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考尔：毛泽东既狡猾又浪漫

麦克法考尔：毛泽东既狡猾又浪漫

　　今年82岁的麦克法考尔是英语世界中研究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执牛耳者。但他最初并没有一心作中国研究。1955年，他曾受业于费正清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系，当费正清对寥寥五六个学生说中国有一种占据心思的魔力时，他还在心中默默说“不会是我”。硕士毕业后，先生仍热衷于政治和新闻，但是在费氏的鼓励下，他将已经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进行删减，拿到博士学位，亦从此正式走上学术道路。

　　与纯粹的学院派不同，先生履历颇丰。早年曾致力于政治，当选过英国议员（他是英国人），同时也当过记者——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因为只当议员养活不了家。他还创办过至今都是中国研究的重要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先生曾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高层会议的议事程序顾问。曾在哈佛任教的李欧梵在其书中写到“开会时遇到程序上的难题，校长都会和他耳语，向他请教，全是绅士派头”。

　　先生是史学大家，而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访华之前，特别向先生请教关于中国的问题。先生建议蒙哥马利问问毛泽东接班人的问题，并猜毛泽东肯定会答是刘少奇。所以他还特别建议蒙哥马利接着问刘之后是谁。是年9月24日，毛泽东便借着蒙哥马利的这个提问， 第一次向外界明确表示，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而“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虽然年逾八旬，先生的记忆力还是很惊人。我作毕业论文时常常和他谈及某段史料，他往往转向办公室那满墙的书山，准确指出某本书的某个篇章会有提及。我曾问他何以能够达到这般本领，他开玩笑说“全靠父母遗传”。

　　2010年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给另一位教授举办学术庆祝活动。若不是彼时费正清中心代理主任在几百人的讲堂致辞时，说也祝先生生日快乐，大多数人恐怕并不知道当时也是先生的八十大寿。而当时我巧好与先生邻座，坐在讲堂最后一排的边缘，他表情极为平静，和茫茫听众毫无区别。反倒是几天之后，先生欣然和我们十几个学生到一家拥挤的中餐馆大吃一顿，庆祝我们所上他的研究生课程结课。当时天寒地冻，而屋内大家天南地北，其乐融融，此情此景，至为难忘。

　　先生曾分别于2011年2月和2012年8月两次在办公室接受笔者的采访，本文即由这两次采访组成。

　　毛泽东既狡猾又浪漫

　　问： 从个人角度你如何评价毛泽东？

　　答：我认为就像很多中国同行说的那样，毛泽东很明显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革命者，某种程度上他不像斯大林、列宁那样是一个冷酷的、精准的规划者。因为他在动乱中成为革命者，并陶醉其中。1949年以后，他远离革命，他发动但是不直接参与革命。作为一个政治家，温和地来说，他很狡猾。也许所有的政治家都狡猾，但是他操纵高岗事件的方式、1957年”百花齐放”、”引蛇出洞”和开展反右运动，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肃清跟随他三四十年的高级领导人，在这些事件中，毛很狡猾。就他和他的同僚们的相处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是从总的革命来说，他崇尚革命中的人海战术，又是非常的浪漫主义。

　　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很难把他身上革命者的性格分隔开。但是还是那句话，他某种程度上非常的浪漫。他非常依赖张玉凤，毛泽东把这个年轻的女士带回家并且极度地信任她，他们曾经吵过架，张玉凤离家出走，但是毛泽东倾尽全力把她又找回来。但是另一方面，他似乎一直让自己远离正常的丈夫和父亲的情绪。他在延安时期和江青有过某种形式的爱情，但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段感情什么时候褪色的。他对抛弃妻子（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没有任何后悔，他似乎也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关心孩子的父亲。我说“似乎”是因为外人无法从远处判断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些亲密的事情。或许你就会说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领袖为了他们的事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远离那些普通人的情绪，但是他却比这些人更过分。

　　共产党不能没有毛泽东

　　问：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七分功三分过”，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功过比例？

　　答：邓小平必须那么说。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犯了一个大错。因为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他也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名誉，因为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合法性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照片依然挂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原因。但是我想把它反过来：七分过，三分功。

　　三分功是因为他领导共产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在一个世纪里第一次给中国带来和平团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这之后，两次针对反革命的运动、血流成河的土地革命、打击腐败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所有的这些运动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具体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的数据就是毛泽东说八十万人在这些运动中死亡或者被处决。但是这些运动也没有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

　　而这些运动比起大跃进的规模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三四千万的人死于大跃进，这些人本不应该死。毛泽东浪漫地相信通过农民的艰苦劳动就能完成跃进，他也不接受大跃进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些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结果就是很多人死亡，然后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许没有在大饥荒中死的人多，但是整个国家陷入可怕的动荡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在1949年给中国带来的和平团结被彻底破坏了整整十年。

