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世界: 这世界若除去基督教的约束，会发生什么事呢？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诗篇十四篇 1 节 这可以说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黯淡的一段时期。那时候法国全然崩溃，美国尚未介入，丘吉尔道出朋友和敌人心中共同的一个问题：「英国也会投降吗？」这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演说，里面有一句话：「魏刚(Weygand)将军说，法国的战争已经结束，我预期英国的战争将要开打，基督文明的生死存亡就看这场战争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可以算是本世纪最顶尖的一位——明白基督教与文明礼仪之间的相关性，与新异教主义和暴政完全成了对比。按神的旨意，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得胜了，但是基督教失败的地方，便是让各样的恶行仍然猖狂不绝。 残暴的廿世纪 从人类彼此残杀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时代像廿世纪一样的凶暴；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科技也导致了大量的死亡，但是总括言之，现代人拒绝神才是廿世纪凶残特质的主因。有一位哲人如此说：「十八世纪圣经被扼杀；十九世纪神被辱杀；廿世纪人被残杀。」 二个世纪以前，在所谓的启蒙时代，人对圣经的信心开始瓦解。接着一世纪之后，人对神的信心也瓦解；例如，尼采就是第一个宣告「上帝死了」的人。到了廿世纪，这种错误的思想达到顶峰，终于导致恶果——人类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杀。曾经有个人在墙上涂鸦写着「上帝死了」，下面签名「尼采」；在那行字的底下，结果又出现了「尼采死了」，签名是「上帝」的字眼！真是有趣。 在一个人本主义或无神论的国度里，最可怕的是，没有一个比「人」更高一级的单位可以让人上诉请求。 美国建国者说，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每个人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我们的权利不是政府赐给的(政府可以随其所好而决定赐与或剥夺)，而是上帝所赐，不可剥夺的。我们可以越过「人」，越过「政府」，同神本身去祈求；但是在人本主义者的国度中，只集中在有人，没有别的。人本主义者的国度势必导致独裁与暴政，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说的：「如果上帝死了，那么凡事都可行了。」 无神论的束缚 从人本身所思所想的结果，势必带来不可避免、无法抵挡的灾害，正如同水势必从有破口的水坝流出一样。圣经有言：「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章 7节)一个民族的心如何思想，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怎样的世界。我们的思想势必产生结果；特别是我们对神的看法会带来最重要的结果。 从「不信」的心所带来的结果是真实的，而且是非常悲惨的。没有任何一种信念可立即看见它所带来的结果；就像水坝裂开的时候，全村的人们可能都还平静安稳地在睡梦中，而当水钻进每一个缝隙和裂痕，积满每一个坑洞时，终于成了一个死黑潭，青山绿草良田便化为乌有。「不信」和「无神论」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如此；它乃是慢慢地渗入人的思想和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以及哲学和文化之中，最后终必带来不可避免的死亡。 人一旦否定上帝的存在，必立时掉入一个物质的宇宙。无神论者把宇宙一分为二，去除掉属灵的部份，只保留了物质的宇宙——认为仅是纯粹的物质在活动而已。 尼采 在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尼采给了无神论最大的助力，他描述一位疯子拿着火灯笼跑进城市广场，在桌子底下、板凳下面左看右找，口中喊着：「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死了，我们把祂给杀了。」这是一件大事；不过尼采说时候未到，只是必将会来到。无神论者说，尼采是位大先知，他所预言的在十九世纪尚未成熟；但必将在廿世纪逐一应验。 著名的史学家保罗强森写了一本有关廿世纪的重要历史书《当代》(Modern Times)，便是针对十九世纪无神论的划时代议题而写下的评语： 尼采在 1886年写道：「近代的最大事件——上帝死了，亦即基督教的上帝再也无法立足的这件事——已经在欧洲围下了第一道阴影。」在较进步的民族中，宗教的驱动力已经式微，而且最后必崩塌留下巨大的真空带。而现代的历史便是大部份在记录那个真空带是如何被填满的。 填满那个真空带的历史有；极权国家、成千上万的人失去自由、集中营层出不穷、俄国古拉格集中营的建立、堕胎增加、杀婴、安乐死、自杀、犯罪率失控、历史上最野蛮的战争。