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过后，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第一， 学校里调来了新校长，姓董，胜仔他爸已调往它处。 第二，公社里的小型发电站已建好，每天天黑发电，到晚上十一点停电，这样，我们基本上告别了煤油灯时代。
自然而然，我升初二了。初二的数学老师是叶志勇。叶老师二十六七岁吧，毕业于上饶师专。他师专毕业时，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说，有一天晚上，遇上了敌对的造反派组织，幸亏及时钻进了下水道，不然真有性命之忧。听他讲打派仗的故事，常常心惊胆跳。那时太小，很多的疑问老是没有答案。比方说，下面两条语录常叫我不知所然。
第一条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第二条是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就拿造反派来说，两派都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这样，他们不可能成为敌人啊。因为，如果是敌人的话，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目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嘛。既然有共同的目标，又何至于不共戴天，打得死去活来？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苏美争霸，说明他们是敌人，苏修是我们的敌人，美帝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呀。敌人的敌人应是朋友才对，不是吗？怎么美帝也是我们的敌人呢？这些问题都太深太难，我的小木瓜脑袋无法想得明白。
还有，记得以前林副主席是永远健康，主席才是万岁，这个实在难以理解。永远应该不比万岁短吧？永远健康，就是永远没病没灾，红光满面，既有质又有量，那可比万岁强太多。万岁只是指活得长，质量上完全没有提及，很可能有个伤风感冒什么的。为什么林副主席反而永远健康？
叶老师给我们讲几何。叶老师教得好，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它。几何教人讲道理。先假设几条没有异议的公理，再加上几条大家都认同的逻辑，其它结论都依公理和逻辑而来。谁都得讲道理，光凭权威可不成。比方说，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得有理有据，不能说看起来一样，所以全等。也不能说两个三角形很像，太像了，所以相似。书上的题目，我都做了。有些证明题，需要添加辅助线，我也想得出。不少同学都不喜欢几何，觉得太难，我常常纳闷，几何难吗？学相似三角形，能够利用太阳的阴影测树高，真有趣。
大家都说，老三届厉害，基本功扎实，我们不能和他们比，至少差一个档次。我心里不服气，难不成他们有三头六臂？书上的题目我全会，再厉害还能怎样？后来才明白，我们书的内容还不到他们的三四成。换句话说，就算我们的书能拿满分，也不过他们的四成。
我们班总共只有四个女生，分别是：丁小琴，李书莲，饶根秀和李小英，其中丁小琴成绩最好。她们都比我大。丁小琴已经有了相好。他是大队开拖拉机的，他爸爸是公社开汽车的，都是吃香的行当。大家都叫他义仔，我也这么叫。按理我是不能这样叫的，因他大我不少。他的媳妇既然是我同学，他只能认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出了一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彩色的，轰动一时。可惜只能在城里放，大家都望洋兴叹。后来，托丁小琴的面子，她公公用敞篷的解放牌汽车把我班学生和老师载到县城，大家才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电影。电影院真好，除了有靠背椅，还有冷气。窗帘一拉上，天就立马黑了，比夜还黑！第一次看带颜色的电影，还在想，这颜料都怎么涂上去的呀？看到潘冬子刀砍胡汉三，大家欢声雷动，拍手叫好。看完电影，大家都说：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那时批林批孔，大字报铺天盖地，声势夺人。我亲眼目睹老师们是如何写大字报的。通常都是找份报纸，挑出其中一篇文章，除了头尾改改，其他部分照抄。比方说，人民日报说，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你就把这部分缩小一点，换成信江两岸，就成了贵溪县了。从那时我就明白了大字报的写法，对以后的作文不无小补。
爸爸周末进城，有时也带我去。走二十来里路，还能对付。到了城里逛逛书店，吃一碗阳春面，或者肉丝面，算是开洋荤了。有一次往回赶路的时候，口渴得紧，路旁又找不到水井，快受不了了。爸爸想起一个朋友，杨树环老师，在柏里中学教书。于是我们找到杨老师家。杨老师热情好客，给了我一个红红的苹果。那是我第一次吃苹果。又香又甜的红苹果！
从杨老师家出来，爸爸告诉我，杨老师是右派。杨老师是我第一个亲眼见过的右派。想起他给我苹果时笑嘻嘻的模样，心里一股暖流。多么和蔼可亲呀，右派原来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