有用’的话，但日常生活中并不多，只好少说；母亲尽说没用的话，而日常生活中又很多，这样母亲就唠唠叨叨，父亲就少言寡语。况且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对内生疏，少管闲事，女人只好唱主角，又总怕孩子们听不进去，就反反复复，说个没完。这就形成了家庭分工和角色的区别。
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个妹妹，他是老二。长兄外出谋生，战乱阻隔，再没回来，于是父亲就担当起长子的责任，在战乱和社会变革中支撑起不断离散的大家庭，竭尽全力，安顿了众多亲友，在太原落户，上学和就业。他性格善良，严守家风，首善孝为先，把孝当作责任。抗战刚刚结束，他的工作刚刚稳定，就把自己的家属接来，以减轻老家的负担。接着又为长兄全家团聚谋划，把家属接来太原，但战争阻隔，交通已断，滞留了很长时间。后来搞到三张高价机票，才送到陕西而团聚。其后我叔叔和姑姑来到太原，他给叔叔找工作，安家落户，让姑姑上学后工作并成家。其间他还安置母亲方面的亲属，我姥姥和两个舅舅，还有姨姨家相继也来到太原，父亲帮他们找工作，安家落户。此外还有父亲的伯父等其他亲戚。这样从40年代末开始，十多年中，我家亲友不断，成了个接待站。父亲前后帮助了数十人。父母在经济和精力上都付出很多。父亲一人辛苦赚钱，收入不多，要养家糊口，还要接济亲友，因此家里经济一直困难，但父母无怨无悔，无私付出，不求回报。至今这些亲友的后代，依然心怀感激，视父母为恩人。父母做了很大牺牲，当即将苦尽甘来时他们却过早离去，而在贫困中度过了一生。他们无私地为别人活着，积德于世，惠及众人，也滋育了后代，落了个好名声，留下一份精神遗产。但清苦的一生，却也给子女留下过多无法弥补的愧疚和遗憾，常常想，他们如果能够活得更长该多好。
成年后，我逐步理解并更敬重父亲，因为我也是长子，虽然时代已经不同。当我有了一定能力时，也力所能及地帮了一些亲友，当然已经不是经济上的支持，更多的是就业和工作调动等，数下来也有不少人，父亲当年帮助过的亲友我也都出过力。这也是对父亲曾经付出的一点补充，也算是子承父业的一部分。
常言道‘大爱无言，父爱无声’。爱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作为父亲，身为男子汉，对子女的爱，往往深藏于心。父爱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而是用行动。后来有了子女，我才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父亲的爱，而父爱尽在不言中。
今年父亲离开我们整四十年，明年是他百年诞辰。做为他的长子，谨以此文寄托对父亲的缅怀之情。
写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