强森说，《当代》的时期是从1919年开始算起的，那年科学家借着日月蚀肯定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被证实之后，人们就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相对的宇宙。 由于领袖们、作家们接二连三地推波助澜，大众的反应便将相对论的观念从天文、物理的领域带入了艺术、人文与道德的范畴中。于是，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没有领航的世界，漂流在相对的宇宙中」，因此「招徕」了「帮派式的政客」(如希特勒等)。爱因斯坦本人强力反对相对论入侵人类道德的领域；他说，相对论应是应用于物理方面，而不是伦理道德方面。强森说，尽管爱因斯坦抗议，大众对相对论的反应仍然篡写了廿世纪的历史。 道德的相对论 对无神论而言，这世间根本没有客观的道德标准；进化式的人文主义和各种无神的理念、模式，多年来始终要尝试建立某种道德规范，但却失败得很惨。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并且说他们行了「可憎恶的事。」(诗14章 1 节) 这并不是说所有无神论者都是不道德的人。事实上，有许多很善良的人是无神论者，不过他们的良善是从基督教那里挪过来的「资本」；不是「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是「尽管」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还是善良的。就如有些基督徒是莽夫，而且数目可能还不少呢！「尽管」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仍旧很不可爱(但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诚如鲁益师所指出的，街上那些年轻善良的不信者，如果能够信主一定变得更良善；但如果街上一位刁蛮的女士自称是基督徒，而基督的影响并没有改变她的生命，那么，我们只能恳求老天爷帮助我们了！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创一套道德律，并写下六条、八条，甚至十条的生活准则。你现在就可以拟订一套道德律，但是却不能强迫别人遵行。这一点人本主义者似乎忽略了。 米切纳(James Michener)最近上了「展示」(Parade)杂志的封面，所附的内文标题是「我是人本主义者」。他后来说： 如果你要控告我是最恶毒的属世人本主义者，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控诉。……我是个人本主义者，因为我认为，人性藉蓍持续恒久的道德教导可以建造相当讲理且有礼的社会。 这实在很有趣，不是吗？米切纳先生，请问持续恒久的道德教导从何而来？当然不能从你的书籍去找，但我们要去哪里找呢？这点我们必得注意，因为他并没有列举出一些人类不必藉此宗教而建立的「相当讲理且有礼的社会」。史学家杜兰倒是比较有学问或者说比较诚实，他也是一位人本主义者；在1977年二月号的「人本主义杂志」(Humanist Magazine)里，杜兰——这位廿世纪的顶尖史学家说： 此外，我们将会发现，若没有「超自然」的安慰、希望和恐惧来加以支持的话，要「铸造」一个强势的「自然」道德律来维持道德的节制和社会秩序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不必藉由宗教的协助而能维持具有道德的生活。 拿破仑说，他眼里看见的人们都是没有神的，他指的当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他说：「对这些人不是用管理的，而是一枪把他们给射杀算了。(因为他们已经堕落到野兽的层次了)。」 存在主义作家沙特非常清楚这点，他知道如果把神去掉，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就是把神给废掉了的一位。他说：「没有神所有的活动都是同等价值的。因此，一个人独自喝得酩酊大醉或者一个人是一国之领袖，两件事的价值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你看到一位老妇人正要过马路，于是你停下车来扶她过去，或是你就向前直开把她辗过去，两者都可行，也都无所谓。也不管你是白衣天使南丁格尔还是黑道首脑卡彭(Al Capone)，都是一样、都无所谓——反正没有神，所有的活动都是同等价值的。 今日的现代思想家们可有人真正了解沙特所说的话吗？至少有一个人明白。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者兼领导者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如果有所谓的绝对道德，那势必是来自人类情境之「外」。他写道：「如果有一位人士可以写出一本有关道德的书——真正有关道德的书——那么这本书一定会像一颗炸弹粉碎世界上其它所有的书。」维特根斯坦不相信有这样的书，因为他和沙特一样拒绝接受神和祂的话。但是这些人知道(不像现在许多人根本不明白)如此一来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过去几十年来，在这个国家里上帝已经被赶出大众领域，其彻底的程度和人本主义者所能做的不相上下。