　　问：毛的遗产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还有意义吗？

　　答：共产党也知道因为腐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等，共产党的合法性比起1949年刚执政的时候要削弱很多。但是现在毛还具有合法性，邓小平一直把毛泽东的照片挂在天安门上，他们一直坚持忠于毛泽东思想，当然没有人去查阅毛的作品然后决定他们的政策，但是他们迫切需要毛来让他们的统治显得合法。

　　只有两件事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合法，一个是作为建立者的毛泽东，如果他的名声被完全玷污的话，共产党将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第二个当然是经济的发展，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共产党就会说：“看看我们为中国做了什么，我们是合法的统治者。”

　　毛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发展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已经持续了特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终究会有问题，那时候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合法性就会消失，就只有毛主席了。所以你必须让毛主席一直在那。

　　问：所以你认为中共领导人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式其实和邓小平1981年决心总结文化大革命，给毛泽东的错误一个评价一样，必须清除坏的东西。经历过苦难时期的人们需要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一个他们为什么那么做的解释。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人们在斯大林时期遭受的苦难必须被消除。

　　但是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运气好，他还可以依赖列宁。斯大林的坟墓最终被挖，但列宁的墓到今天一直存在。如果你拿掉毛泽东，有谁可以代替呢？没有人。如果有天共产党说我们要拿掉毛泽东的像，说我们不再坚持毛泽东思想了，我认为那将是共产党开始消亡的一天。

　　问：可以说前段时间的重庆模式是对毛的遗产的另一种挖掘吗？

　　答：我认为重庆模式有点像骗局，但是这个骗局的能量让它变得真实，正是这种能量让北京害怕。我不认为薄熙来是一个毛派，大家都说他父亲是个忠诚的毛派，所以理所当然他也是毛派。但是他父亲曾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我不认为薄熙来或者这个时代中的任何人是毛派。薄熙来利用了两件事：一个是老百姓对腐败和犯罪勾结的愤怒，另一个是在中国社会身份的缺失。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基督教传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人知道要去信什么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再是人们寻求的东西。人们在寻找一些社会的概念，但是至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家有。我认为薄熙来复兴毛泽东主义的歌曲和他做的一些好事，比如给贫困户提供便宜的住房等等，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认为重庆模式是被有意设计去振动北京领导层的。“嗨，看我在做什么，人民喜欢我，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受欢迎，所以你们不能踢我出局。”

　　但是在北京却造成了相反的影响，他们很担心。首先，中央政府不喜欢被看上去在处理犯罪和腐败上无能软弱。其次，他们把他看成——用中国出名的老话来说——眼中钉，他们想打压他，因为他是领导层的威胁，他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对绝对领导者不再有兴趣。他们不想让这个有强大个性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去施加影响，他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独裁者。他们喜欢现在的方式，每个人得去适应它，但他不会这样。

　　也许有一个真正担忧：薄在重庆的这种政治会导致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温家宝就曾表达过这种担心。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它以骗局开始，但是一旦让这些事情运转起来，就会有自己的逻辑。温家宝认为，或许胡锦涛也这样认为，这会成为另一场运动的开始，这确实会成为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认为重庆模式确实是一个模式，很多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觉得把毛泽东主义理想和消除贫困、制裁犯罪结合在一起很好。不仅仅在重庆，在重庆之外也是这样。

　　问：那么你怎么看待民间对毛的遗产的态度？

　　答：现在在中国有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新左派，人数众多。他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严重腐败问题非常担心，而且他们相信采用一些毛泽东式的方法可以防止腐败，当然这也会阻碍繁荣。理所当然地有人想回到毛泽东领导时期，那个时候国家似乎没有腐败，也被很好的领导着，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特殊时期。他们相信被带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腐败这样恶劣的社会破坏。

　　过去一些年我和一些中国人聊过，这些人年龄很大，知道共产主义时代是什么样子，他们说现在的腐败比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多，当然，腐败也是国民党失去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种对过去浪漫主义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些中国领导人想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那似乎是一段稳定的时期，那时候中国正期望按照苏联的经济路线向前发展。所以你可以想象会有人说：“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终会倒塌，我们必须去改变它。”

　　我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的时候看到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毛泽东狂热：毛泽东成为了家庭的守护神。我没有参观过农民的家，但是有故事说农民的家里摆着佛像和毛泽东的照片。他一直被家庭所喜爱。除了沿海的三、四亿人，这个社会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教育还是非常有限。所以人们把毛泽东当成护身符，向他寻求保护一点也不新奇。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辆挡风玻璃上有毛泽东照片的出租车撞上了一辆公交车，公交车司机死了，但是出租车上的人都没事，尽管出租车要小的多。所以这也刺激了把毛泽东当成家庭守护神来崇拜。

（本文作者：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