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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官南京中山陵“哭陵”事件始末

2011-10-04 22:56:02| 分类： 【历史档案】 |字号 订阅



国民党将官南京中山陵“哭陵”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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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老照片



1947年5月5日，古老的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400多名高级将领集体哭陵事件。他们齐集在中山陵灵堂前“哭灵”。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得许多人围观，游客中的女性甚至为之动容落泪。宁静而庄严的中山陵上空，顿时被一片悲伤的哭声所笼罩。


　　第二天，《救国日报》率先在头版披露了这一惊人新闻。第三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予以登载，于是各小报纷纷大做文章，最终导致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蒋介石每天必看报纸，当他看到这一消息时，顿时惊呆半晌，接着大为光火，大骂这些谒陵人简直“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


　　但等到情绪冷静下来后，他突然想，说不定这又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他派人把陈总长(诚)叫到办公室，对着战战兢兢的陈诚一顿申斥，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不明内幕，如坠烟海。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年多前，即1946年4月，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议，会后，国民党开始整编军队。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等待安置。这些编余军官除了打仗外，难有所长，离开军队后待遇降低，尤其是残废军官生计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

　　原来这事还得从国民党着手整编军队谈起。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会后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撤销了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


　　因为这些部门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战已不适用了。故将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一些非嫡系部队的士兵并入嫡系部队，而大多数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遣散编在全国成立的12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 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等待安置。这些编余军官除了打仗外，难有所长，离开军队后待遇降低，尤其是残废军官生计艰难。


　　当时有一个由蒋介石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这个团的任务就是负责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编余将领。那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到南京“中央训练团”的编余将领共有40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北伐、抗日战争。


　　另外也有一部分编余军官分送在中央警官学校接受训练。所有这些编余人员的待遇都很差，许多人为了一家老小生存，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


　　有位编余军官叫张清泉，他在警校受训结业后，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其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


　　将官班里有个陆军少将陈天民，抗战时曾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从部队编余出来时，他已是肺病晚期，五个孩子，大的不过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终日啼饥号寒，哪里还有钱治病? 1947年2月中旬，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吃安眠药自杀身亡。陈天民死后，尸体在家里停放了四天，最后还是将官班和警政班的同学，凑钱为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材……


　　为什么这些编余军官会受到当局如此“处理”?对此，当时的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曾私下透露︰“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领，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内战)，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选，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没有特殊表现的也一律清除。”这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脚了。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对当局日益不满，于是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的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一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于是又有人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人主张散传单。而一期的李模则认为，将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


　　这时又有人提议，几天就有一批人办退役，不久大家终将全部分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何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晋谒官邸、拦车、告地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经过一番暗中串联，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丁德隆、蔡忠笏、钟焕金、张际鹏、俞遇期、汤燕生，并拟定了祭文。

祭文内容大概如下：


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五日，学生丁德垄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三十六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

　　1947年5月5日上午9时许，除因故不能到场外，编余军官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400多人。他们全部身着黄色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齐集在灵堂前的石坪上。大家公推黄埔一期同学、34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先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


　　丁德隆等献花圈后即读祭文，读罢静默三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当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的石坪后，有几位将领相继作了发言，均对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


　　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 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沉痛的发言，使得众人含着热泪，相对唏嘘。那天陈天民的妻子带着三个幼儿也参加了祭陵，她领着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感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放声大哭，在场的人忙上前劝慰。然而，眼前光景已令大家触景伤情，联想到自己各人的家庭，以后还不知落到何种境地，一时个个悲愤难抑，禁不住纷纷号啕大哭起来，顿时声震陵园上空，有的甚至哭得当场晕倒，不少人还激动地高呼“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

从灵堂出来后，将官们又列队站好，主祭人发言，劝勉大家离开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几位将领也忍不住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

第二天，《救国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接着，《中央日报》作了报道，各家小报也相继发表文章，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

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骂这些谒陵军官是“目无法纪”，大声训斥陈诚总长，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这场震惊中外的哭灵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安。陈诚在蒋介石一顿训斥后，慌忙召集了黄杰(中训团教育长)、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

陈诚赶紧召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


　　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


　　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仍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最后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了信心。







丁德隆简介
　　丁德隆（1904—1996），字冠洲，辈名祖象，又名若望。1904年5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攸县高枧镇涵佳山一个农户之家，父亲霁堂，母亲洪氏，兄弟姐妹共六人，先生居五、五岁丧母，家道逆遭，每况愈下，生活拮据。为了生计，幼时出抚贺宅，在丁氏族校和长沙育才中学读书。

　　1923年冬，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筹办时，军政部派柳漱风等到湖南秘密招生，在长沙录取了100多人，丁德隆名列其中。到广东后先入大元帅府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学兵。1924年春，丁德隆成为讲武学校第一期的学生。程潜出任攻鄂军总司令后，留在学校的第一、二期学生在陈明仁、李默庵等人的策动下，要求并入黄埔军校，丁德隆与左权到了廖仲恺家里反映情况，11月，丁德隆等158人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

　　1924年11月毕业后，丁德隆留校任校本部副官处少尉见习官，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四团第六连中尉排长，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惠州之役中，身先士卒，身受重伤，送入广州东山医院治疗，出院后，任第五连上尉连长，后随军北伐。1927年9月26日，孙传芳的三个师乘大雾偷渡长江，迅速占领南京以东的栖霞山、龙潭车站，27日，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涂思忠）师部和六十六团在栖霞山遭孙部猛攻，战况吃紧，第六十五团团长李默庵派第一营营长丁德隆增援，打退孙部的多次进攻。在援军的支援下，于30日下午5时，国军克复龙潭。