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了宗教，我们是否仍持守道德？华盛顿总统曾经再三提醒我们要持守。波斯特盖洛普(Pollster George M. Gallup,Jr.)对当前状况的评断最为确实，他说：「美国目前正面对『最严重的道德和伦理危机』，必须找到精神层面的答案来解决它。」至少他知道要到哪里去找解决方案。 悲惨的结果 几十年来，学校教导孩子没有所谓的绝对道德；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士师记最后一节经文写到以色列的状况说：「各人任意而行。」(士25章 21 节)今天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是这样。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在新闻中听到如此任意而行的结果，比如年轻人为了芝麻小事而杀了另一个人。波士顿大学教授奇帕崔克(William Kilpatrick)写了本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书，很有帮助，书名是《为什么强尼不能分辨对错》(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他认为今天的孩子是一群「道德的文盲」，他写道： 年轻人被迫去探究什么是「价值」和「美德」，这些是他们从来不知道的，或者知道得很少。最近全美对1700位六到九年级的学生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份的男孩子认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强奸是可以接受的。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女孩子居然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因此，无神论在社会当道之时，道德的相对论就跟着而来；道德的相对论当道之时，则没有一件事是神圣的，人类的生命也变得低贱而无价值，就如同基督未降生之前的世界一样。显然地，有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堕落得更为严重；美国社会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比起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人类生命的贬值 当你贬低上帝时，你就是贬低了人类的生命。希特勒为什么会毫不留情地杀死六百万的犹太人和成千上万其它的人？他们怎么能对人类同族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杀一只老鼠你会有困难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恶心。杀一只蟑螂怎么样？你敢一脚踩死一只蟑螂吗？而人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你也许会说：无聊！什么形像？什么上帝？啊，难道你不知道尼采已经宣布上帝死了！人是理性的？你说到哪里去了？难道你没有长眼睛？看一看你的周围？看看一幅画、一些雕像，听一听音乐，读读诗或去剧场走一趟。人根本就没有理性！每件东西都是荒谬的！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还记得斯大林说的话吗？他说，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 人的内涵意义 人类是什么？「上帝按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有知识、公义与圣洁，让人掌管万物。」(这是1647年西敏寺信仰告白声明中的简要教义第十个问题的答案)。人是至高神的孩子；他的生命赋有上帝所命定的目的与任务；他注定要与造物者永远同居天堂。这是针对「人是什么」的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则完全不一样：人是复杂的动物，和猩猩有关，从最原始的流液，经过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联，而从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来，爬上树，然后再从上面下来，哇塞！我们就这样来到世上！是猩猩的表亲，和天竺鼠、老鼠也有远亲的关系。 你对「人是什么」的回答会影响你对他人的行为态度。需要我提醒你我们国人怎样对待天竺鼠和老鼠吗？如果我们把人类看成和它们一样，那么我们就会对待他们和天竺鼠、老鼠一样——希特勒就是有这种看法，才会做出那些不人道的事。 进化论对人类的看法在十九世纪开始流行，到了廿世纪达到成熟的高峰，大大地贬低了人类在地球上的价值。哈佛大学的教授迈尔(ErnstMayr)是本世纪的进化论大师，他写道：「人类今天的世界观受到进化论的左右——宇宙、星宿、地球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是经过长时期的进化而成的，并非是事先预定或设计规划出来的。」 无神论的进化论者对人类有何看法呢？人是否是高等的动物，出身高贵，有崇高的未来？