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以及和大杂院有关的往事
（二）西河沿、琉璃厂一带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家从北外大院搬到南新华街15号外院附校宿舍之后，我和妹妹就近上了南新华街小学（在北外的童年生活，请参见我的另一篇博文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37859/201002/11988.html）。我的小学同学们大多住在西河沿及琉璃厂一带的胡同里，清一色的灰砖大杂院。那时我家住的是楼房，为此曾引来过同学们渴慕的目光。我站在窗前，居高临下地望去，偶尔也会生出一种鹤立鸡群之感。
我那时是班里的宣传委员，职责之一是寒暑假为同学们送电影票到家，因为工作的缘故，当时班上每个同学家门儿朝哪儿开，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送电影票我都是从家里出来先走到西河沿儿，然后是香炉营头条，二条，然后椿树头条、二条，再绕到琉璃厂，……走上这么一圈儿，全班同学家就都走到了。
我同学们都住在这些胡同的大杂院里。同学的家长们和大杂院里的其他住户，都是些普通劳动者，工人居多，当时他们被称为领导阶级。时代给了他们一顶光荣的帽子，让他们深信自己是这个国家当然的主人。可是现实的情况是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生存温饱长年累月的奔波操劳。人真神奇，可以在精神境界与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地穿梭和转换，使自己产生幻觉体验，仿佛平庸和琐碎的生活为此而变得不那么平庸琐碎，并且充满着深刻的含义。站在这个队伍里人人感觉良好，有一种强大和统一的归属感，仿佛头上笼罩着光环……然而人们最终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甚至还吃不饱肚子，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扯远了，还是接着说我去大杂院的同学家送电影票吧。那时候说实在我挺喜欢这个差事的，送一趟电影票能用去我一整天的时间，我到每个同学家都玩上一会儿，去哪家赶上饭点儿一准儿有家长热情地留我吃饭，那种热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即使我是小孩儿也能看得出来，老北京的待客之道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点儿都不含糊。我记得那时无论我在谁家吃饭，原本那家该吃窝头的，就改蒸馒头；该炒素菜的，菜里也有了肉，而且大人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后来我妈知道了，就不让我再在同学家吃饭了。我那会儿也真不懂事，同学们家都很拮据，粮食又要定量，我怎么能吃人家的口粮呢？
我去大杂院去得多了，学会了许多北京胡同里说的话。比如管散步叫“遛弯儿”，管邻居叫“街丙儿”，走了叫“颠儿了”，穿制服的叫“穿官衣儿的”……这些话我平时不说，只有见了当年那些老同学才一块儿过一把说北京话的瘾。
我按大杂院的习惯称呼同学家长“大爷，大妈”，直到现在我和几个亲近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家长还保持着联系。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他们带给我的关爱。每次回北京见了面，我还是称呼他们“大爷”、“大妈”，他们也还像小时候那样“闺女”长、“闺女”短的叫我。这大半辈子的联系，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然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
大杂院有大杂院的特定习俗。当年大杂院里的很多老街坊们是在一起居住了几十年的，院里孩子们也上同一所学校，这种朝夕相处、日久天长的感情，就应了“远亲不如近邻” 那句俗语。街坊邻居们彼此照应着，谁家办喜事儿，娶媳妇、聘闺女，街坊四邻都跟着忙活；谁家有难处了，有病人了，街坊们都主动搭把手；平时谁家做了好吃的，先想着给街坊送过去；到了年节，各家互相走动、拜年、说吉利话儿。总之，亲戚都做不到的，邻居们办到了。
在大杂院里，只有每家居住的房间才属于私人空间，出了家门儿，院子就是个公共大客厅，是邻里间平日里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的地方。每到夏天，人们总喜欢在饭后拎着马扎儿、小凳子坐到院子里乘凉。吃罢晚饭，院子里、门廊中总是热闹非凡。大家自然而然地按年龄、性别分组，一边摇着扇子一边闲话家常。女人们总喜欢叽叽喳喳地东家长、西家短。老爷们儿爱侃些国内外的大事，政治也好，体育也罢，就没咱北京老爷们儿插不上嘴的，个个都是业余时事评论家。听北京爷天南地北，没边儿没沿儿，嗓门儿高八度吹牛上天，您可千万别认真，人家练的那是嘴皮子功夫，要的就是那玄乎儿劲儿，吹的过程已然是一种享受，形式远比内容重要，吹完了自己也就忘了。
我不知道这种吹牛侃山会不会让他们消耗太多生命，然而人毕竟需要一种凭靠，需要抓住点什么，无论身体还是灵魂。
大杂院里的生活是粗糙的，全院共用一个水龙头，人们需要走出院门去上公共厕所，老少三代住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细致。在粗糙的、琐屑的日子里，在吹牛侃山中，大杂院的人们把生活的煎熬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虽然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圈子，决定了一生都会在枯燥贫乏中度过，然而他们很少抱怨，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满怀希望地在平淡的日子里奔波着，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温饱吗？我说不清楚，但对于他们那种宿命般的认真、不屈和隐忍，我心中一直充满了敬意。
我相信那里的生命同样有着许多瑰丽的梦想和对生活的珍爱，可是生活的尘埃遮盖了他们的梦想，从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西河沿、西琉璃厂一带的时候，我回忆的背景是一片灰色，灰色的胡同，灰色的小路，灰色的大杂院。灰色是一种卑微的颜色，让我想到麻雀和老鼠，它们就像大杂院的人们一样，在苦难的条件下，在鄙视的目光里保持着自身的淳朴与生气，顽强地活着，生生不息。那些被我唤作“大爷、大妈、大哥、大姐”的人们，他们是人们眼中的平民，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却各自有着不同的浓重色彩，鲜活而生动。人有不同，但无高下，骨子里都一样，表现不同而已。
这些年来，北京大杂院已经被拆迁得剩不下多少了，人们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却又开始怀念起以往大杂院的温馨热闹。
我觉着人还是应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生活的舒适方便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些隔着岁月的怀旧常常是变了形的，掺杂着时过境迁之后的想像，过滤掉了当初许多不堪的东西。大杂院生活格局的形成毕竟是当初不得已而为之，那种生活没有隐私，直白而粗糙，它的本身根本就不值得留恋。我们怀念的归根结底还是大杂院里的人和人的精神。说起来那个年代邻里关系的亲近（也有很多明争暗斗），其实也只能局限于那个特定的年代，以现代人的心浮气躁、自私无情，就算住回了大杂院，友好而亲密的关系也回不来。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大杂院这个称谓来自民间，是亲情的、生动的，饱含着百姓对它纠结的情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听到这个词语，眼前就会浮现出我遥远的童年、故乡和一种结结实实的亲情，这已然是我血液里的东西，永远都无法更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