　　1928年，丁德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六团团长。随后，丁德隆参加了第二次北伐和蒋桂战争。1929年12月1日，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率刘兴、龚浩两师和门炳岳的骑兵旅，沿郑州、许昌南进至驻马店地区，唐军的骑兵袭击第十一师陈诚的指挥所，丁德隆部增援将唐军骑兵击退。1930年5月，丁德隆随部参加中原大战，身负重伤。11月，丁德隆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黄杰）第六团团长。1931年，胡宗南在整编中将第一师独立第一旅旅长彭进之调为第一师副师长，独立第一旅旅长由丁德隆接替。1932年2月，杆首洪泰昌聚众2000余人，盘据泌阳东部山区。河南省主席刘峙令丁德隆率部进剿，洪部退据铜山顶凭险抗拒。丁部用迫击炮轰击，洪部全被歼灭。同年7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丁德隆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红军作战。10月9日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将红军优秀将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击伤阵亡。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大巴山区，建立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春，胡宗南任第一师师长。同得夏，蒋介石调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丁德隆、副旅长曾日晖率三团进驻广元。丁德隆因所部武器精良，十分轻视红军。红军乘其不备，分两路袭击广元，丁令副旅长曾日晖指挥一团守城，以另一团阻击南山红军，丁自己则率一团抢夺乌龙堡，红军居高临下，与丁部激战。丁部官兵畏缩不前，丁枪毙20多人亦无法前进半步。红军完成袭击广元任务后撤走，丁旅受到重创后，调回陕南汉中整顿补充。1935年1月，丁德隆独立旅接替了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旅部率2个团驻防广元，1个团驻防昭化。22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俘敌800余人，缴获枪600余支。作战中，红25师副师长潘幼卿、红88师副师长丁纪才、红三十一军政委张琴秋牺牲。红一方面军北上时，胡宗南命令丁德隆旅沿涪江北岸西进，抢占松潘城，从平武到松潘300里，大都是高山峡谷，急流险滩，并有岷山主峰横亘其间，丁德隆旅与红军隔江而行，红军向丁旅射击，丁旅反击。胡宗南命令他不要与红军纠缠，不管官兵伤亡，不分白天黑夜，向松潘急进。如此，丁旅前进速度大为加快，甩掉南岸红军袭扰，越过涪江上游，翻越小雪山，抢先一步进入松潘，红军转从毛儿盖北上。

　　1936年初，第一师南调湖南镇摄三湘，威慑何键。4月，胡宗南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丁德隆升任第七十八师师长，下辖两旅，以廖昂、李用章分为第二三二、二三四旅旅长。不久，丁德隆部回驻陕西，丁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第二纵队（司令胡宗南）第七十八师师长，10月22日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驻山城堡一带，11月20日，丁德隆部进点山城堡，被同学左权击败，红军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丁德隆受到撤职处分，以第一师副师长李文调任七十八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攸县老家养伤的丁德隆受蒋介石电召，抱病重返前线，抗击日军入侵，率部参加上海保卫战、兰封战役和武汉会战。1940年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以成绩第一名毕业后，当时胡宗南对第一军军长陶峙岳不放心，保荐陶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刚好丁德隆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胡想让丁长第一军，向蒋介石保举，6月15日，蒋介石特任丁德隆为第一军军长。次年5月25日，丁德隆出任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七军军长。1942年6月25日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4月20日，丁德隆升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辖第六十六、第八十三军和新编第七军。1945年3月8日晋任中将，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中央训练团将官班主任、副教育长。同年5月，丁德隆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德隆专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主管军官训练工作。1946年秋，丁德隆出任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副团长。

　　1949年5月，第十六绥靖区改编为第十一兵团，霍揆彰任司令官，丁德隆任副司令官，下辖九十七军（军长蒋当翊）和第一0三军（军长王中柱），6月12日，改编为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霍揆彰任总司令，丁德隆仍任副司令。1949年冬，丁德隆到台湾后，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受训于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二十—期，被递补为“国民大会”工人团体代表、并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

　　1991年元月1 日，丁德隆和邓文仪等100多位退役将领发起成立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丁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96年2月24日，丁德隆病逝于台北，终年93岁，葬台北国军示范公墓。
人物著作
　　晚年退役弃政，潜心研习道、佛、儒、耶各教之哲理，擅长篆、隶、楷、草各体书法，并有绘画技能，曾在台北举办过个人书画展。在著作方面有《大同大道》、《易经原理》、《心物一元观》、《道性真理》、《天人合一》、《自然循环定律》等著述付梓。
相关事件山城堡之战
　　丁德隆与左权同时进入广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同年11月，又一起转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第六队，既是湖南老乡，又是同学。

　　1935年11月，丁德隆升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围剿”陕北红军。11月20日，丁德隆部进点山城堡，红军决定在山城堡伏击丁德隆部。战前，左权以同学名义给他写信，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泯息内战烽烟，携手抗日，以免玉石俱焚。丁德隆对左权的好言劝告置若罔闻，反而回信左权，要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卷起苏维埃旗帜。21日，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后来，丁德隆在战斗详报中不得不承认彻底败在了他的老乡、老同学的手下。他讲道：此战“损失极重，混乱不堪”，“以现计约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山城堡战斗后，丁德隆被蒋介石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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