底下是几位进化论者的说词： 「只不过是一种昆虫，一只蚂蚁……」(丘奇，Church) 「只不过是一个小行星表面的藓苔而已。」(莫里，Du Maurier) 「一条绳子越过深渊。」(尼采) 「小马铃薯和少许……」(吉卜林，Kipling) 「一个笑柄、一场梦、一场戏、泡沫、空气……」(桑伯瑞 Thronbury) 「一只没有毛的猩猩」(叔本华) 「一根偶然冒出来的枝子」(古尔德) 对这些无神论者而言，人类不过如此，事实上根本什么都不是！而我们的下一代从幼儿园到研究所都是一直如此的被教导着。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当然绝不是只此一位)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说：「我认为人和沙粒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噢，人竟然从藓苔上降级呢！ 对人的罪行 人一旦接受进化论对人生命的观点，那么侵犯人的可怕罪行就会发生。共产主义者以为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马克思预言，当工人革命成功，政府就会零，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普罗大众就能和睦共处。但是诚如保罗强森所说的：「廿世纪的经验强烈显示乌托邦主义其实已和帮派主义相差不远了。」 例如在纳粹时期的德国，犹太农夫成千上万地被载往俄国各地，他们挤在火车的货车箱内，没有食物，经过千哩行程，期间有五天、十五天，甚至廿天之久，都不得走出车厢透口气。其中有许多人死了；而活着的人则散居各地。他们被分离，被改变，并有各种残酷的折磨加诸于身上。 当我们举出被杀的统计数字时，我们的心也会变得刚硬，因为那些只是数目字而已。然而他们全是活生生的人呀！更别提残废的人数有多少了。我想起一个小男孩，他因着饥饿——他和家人都没有东西吃——而偷了一个马铃薯，一个马铃薯而已！结果被逮到，他们先打断他的右小腿，再打断他的左小腿，然后打断他的两条大腿，最后丢下他自生自灭。 以后这个男孩的腿没有正常愈合，结果脚向外长得像螃蟹一样，他的骨盘离地只有几寸，脸孔则永远向着地面。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到了古拉格劳改营，但他因为实在无法站立的缘故，根本无法工作。于是他们就偶尔丢给他一些剩菜饭；而他只能像螃蟹横着走路捡拾起那些菜叶。那时候他大约年仅十四岁；他们却根本不管他还是个孩子，是那么无助，又不能保护自己。唯有当你把人看成毫无价值，只是时间和机率的产物时，你才会以如此的态度去对待另一个人。因此，当基督教具有约束性的影响力从一个国家或又化中被除去时，那么随之而来的必是接踵而至的灾难。廿世纪中，这样的事一再重演。 希特勒的血腥记录 希特勒憎恨上帝，是道地的种族歧视者，想要把他认为是人渣的族类全然除去。他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这些人大部份都表明自己是基督徒)、斯拉夫人、波兰人，及其它被认为较低等的民族。 纳粹想出一套办法逼迫犹太人工作直至死亡之日；一旦他们无法劳动，就把他们消灭。纳粹甚至不想花钱买子弹射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于是用一次解决许多人的瓦斯方式。有时候为了节省瓦斯，就减少用量，结果当瓦斯室打开时还有许多人没死呢！ 大屠杀中第一批的受难者是七万名精神病患和所谓的「不可救药的」人。而抗议这暴行的公众声音只来自两位勇敢的基督徒领袖。因此，实际上大屠杀一开始时即是采安乐死之方式，到结束时共有六百万犹太人和九百万至一千万其它的人(大部份是基督徒)被杀。 下一次若有人再说那古老的谎言——比较多的人因基督之名而被杀——之时，你就用事实来修正他。诚如保罗强森所言，廿世纪的「国家」是「有史以来的最大杀手」。专栏作家索布拉恩(Joseph Sobrarn)谈到，世俗论者不断地挑剔过去以宗教之名所犯的罪，却无视于本世纪以「反宗教」之名所犯的罪行： 他们的目光惊恐地锁定在几世纪以前所犯的恶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廿世纪的真实状况。廿世纪有大屠杀、种族灭绝、制度化的恐怖主义等，这些恶果都是因为世俗国度迷信「解放」之故，甚至当它攻击到人类最根本的依附关系时，人们仍不知醒悟。 结论 在一世纪以前，大文豪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代表美国国务院出使英国，在一个晚宴上，有一些人嘲笑攻击基督教(特别是宣教工作)，他大声疾呼： 我挑战任何一位怀疑论者，让他在这地球上找出一个十平方哩的地方，在那儿人们可以平安而有尊严地生活，妇女受重视，婴儿和老人受尊敬，人们可以在那儿教育子女；而这个地方尚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去铺路开先锋。如果怀疑论者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鼓励他移民过去，到那儿去传讲他们的「不信」。 信息主要翻译自《WHAT IF JESUS HAD NEVERBEEN BORN?》 by Dr. James Kennedy and Jerry Newcom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